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建立了重要的文化機構 —書房：

書房及其文臣的主要職能表現在兩個方面 :政治上, 起草詔書、奉旨出使、率師出征 、主持典禮等① ;文化上, 創制文字、記注政事、翻譯漢文經史等 。萬曆二十七年, 努爾哈赤命書房文臣額爾德尼和噶蓋等人創制了滿洲文字②

天聰十年三月, 皇太極又改文館為內三院, 即“ 內國史院” 、“ 內秘書院” 、“ 內弘文院” 。其中內國史院的職掌是:“ 記注皇上起居詔令, 收藏御製文字。凡皇上用兵行政事宜, 編纂史書, 撰擬郊廟祝文及陛殿宣讀慶賀表文, 纂修歷代祖宗實錄, 撰擬礦志文, 編纂一切機密文移及各官章奏, 掌記官員陛降文冊, 撰擬功臣母妻誥命印文, 追贈諸貝勒冊文, 凡六部所辦事宜, 可入史冊者, 選擇記載, 一應鄰國遠方往來書札, 俱編為史冊。” ⑦ 這次改制, 使內國史院成為一個專門編纂實錄等史書的機構。可以說, 內三院以“內國史院”為專門修史機構, 在修史的分工上比文館更加明確。顯然, 這又向官署修書邁進了一步。

經過康熙、雍正朝的進一步發展 , 各項制度臻於完善。在這一過程中, 原來屬於內三院之內國史院所承擔的修書任務, 亦逐步被專設的史館所取代, 順康時期纂修實錄 、聖訓 、《明史》 、玉牒、方略、起居注 、當代國史等等, 均專設史館。儘管這些史館與內閣和翰林院關係密切, 但其相對獨立性已經顯現, 特開、常開 、例開以及閱時而開的史館都已出現⑧ , 史館基本格局形成。特別是常開的國史館、方略館 、起居注館 , 例開的實錄館以及閱時而開的會典館等, 構成了有清一代史館修史的骨架, 而這一骨架, 就是在順康時期形成的。

在雍正、乾隆時期, 清廷充分利用常開 、例開 、閱時而開、特開四類史館, 大舉興辦官方修史事業, 所成史書種類繁多, 內容豐富, 遠遠超過順康朝。根據對《國朝宮史》 、《國朝宮史續編》等書記載的初步統計, 康熙朝官修書籍有70 餘種, 其中史籍約 23 種, 沒有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而乾隆朝

所修書籍達到 120 多種, 其中史書超過 60 種, 佔到全部修書數量的二分之一, 總卷數達六千餘卷, 其中部帙在一百卷以上的近 20 種。這尚不包括《御覽經史講義》 、《春秋直解》等包含歷史內容的書籍、各衙門大量的“ 則例” 之書和訂正 、改纂之書② 。這樣興盛的官方修史局面不僅居清代各朝之首, 而且在整個古代社會各朝都是名列前茅的。

嘉道以降, 史館修史處於萎縮狀態, 儘管在某些修史專案上有所開拓, 但成就甚微, 和時代的變遷也不合拍。除了常開 、例開的史館尚能循例纂修以外, 乾隆時期史館修史的勃勃生機已不復存在。隨著專制政權的削弱和政治形勢的變化, 史館修史已經不能為政治運作提供有效的幫助, 很多修史專案只能讓位於私家修史,

同光以後, 出現了大量由私人編纂的紀略 、典制之類的史籍。譬如方略類史籍 , 晚清除方略館例行纂輯此類書籍外, 私人纂輯者也比比皆是, 如藍鼎元纂輯《平臺紀略》、姚瑩纂輯《東槎紀略》 、杜文瀾纂輯《平定粵匪方略》 、尹耕雲纂輯《豫軍紀略》等等 , 據粗略統計, 有清一代, 官 、私方略類史籍總數有70 餘種, 晚清由私人所纂該類史籍就達 30 餘種

清朝的國史館正式設立於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於宣統三年（1911年）被民國接管，它的主要職責是來修撰本朝歷史，在其兩百多年的存在時間中，撰修瞭如《黃清奏議》等幾十種信史。

在康熙二十九年，山東道御史徐樹谷奏請撰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國史，得到了聖祖康熙的批准。於是四月國史館遂開，康熙朝的國史館開了二十幾年，主要為前朝功臣做傳。書成，國史館隨即解散，當時的國史館還不是一個長期開張的部門。

在雍正元年，重開了國史館，目的是為彌補康熙朝有功臣工列傳的不足。書成，國史館亦被解散。

乾隆元年，乾隆皇帝同意了吏部左侍郎徐元夢的奏請。重開國史館。以修撰前五朝本紀，乾隆十四年書成，國史館亦被關閉，停止修史活動。這一時期，國史館初步修成天文、時憲、地理、輿服、衛、禮、樂、兵、刑法、職官、選舉、食貨、河渠、藝文等十四志；編輯了順治元年（1644年）至乾隆九年的《皇清奏議》，可謂成績初顯。

在這次閉館的十六年後。乾隆三十年，重開國史館，正式把列傳納入正史。高宗乾隆皇帝還確立了修撰歷史的準則“功過不隱、以備一代信史”的撰著宗旨，並形成了一定的監察體系。是清代國史館走向成熟的基礎。

到了嘉靖朝，國史館以基本成熟， 在全面恢復帝紀、十四志編撰的基礎上，發展了《皇清奏議》和畫一臣工列傳的工作，同時承擔了《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在此期間，國史館的各類工作人員都大幅度的增加，此後各朝，國史館裡每天都有人做他的例行工作，直至清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