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豔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採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裡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於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德是指品德，是指一個人對社會、對他人責任心的一種表現。才是指才能，是指一個人實現自我價值的能力和手段。對一個人而言，德是靈魂，是嚮導；才是能力，是工具。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德與才，孰輕孰重，須得仔細分析。 第一種情況：有德有才。這時，一個人既具有為社會和他人做貢獻的優秀品德，又具有為社會和他人做貢獻的才華。這是一種最好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的收益最大，成本最小。 第二種情況：有德無才。一個人有高尚的品德，但才能平庸。這時，雖然一個人有為社會辦好事的願望，但因能力有限，所以對社會也產生不了什麼大收益，但至少不會產生什麼大壞處。其可能產生的不利情況是：好心辦不了好事。 第三種情況：無德無才。這時雖然一個人想做壞事，但才能有限，做壞事手段不高明。在這種情況下，其做壞事被社會發現的可能性就較高，從而也就降低了其做壞事成功的可能性。所以這種情況雖然無德者想做壞事，但做成的機率較小，從而也就間接降低了其對社會的破壞度。 第四種情況：無德有才。這時，一個人既想幹壞事又具有幹壞事的能力。由於手段高明，其幹了壞事也不容易被人發現。這種情況對社會的危害是最大的。 針對上面四種情況，根據其對社會造成的收益從大到小和危害程度從小到大進行排序，結果是：有德有才，有德無才，無德無才，無德有才。所以，寧可用無德無才之人，也不可用無德有才之人。 下面舉一例子來說明： 例如，有一少女，在一個2米高的圍牆內正被幾個壞人圍住。假設：德表示救少女的表現；才表示具有跳過2米高圍牆及高超武功的本領。這時，路過一個人：（1）有德有才，他會成功救下少女免遭壞人欺負；（2）有德無才，他想救少女，但自己無能為力，不過，這時他會想辦法找別人來救；（3）無德無才，他也想眺進圍牆幹壞事，但由於能力有限，跳不進圈子，只能乾著急，不過，這時他的行為可能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從而為別人救少女提供間接條件；（4）無德有才，他本人也是幹壞事的，而且有能力跳進圈子和幾個壞人一同幹壞事。四種情況中，第四種情況對社會造成的危害最大。 從上面的分析和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唯才是舉是不正確的，品德應是最根本的，其次才是才能。目前，我們選拔幹部，最好是德才兼備，在二者不可兼鎝的情況下，更應看重品德。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上述四中關於德與才絕對有無的情況是不存在的。實際情況是，一個人要麼表現為德多才少，要麼表現為德少才多，或者德才俱佳，或者德少才也少。在這種情況下，建議用人仍應以品德為重。也就是說我們應當真正重用那些一心想著為群眾辦事的人，而不是那些“身懷利器”，隨時準備“殺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