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建立之初，北方五胡肆虐，朝廷數次北伐未果，文人之間清淡之風日漸興起，老莊玄理與山水之美相結合的玄言詩成為當時的文壇主流。而後玄言詩過度發展使得文學正常的發展脈絡受到影響，文學作為精神生產的個性開始逐漸向物質生產的共性偏離，而陶淵明的出現則為文壇注入一道清風，他將自己筆下的哲理蘊於日常生活之中，在自然山水之間體味自己的哲學思考，使得詩歌重新開始煥發藝術的生命力。
入世做官、顯達揚名、求得賞識並積極為自己所熱愛的國家建功立業是每一個文人都曾有的抱負和夢想，陶淵明也不例外。雖然他一再強調自己“少年罕人事”（《飲酒》其十六）、“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但在出入仕之間依舊徘徊不知所往，就算辭彭澤令後他堅定了歸隱的決心，心情也仍不能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慼，終曉不能靜。”（《雜事》其二）可見，陶淵明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著許多矛盾和衝突；又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在仕途、精神上經過極端的苦悶與失落後，超越了現實功利與世俗的羈絆，終於達到調和與靜穆。（參見朱光潛《詩論·陶淵明》296頁）
陶淵明對現實功利和世俗的超越首先體現在“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浩然正氣之上。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二十九歲的陶淵明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同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他不事權貴，於是因不肯束帶見督郵，僅在官八十餘日就辭官歸鄉。辭去彭澤縣令之職，表現了陶淵明對政治的失望，也代表著他正式開始了他的田園歸隱生活。所以在《歸園田居》其一中，陶淵明用“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概括了自己全部的出仕生活：辭去彭澤令前，他是“誤落塵網”，不斷在出世與入世中躊躇、選擇，歸隱時難抑滿腔抱負，做官時卻仍然留戀田園的靜謐。“誤落”體現了陶淵明認為，當時的自己並沒有完全瞭解自己的本性，所以才會做出“出仕”的決定。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中則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他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所崇尚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亦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汙。
其次，陶淵明對現實功利和世俗的超越還體現在他並不認同於世人的——唯有顯達揚名才算功成名就的價值觀。他安貧樂道，與混亂黑暗的現實保持距離，始終“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五柳先生傳》）《和劉柴桑》中：“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悉所須？”表達了陶淵明在棲棲不定、世事難料的現實生活裡，隨著歲月流逝“世中事”與他漸相疏遠，而他只求衣食滿足所用，不求顯達，躬耕守拙的懷抱與胸襟。“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九日閒居》）則是他對世人的拷問：淹留不出仕難道就不算有所成就麼？陶淵明並不認為隱居不仕意味著一無成就，而且他還向往著摒棄諸多世俗之慾的自然澄明之境。
東晉建立之初，北方五胡肆虐，朝廷數次北伐未果，文人之間清淡之風日漸興起，老莊玄理與山水之美相結合的玄言詩成為當時的文壇主流。而後玄言詩過度發展使得文學正常的發展脈絡受到影響，文學作為精神生產的個性開始逐漸向物質生產的共性偏離，而陶淵明的出現則為文壇注入一道清風，他將自己筆下的哲理蘊於日常生活之中，在自然山水之間體味自己的哲學思考，使得詩歌重新開始煥發藝術的生命力。
入世做官、顯達揚名、求得賞識並積極為自己所熱愛的國家建功立業是每一個文人都曾有的抱負和夢想，陶淵明也不例外。雖然他一再強調自己“少年罕人事”（《飲酒》其十六）、“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但在出入仕之間依舊徘徊不知所往，就算辭彭澤令後他堅定了歸隱的決心，心情也仍不能平靜：“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慼，終曉不能靜。”（《雜事》其二）可見，陶淵明和我們一般人一樣，有著許多矛盾和衝突；又和一切偉大詩人一樣，在仕途、精神上經過極端的苦悶與失落後，超越了現實功利與世俗的羈絆，終於達到調和與靜穆。（參見朱光潛《詩論·陶淵明》296頁）
陶淵明對現實功利和世俗的超越首先體現在“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浩然正氣之上。安帝義熙元年（公元405），二十九歲的陶淵明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同年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他不事權貴，於是因不肯束帶見督郵，僅在官八十餘日就辭官歸鄉。辭去彭澤縣令之職，表現了陶淵明對政治的失望，也代表著他正式開始了他的田園歸隱生活。所以在《歸園田居》其一中，陶淵明用“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概括了自己全部的出仕生活：辭去彭澤令前，他是“誤落塵網”，不斷在出世與入世中躊躇、選擇，歸隱時難抑滿腔抱負，做官時卻仍然留戀田園的靜謐。“誤落”體現了陶淵明認為，當時的自己並沒有完全瞭解自己的本性，所以才會做出“出仕”的決定。辭官時所作的《歸去來兮辭》中則很好地表現了這一點：“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他徹底覺悟到世俗與自己所崇尚的本性是相違背的，他不能改變本性以適應世俗，亦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汙。
其次，陶淵明對現實功利和世俗的超越還體現在他並不認同於世人的——唯有顯達揚名才算功成名就的價值觀。他安貧樂道，與混亂黑暗的現實保持距離，始終“不慼慼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五柳先生傳》）《和劉柴桑》中：“棲棲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用，過此悉所須？”表達了陶淵明在棲棲不定、世事難料的現實生活裡，隨著歲月流逝“世中事”與他漸相疏遠，而他只求衣食滿足所用，不求顯達，躬耕守拙的懷抱與胸襟。“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九日閒居》）則是他對世人的拷問：淹留不出仕難道就不算有所成就麼？陶淵明並不認為隱居不仕意味著一無成就，而且他還向往著摒棄諸多世俗之慾的自然澄明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