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年周公旦東征平定東方各族叛亂，營建東都洛邑，同時制禮作樂教化民眾，對繼任君王進行教誨，在成王和康王統治的40多年間，“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史稱“成康之治”。

昭王和穆王時期，周王室和諸侯間矛盾開始突出。昭王兩次征伐南方的楚國，在第二次南征時乘坐了楚國船伕用膠板粘合的船，結果溺水身亡，周王室丟盡了面子。穆王繼位後，前期還算振作，到後來也變得專暴了，不顧大臣的勸諫，出動大軍西征犬戎，最後只獵得四頭白狼和四頭鹿。穆王的西征不僅勞民傷財，而且使得周王室威信掃地，荒服的戎狄再也不來朝貢周王了。

這個穆王在位55年，經歷很富有傳奇色彩，是個資深“驢友”。相傳他周遊西北地區，還曾在崑崙山的瑤池邊和西王母會面。君王到處巡遊，能不燒錢麼？

穆王死後，西周經歷了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再到厲王，都是平庸之主，尤其是厲王更是暴虐之徒。周厲王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實行專利政策，把國都附近的山林川澤封鎖起來，不讓人民進去打柴、捕魚，而且還用殺戮的方式對付口出怨言的民眾，結果引發華人暴動，人民衝擊王宮，厲王倉皇出逃，最後死在流亡地。

西周後來出現了一段“宣王中興”的時期，但也因為長期征伐，大傷王朝元氣。等到末代天子周幽王繼位，社會已經動盪不安，幽王為博美人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戲諸侯，最終導致王朝傾覆，幽王被殺，平王東遷，列國諸侯混戰，再也不把周天子當回事了。

傳統歷史中，一般將周穆王定為西周興衰的轉折點，認為自周穆王以後西周就逐步走向了衰落。可實際上，西周衰落的病根，從周人建國那一刻起，就已經埋下了。

《史記·周本紀》有云：“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這是對西周初天下太平整體局面的總結，也讓後人對彼時教化大行的盛世充滿了嚮往。然而，在近現代發掘出來的西周青銅器銘文中，卻記載下了周初歷史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了一件西周青銅器：《師旂（qí）鼎》。在大陸考古學界，《師旂鼎》通常定義為西周中期時器。但根據銘文內容，許倬雲在《西周史》中認定應該是西周初周成王時器。

《師旂鼎》銘文大致是講述了這麼一件事：周成王時期，方雷突然反叛，周王室立刻在成周洛邑附近召集軍隊，準備平叛。

方雷位於今天河南禹州西的方山一帶，是皇帝后妃嫘祖父系一族的後代，也算是名門之後了。周初眾多方國對周人不服，方雷反叛絲毫都不意外。

可就在周王室招募軍隊的過程中，師旂手下卻集體拒絕出征！師旂親自前往動員了多次，可屬下卻堅決不肯聽命。無奈之下，師旂只得向周王室執政卿伯懋父報告此事。伯懋父聽說後，極為吃驚，立刻決定對師旂手下罰以重金，以觀後效。可是，師旂手下的“眾僕”，居然連罰金都不願意繳納，堅定地以下犯上！師旂沒有辦法，只得再次報告伯懋父。伯懋父聽了，再次作出判罰：“依法就應該驅逐這些不法之徒，現在不要驅逐了，繳足罰款後，就免罪！”

周成王時期，正是《史記》所說的“刑錯四十餘年不用”的西周全盛時期。可就在這一時期，周王畿內居然就發生了集體拒服兵役的重大事件，而且周王室最終給出的處罰也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這其中原因，值得人們深思。

師旂鼎銘文中的“眾僕”，有學者認為應該通於“眾附”，即指眾附庸國。西周建國初期，雖然已推翻了商紂王的殘暴統治，可整個天下並未順勢認可週人的統治。因此，才有了周公旦的二次東征。即便是二次東征之後，還有眾多的異族如淮夷、東夷等等，時不時地對周人政權發起進攻。因此，西周初的頭幾十年，大小戰事頻繁；各諸侯國以及附庸國也頻繁被徵調，參與各項戰事。

成周洛邑附近，大多是殷商遺族聚居地，也是周人實現“以商治商”的重要兵源地。在西周初，周王國戰略擴張方向就是東南一帶，主要是征服淮夷人。因而，成周洛邑附近商人遺族的徭役負擔也就顯得特別沉重。這次征討方雷，讓“眾僕”的承受力達到了極限，再也無法忍受，才會憤起反抗，拒絕再次去當“炮灰”！

照理來說，這種群體性突發事件性質異常惡劣，周王室就應該嚴懲不怠。可是，師旂所率部隊，是整個周王室軍隊的右軍——一軍之人拒絕服役，如果強行採取高壓政策，說不定就會徹底激化矛盾，將這一萬多戶人家逼到造反的絕路上，周王室反倒會得不償失。所以，最後周王室不得不息事寧人，以求儘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西周初，連小小的附庸國之民都敢集體拒絕王室徵召，長此以往，周王國內那些更加強大的、獨霸一方的諸侯國就更不用說了。

《師旂鼎》銘文證實了在分封制下，周王室逐漸走向衰落的必然：各諸侯國長期自主自立，對中央集權逐漸形成了巨大挑戰，使得周王室對於諸侯國的號召力越來越弱。體現在西周史上，就是周王國一有戰事，歷代周王往往都必須御駕親征。西周初時，周王御駕親征是馬上奪天下的必然；西周中晚期時，周王還頻繁御駕親征，卻是一種無奈——如果能有效調動諸侯，還用得著御駕親征，親自到不測之地去冒險嗎？

