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誌也就是說的地方誌
“國有史，郡有志，家有譜。”地方誌是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是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歷史地理文獻，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方誌，簡稱“方誌”，是按照一定的體例，全面記錄某一地區自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情況的重要文獻資料。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稱：“方誌乃一方全史”。
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地方誌的編修歷史悠久。方誌之名，最早見於《周禮》。《周禮·春官》記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禮·地官》記載，“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東漢正式產生了中國古代第一部志書——袁康、吳平撰寫的《越絕書》。該書共二十五卷，現存十五卷，記載了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兩國爭霸的歷史，並詳細記述了吳越兩國的山川、地理、物產等，因此被一些學者尊為“中國地方誌之鼻祖”。
魏晉南北朝時期，方誌有了進一步發展。東晉人常璩撰寫的《華陽國志》，記載了四世紀中葉以前西南地區的歷史、地理、人物、風俗等情況。該書體制完備，內容豐富，考證翔實，史料可靠，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以“志”命名的方誌。
自東漢至北宋，千餘年間，方誌曾以地記、地誌、圖經等名稱和形式長期流行，如《隋區域圖志》《元和郡縣圖志》等。宋元是方誌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期。這一時期，地方誌無論在內容、體例上，還是在名稱上，都完成了向完全意義上的地方誌（今天人們常見到的方誌）的過渡，儲存下的名志較多，如《延祐四明志》等。自此以後，地方誌書大多成為內容豐富、體例完備、統合古今的地方百科全書。
明清兩代是方誌的興盛時代，無論朝廷還是地方官府都十分重視地方誌的編纂，頒佈了數十次的修志詔書，釋出了無數的修志檄文。在朝廷的大力號召下，修志的地區遍佈全國各地，成書數量大增，可謂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下至府州縣，雖僻陋荒岨，靡不有志”。這一時期的名志眾多，為歷代之冠，如陳士元的《灤州志》、戴震的《汾陽縣誌》、阮元的《廣東通志》等。
明清時期，今香港、深圳兩地同屬廣東新安縣。《新安縣誌》是在清朝康熙及嘉慶年間編修的兩部《新安縣誌》的基礎上重新進行點校修訂的地方誌書。全書分為沿革志、輿地略、山水略、職官志、建置略、經政略、海防略、防省略、宦跡略、選舉表、勝蹟略、人物誌、藝文志等，共二十四卷。該書是與香港、深圳兩地最直接相關的地方誌，記錄了大量關於香港、深圳兩地的古代歷史資料，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對於重構香港史、深圳史有重要意義。
方誌也就是說的地方誌
“國有史，郡有志，家有譜。”地方誌是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的一朵奇葩，是一種獨具中國特色的歷史地理文獻，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方誌，簡稱“方誌”，是按照一定的體例，全面記錄某一地區自然、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情況的重要文獻資料。清代著名學者章學誠稱：“方誌乃一方全史”。
作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地方誌的編修歷史悠久。方誌之名，最早見於《周禮》。《周禮·春官》記載，“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禮·地官》記載，“誦訓：掌道方誌，以詔觀事”。東漢正式產生了中國古代第一部志書——袁康、吳平撰寫的《越絕書》。該書共二十五卷，現存十五卷，記載了春秋戰國時期吳越兩國爭霸的歷史，並詳細記述了吳越兩國的山川、地理、物產等，因此被一些學者尊為“中國地方誌之鼻祖”。
魏晉南北朝時期，方誌有了進一步發展。東晉人常璩撰寫的《華陽國志》，記載了四世紀中葉以前西南地區的歷史、地理、人物、風俗等情況。該書體制完備，內容豐富，考證翔實，史料可靠，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以“志”命名的方誌。
自東漢至北宋，千餘年間，方誌曾以地記、地誌、圖經等名稱和形式長期流行，如《隋區域圖志》《元和郡縣圖志》等。宋元是方誌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期。這一時期，地方誌無論在內容、體例上，還是在名稱上，都完成了向完全意義上的地方誌（今天人們常見到的方誌）的過渡，儲存下的名志較多，如《延祐四明志》等。自此以後，地方誌書大多成為內容豐富、體例完備、統合古今的地方百科全書。
明清兩代是方誌的興盛時代，無論朝廷還是地方官府都十分重視地方誌的編纂，頒佈了數十次的修志詔書，釋出了無數的修志檄文。在朝廷的大力號召下，修志的地區遍佈全國各地，成書數量大增，可謂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下至府州縣，雖僻陋荒岨，靡不有志”。這一時期的名志眾多，為歷代之冠，如陳士元的《灤州志》、戴震的《汾陽縣誌》、阮元的《廣東通志》等。
明清時期，今香港、深圳兩地同屬廣東新安縣。《新安縣誌》是在清朝康熙及嘉慶年間編修的兩部《新安縣誌》的基礎上重新進行點校修訂的地方誌書。全書分為沿革志、輿地略、山水略、職官志、建置略、經政略、海防略、防省略、宦跡略、選舉表、勝蹟略、人物誌、藝文志等，共二十四卷。該書是與香港、深圳兩地最直接相關的地方誌，記錄了大量關於香港、深圳兩地的古代歷史資料，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對於重構香港史、深圳史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