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種現象，我覺得要一分為二來看待，具體要以近代民族主義的崛起為分野。

近代民族主義崛起以前，即漢族或是中華民族這個民族意識作為意識產生之前。中國處於並長期處於封建社會。是以“敬天法祖”為核心，以“三綱五常”為行動指南。即所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講究的是“君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王猛、張賓、崔浩之流在整個封建時代並不少見，還有之後的，比如韓延徽效力於大遼（契丹人）；劉秉忠、張弘範等效力於大元（蒙古人）；范文程效力於滿清（女真人）等等之類人數不勝數。

當然，這裡還是有一點小區別的，王猛、張賓之類都是一直效力於其主君，而諸如劉整、洪承疇之類的卻貳臣遭貶低，這裡更多的還是儒家氣節思想的影響，而不是所謂的民族論、大漢族主義思想充斥其中。

近代民族主義崛起之後，中華民族覺醒了自我民族意識，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概念被提出。而作為中華民族組成裡最大的漢族，其內部的“皇漢”思想也沒有斷絕過。可以說民族主義的崛起奠定了近代國家的誕生、國家邊界以及地緣政治等等。大規模的兼併國家領土不再有正當性，殖民體系也因此崩潰，所謂“封建法理”、“昭昭天命”和“Sunny下的地盤”之類的戰爭理由再以難以被民眾接受。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歐洲共同體”、“五眼聯盟”、“門羅主義”、“佈雷頓森林”這樣的體系。

所以才有日本學者提出“崖山之後無中國，明亡之後無華夏”這樣的為侵略者張目的論調，也才有了汪精衛所謂“曲線救國”這樣的論調。從這點看，所謂的“崖山之後無中國”的論調和“狄夷入中國，則中國之”這樣為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合法性的論調又有多少區別呢？

“皇漢”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沒有市場，封建社會的百姓更是如此，誰能讓他們吃上飽飯，誰就是統治者，他們才不關心椅子坐的是不是漢族人。王猛之類人物更是如此，他們更忠誠地是給他們發揮自身能力的平臺。漢族思想的產生相對比中華民族這個概念要早，大概和封建社會後期中原政權長期和少數民族政權對峙的需要有關。而中華民族這樣的民族意識，更是近現代中國，面臨亡國滅種的境地而覺醒的，是中華民族屹立世界的基石。故而汪精衛、周佛海之流要被大加貶低，甚至范文程、劉秉忠之類的也要被貶。但再往前溯，就沒有多大意思了。畢竟狄夷入中國，則中國之，也是一種中華民族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