周昭王南征不復，《史記》稱他是“王道微衰”，可如果周昭王不親征漢水，天下諸侯有誰願意主動代替他？

除了分封制外，西周初建立的宗法制使得周王畿內階層固化，社會活力越來越弱；籍田制使得周王畿內農業生產效率日趨低下，經濟活力不足，人力成本負擔越來越高。分封制與宗法制、籍田制一起，構成了西周必然走向衰落的三大根因。

然而，雖然西周必然走向衰落的責任人不在周穆王，可是自從周穆王後，周王室卻明顯出現了實力上的大滑坡。到了他孫子周懿王時，居然被犬戎逼著遷都，“王室遂衰”！作為文、武兩大賢王的後裔，居然被區區犬戎嚇成了這副德性，足見周王國已不再是當年“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盛世。為什麼在周穆王之後，周王室會出現這種突發性的大衰退？

西周初以來，周王室重點拓展方向是在東南，專心對付淮夷人與東夷人。在西北，雖然犬戎桀驁不馴，但周人始終對犬戎採取綏靖政策。東南方蠻夷都是“要服”，需要提供歲貢，可近在咫尺的犬戎卻只是“荒服”，只需每年朝覲天子就行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差異，不光是因為犬戎實力強大，更為重要的是犬戎生活方式與周人存在根本性差異：犬戎大部分屬於遊牧文明，而周王國則屬於農耕社會。因此，周人有能力征服同屬農耕文明的東南蠻夷，卻沒有能力征服屬於遊牧文明的犬戎。體現在歷史上，周王畿的西北邊境線也就是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分界點。

可在周穆王執政以後，卻對犬戎的桀驁不馴極為不滿，堅決要求犬戎每季度提供一次“時享”——也就是說，將犬戎由“荒服”改成“賓服”，以徹底征服犬戎。為此，周穆王不惜御駕親征，走出涇河流域北上、遠征犬戎。然而，犬戎棲息地大多環境惡劣，周人軍隊根本無法在此長久駐守，也就無法長期掃蕩戎人。最終，周穆王僅僅獲得“四白狼、四白鹿”而歸，根本沒有徹底征服犬戎人。但遠征犬戎的惡果，卻是犬戎與周王室關係惡化，他們徹底成了周王國的敵人。

與犬戎關係惡化後，周王室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面臨著異族的威脅：西北方向的犬戎，以及東南方向上的蠻夷。兩個戰略方向上的敵人輪番上陣侵襲周王國，使得周穆王以後的周王室腹背受敵，周王畿外部戰略態勢突然惡化，極大地消耗了周王室的實力。周穆王時期，淮夷人在徐偃王率領下，攻擊宗周鎬京，一度進攻到了黃河邊；周懿王時，犬戎攻擊到渭河平原，逼迫周懿王遷都；周厲王時，淮夷進攻到洛邑，犬戎不但滅了大駱一族所在的犬丘，還再次入侵涇河流域；周宣王時，犬戎入侵渭河平原，差點到了鎬京；……。

公元前771年，西申國聯合犬戎攻入渭河平原，給了周王室一致命一擊，從此西周滅亡！

因此，為何周穆王後，西周為何表現出迅速衰落的趨勢？

周穆王時衰落是表象，深層次的原因是分封制所帶來的危機，此外還有地理環境等外部因素。

1：先說分封制

姬發的本意是想團結各部族以及讓王室子弟如眾星拱月。說通俗點，就是希望主要靠血緣關係形成家族式的國家。周王的本意是好的，在兩代內，基本不會出現離心力。

但兩代過後，外孫外侄這一代，對天子心裡沒什麼感覺。諸侯做的事情在今天看來是很過分的，如《竹書紀年》記載，武庚叛亂，其實是管叔蔡叔等人不滿周成王即位（史書中說不滿周公旦輔政），主動聯合武庚，可見分封制是一個極其錯誤的決定。

另外，從諸侯繼承方式上，也是埋下禍根。諸侯的長子即位，其他兒子成為卿。問題來了，每個卿也有領地和士兵，那麼兩代下來，諸侯國內也是一堆不聽號令的卿，春秋晚期的田氏代齊和三家分晉，是必然的結果。

2：地理環境

這個地理環境，不是說其他諸侯國，大家不要看諸侯，看看鎬京的西邊、北邊。在《詩經.小雅》中大家記不記得這樣一句話：靡室靡家，獫狁之故。意思是說國破家亡，都是因為獫狁進攻才造成的。事實上，無論是獫狁，還是鬼方或者諸如樓煩、大荔等，都是匈奴的前身---山戎，只是各地的叫法不一樣，叫戎翟的也不少。

這些戎部，大部分位於鎬京的西部和南部，他們從商朝開始就不斷的騷擾中原地區，周初時經常擄掠鎬京周邊，使得周天子把主要精力用在對付這些“蠻夷”身上，給周朝發展帶來嚴重影響。

綜上所述，分封制僅僅幾十年，周天子實際上是“只有面子沒有裡子”，而鎬京的地理位置又影響周王朝發展，所以周穆王時的衰落，基本上他是沒有多大責任。即使他很厲害，也只是讓周超短暫“輝煌”一陣子，改變不了王朝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