“誰是革命的障礙，就把誰搬開”，革命黨人曾以為“暗殺”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捷徑，所以當時暗殺成風，出現了不少刺殺死士和被刺殺的倒黴官員，有名的刺殺事件如徐錫麟刺殺巡撫恩銘，汪精衛刺殺攝政王載灃。最具有想象力的暗殺計劃大概要數陶成章，他嫌一個一個去找機會刺殺太費事，打算在北京開個妓院，等清朝大員們來happy時予以滅口，不過這事兒未能付諸實施。

暗殺=革命成功，革命黨人顯然太天真了。地球缺了誰都轉，殺幾個大官，清朝不會自動滅亡，有能力又想做官的人多了去，是殺不完殺不盡的——何況刺殺成功也不是那麼容易。

不過，革命黨人的暗殺也間接促成了清王朝的滅亡，不過不是革命黨人自己完成，而是借了袁世凱的手。作用最大的刺殺事件不那出名——彭家珍刺殺良弼。

良弼何許人也？

禁衛軍統領。京城內保護皇帝和王公貴族的部隊就是禁衛軍了，並非袁世凱控制，而是他的對頭良弼指揮。此人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非常強硬，反對起用袁世凱，同時反對與革命軍議和，主張堅決鎮壓。這樣一個人，自然成為革命黨急於除掉的障礙。

刺客叫彭家珍，四川人。他在良弼府外等候其回家，自報是良弼在瀋陽的心腹崇恭，趕來有要事報告，把良弼騙下車。待良弼發現對方並非崇恭，已經來不及——彭家珍扔出了炸彈，兩人都受了重傷，先後死去。良弼死前哀嘆：“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

良弼死後，載濤領導禁衛軍，但因為有良弼死在前面，他非常害怕成為下一個。最後，袁世凱連蒙帶嚇，把禁衛軍統領換成了自己的人——馮國璋。這樣一來，清王室失去了最貼身的保護，只能死路一條。

孤立看，暗殺並不能直接造成革命勝利，但用聯絡的觀點看，暗殺對革命有比較大的促進作用。

我們都知道在清末民初時期，政治暗殺事件風起雲湧，如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吳樾刺殺出洋五大臣、李沛基刺殺廣州將軍鳳山、彭家珍刺殺良弼、汪精衛刺殺攝政王等等。革命黨人前赴後繼，而滿清勳貴卻驚魂失魄、整日惶恐不安。我們都知道，在辛亥革命前夕到1926年廣州國民政府組織北伐的期間，革命黨都沒有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武裝力量。

然而，辛亥革命之所以能一舉而功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革命暗殺的功效。在暗殺如此風起雲湧的背景下，各地的督撫早已不敢輕易得罪革命黨人，即便發現了革命黨人的活動，要不假裝不知，要不“禮送出境”。汪精衛刺殺攝政王也是如此，並非出於滿清勳貴的仁厚，而是滿清已經漸漸失去了對天下的掌控。在此情況下，殺了汪精衛的話，日後其生活將更不得安穩。而進入民國時代，政治暗殺與血親復仇更是枚不勝舉， 如宋教仁、陶成章、陳其美、廖仲愷、孫傳芳、王亞樵等等都死於刺殺。

吳樾在其遺著《暗殺時代》一書中寫道：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為因，革命為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

此暗殺形態並不簡單等同於現今的恐怖活動，革命暗殺乃是針對滿清勳貴，而今天的恐怖分子卻將矛頭指向了無辜的平民。那麼，是什麼原因而引發了這暗殺時代呢？中國的暗殺政治，在秦統一天下之後，就已經基本結束了。而熟悉日本幕末時期政治形態的，都很清楚在日本的幕末時期，也是暗殺盛行的時代。而清末革命黨卻幾乎都有留日的背景，當時的日本是中國學習的榜樣，這革命暗殺的手段也是取法於日本。

而開啟日本與中國的暗殺時代，卻源於幕末的一場著名刺殺事件，即為：“櫻田門外之變”。1853年7月，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開啟國門（黑船事件），而其他西方列強也緊隨美國之後，紛紛向日本提出了通商的要求。日本面臨著空前的危機，而在日本的國內出現了兩派的政治主張。一派以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彥根藩藩主，戰國時期的德川四天王之一井伊直政之後）為首，見識了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主張和平開國。另一派以德川齊昭（水戶藩藩主，德川御三家之一）為首，強烈主戰(即攘夷派）。

兩派除在“開國通商”的觀點相左外，而在將軍繼嗣的問題上更是水火不容。第13代幕府將軍德川家定無後，按規定可由御三家（水戶藩因犯風水上的忌諱，而被排除在外）、御三卿之中迎立一位養子以作為幕府宗家的嗣子。井伊直弼主張擁立紀州藩（御三家之一）的德川慶福（14代幕府將軍）為將軍嗣子（先前幾任幕府將軍也來自紀州藩）。而德川齊昭卻主張擁立自己的兒子一橋慶喜（15代幕府將軍，被過繼給了御三卿之一的一橋德川家）為將軍嗣子。最終，井伊直弼在將軍繼嗣的問題上勝出，成功擁立了德川慶福為將軍嗣子。

水戶藩雖是德川御三家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卻是幕府宗家的命中剋星。日本天皇已經喪失權力近七百年，而水戶藩卻尤其尊崇儒家的朱子學說，在水戶藩帝二代藩主德川光圀主修的《大日本史》中，全書都貫徹了儒家的那種“大義名分”的尊皇思想。使得尊皇思想在水戶甚為盛行，被稱為水戶學說，而這也是“倒幕運動”的思想源頭。

最終，水戶藩因為在“開國通商”與“將軍繼嗣”問題上與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矛盾衝突。於安政6年（1859年），德川齊昭與越前藩（德川旁系）藩主松平慶永、尾張藩（御三家之一）藩主德川慶恕、兒子一橋慶喜（御三卿之一）等不時擅自到江戶城抗議，以詰問井伊直弼。德川齊昭等人的犯上，迎來了幕府的最終處罰決定。德川齊昭被勒令永蟄居（終身閉門），松平慶永等人也都受“隱居謹慎”（禁閉）處分不等。同時，受株連的公卿、大名、藩士等達一百多人，而吉田松陰（長州藩藩士，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主張武力倒幕）、橋本左內（福井藩藩士）等八人被斬首，此即為安政大獄。

水戶藩受此嚴重處罰（也有其他主張攘夷的藩被處罰），使得水戶藩藩士群情激昂。有些激進的藩士便決定暗殺井伊直弼以復仇，為免連累本藩，便紛紛脫藩而先成為了浪士。1860年3月，17名水戶浪士、1名薩摩浪士，被後世合稱為“櫻田十八士”，於井伊直弼進城的必經之路--櫻田門附近埋伏等候。雖然井伊直弼的護衛在人數上（60多人）佔有優勢，但因措手不及而被“櫻田十八士”得手，井伊直弼最終被取下首級，是為“櫻田門外之變”。

雖在“櫻田門外之變”之前，日本的歷史上也有很感人的武士為主人復仇事件，如赤穗四十七義士事件等。但“櫻田門外之變”卻是一場以政治為目標的成功暗殺事件，深刻影響了後來的日本政治。而後來日本有許多政治人物死於暗殺，如大久保利通、原敬、犬養毅、高橋是清、齋藤實等，亦是受“櫻田門之變”之影響。而中國清末民初的暗殺政治，又是深受了日本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