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意義
1、左翼文學運動給中國帶來了有實踐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化派”、“拉普”和波格丹諾夫的“文藝組織生活”論均成為中國左翼文學的理論來源。魯迅、瞿秋白、茅盾、胡風、周揚、馮雪峰等人的文章有相當一部分是用經過蘇聯革命實踐檢驗過的馬克思主義來總結中國左翼文學創作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依據社會潮流闡明作者思想與其作品底構成，並批判這社會潮流與作品傾向之真實否”（馮雪峰《社會的作家論·題引》）的優秀文學理論作品，對中國左翼文學直至以後文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2、左翼文學運動加速了中國文藝大眾化的發展步伐。經過1930年關於文藝通俗化、舊形式的採用和新形式的創造、1932年文藝大眾化的任務、內容以及方法、形式、1934年關於大眾語言和文字拉丁化這三次大的討論，以及工農兵通訊員運動、街頭文學運動等實踐活動，左翼文學運動有力的促進了中國文藝的大眾化。
3、左翼文學運動加強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聯絡。由外向內方面：首先，輸入了大量蘇聯、東歐國家、美國、日本等國先進的文學作品，諸如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均成為影響幾代人的作品。其次，透過文學期刊以及作品文叢介紹世界文學形勢，藉以影響中國文學的發展。第三，積極的批判吸收蘇俄與西方國家先進的文學理論。由內向外方面：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魯迅、郭沫若、茅盾、張天翼、沈從文、沙汀等人的作品先後被介紹到各個國家，中國的左翼文學在世界上發出了自己的呼聲，成為世界無產階級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4、左翼文學在文學創作各個領域均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以茅盾、蔣光慈為代表的小說，以蔣光慈、殷夫為代表的詩歌，以田漢、夏衍為代表的話劇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湧現了《新夢》、《別了，哥哥》、《麗莎的哀怨》、《莎菲女士的日記》、《蝕》、《子夜》等為現代文學史上永為不朽的作品。
消極意義
（1）左翼文學的出生和發展天生帶著衝動的印記。由於對中國的革命實際缺乏必要的瞭解以及鬥爭經驗的缺乏，左翼文學在成立初期錯誤地否定了五四文學革命取得的偉大成就，並對魯迅、茅盾、葉聖陶等著名作家進行了錯誤的批判，只是憑藉年輕的熱情和衝動對中國文學發出了急功近利的吶喊。
（2）由於過於強調文學的“工具”屬性和階級屬性，左翼文學忽視了其他文學力量的一些正確觀點，並對本應成為同志的一些作家進行了集團式的打壓。比如與梁實秋關於人性論的論戰、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批判在今日看來均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積極意義
1、左翼文學運動給中國帶來了有實踐經驗的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化派”、“拉普”和波格丹諾夫的“文藝組織生活”論均成為中國左翼文學的理論來源。魯迅、瞿秋白、茅盾、胡風、周揚、馮雪峰等人的文章有相當一部分是用經過蘇聯革命實踐檢驗過的馬克思主義來總結中國左翼文學創作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依據社會潮流闡明作者思想與其作品底構成，並批判這社會潮流與作品傾向之真實否”（馮雪峰《社會的作家論·題引》）的優秀文學理論作品，對中國左翼文學直至以後文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2、左翼文學運動加速了中國文藝大眾化的發展步伐。經過1930年關於文藝通俗化、舊形式的採用和新形式的創造、1932年文藝大眾化的任務、內容以及方法、形式、1934年關於大眾語言和文字拉丁化這三次大的討論，以及工農兵通訊員運動、街頭文學運動等實踐活動，左翼文學運動有力的促進了中國文藝的大眾化。
3、左翼文學運動加強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聯絡。由外向內方面：首先，輸入了大量蘇聯、東歐國家、美國、日本等國先進的文學作品，諸如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均成為影響幾代人的作品。其次，透過文學期刊以及作品文叢介紹世界文學形勢，藉以影響中國文學的發展。第三，積極的批判吸收蘇俄與西方國家先進的文學理論。由內向外方面：推動中國文學走向世界，魯迅、郭沫若、茅盾、張天翼、沈從文、沙汀等人的作品先後被介紹到各個國家，中國的左翼文學在世界上發出了自己的呼聲，成為世界無產階級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4、左翼文學在文學創作各個領域均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以魯迅為代表的雜文，以茅盾、蔣光慈為代表的小說，以蔣光慈、殷夫為代表的詩歌，以田漢、夏衍為代表的話劇均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湧現了《新夢》、《別了，哥哥》、《麗莎的哀怨》、《莎菲女士的日記》、《蝕》、《子夜》等為現代文學史上永為不朽的作品。
消極意義
（1）左翼文學的出生和發展天生帶著衝動的印記。由於對中國的革命實際缺乏必要的瞭解以及鬥爭經驗的缺乏，左翼文學在成立初期錯誤地否定了五四文學革命取得的偉大成就，並對魯迅、茅盾、葉聖陶等著名作家進行了錯誤的批判，只是憑藉年輕的熱情和衝動對中國文學發出了急功近利的吶喊。
（2）由於過於強調文學的“工具”屬性和階級屬性，左翼文學忽視了其他文學力量的一些正確觀點，並對本應成為同志的一些作家進行了集團式的打壓。比如與梁實秋關於人性論的論戰、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批判在今日看來均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