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元、明以來，始與西方諸國有對等之交際，而中國歷史亦植身於世界各國之列也”，大陸之歷史因而變為海洋之歷史，海洋之交通則為最大之關鍵。（參見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下）》）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近鄰。明朝政府於1371年（洪武四年）與日本建立了邦交關係。洪武后期明廷以為胡惟庸“欲借日本為助”謀逆，朱元璋“怒日本特盛，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為務”。明成祖朱棣即位後，兩國又恢復了邦交。

朱明建國之初，中日兩國的貿易來往十分興盛。這種交往對雙方都有利。與此同時，日本九州等地的諸侯糾集一些武士、浪人、商人，經常在中國沿海搶刼商船，殺掠居民，進行武裝走私，侵犯中國領土。從遼東經山東到廣東的漫長海岸線上，“島寇倭夷，在在出沒”，“乘間輒傅岸剽掠，沿海居民苦患之”。為此，朱元璋曾數次派遣使者赴日，勸告其國王阻止倭寇的刼掠行徑，但皆“不得要領”。於是，明廷便大力加強海防，築城列寨，增置衛所，添造戰船，增派戍兵。所以洪武年間倭寇未釀成大患。

倭寇對中國沿海的侵擾，到明世宗嘉靖年間又猖獗起來。當時日本進入戰國時期，分裂為許多諸侯國，各國爭著與中國通商，但又受到“朝貢”貿易的限制。明朝政府為了防止倭寇假冒日本使臣與商人，就實行勘合貿易制。日本商船來中國須持朝廷頒發的“勘合”，即憑證，才准許貿易。永樂初詔告日本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不得攜帶軍器。到宣德初，始放寬到“人毋過三百，舟毋過三艘”。明廷對中日貿易的限制難以滿足日本各國的要求，於是就在中國沿海用武力搶掠，形成了比明朝初年更為嚴重的倭患。

明朝中葉之後，國勢日益衰落。嘉靖時海防廢壞，倭寇“剽掠輒得志，益無所忌”，倭患愈益嚴重。中國海盜與倭寇相勾結是嘉靖年間倭患加劇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於海盜熟悉當地情況，倭寇才得以深入內地。如侵掠漳州時，“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繫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贖身，各限以數。不如數者，腰斬鋸解之”。又如倭寇在崑山“分掠村鎮，殺人萬計”，“燒房屋二萬餘間”，“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四五”。

嘉靖末年，明朝將領俞大猷、戚繼光等人在粵、閩、浙的御倭戰役中率領軍民，屢次擊敗倭寇。大小八十餘戰，殺倭萬餘人，基本上蕩平了倭患。

明朝時期對外交流最主要，應該最有名鄭和七次下西洋了，最遠一次貌似到達了非洲東海岸，也派遣了吏部封驗司員外郎陳子魯出使撒馬爾罕，吐魯番，火州等國，只不過明仁宗繼位後，朝中一些大臣認為下西洋太過浪費，而且效益不大就停止了下西洋活動，後面明憲宗年間有太監曾經也提議再次下西洋，當時明憲宗也心動了，可惜由於劉大夏的一批官員認為下西洋是一項弊政，所以將以前出使的海圖藏了起來，對外宣稱已經燒燬，多次搜尋無果的狀態下，最終還是對再次下西洋作罷，直到明穆宗元年，明朝倭寇逐漸平息，當時朝廷有鑑於對外貿易對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間走私貿易正常化，而活絡的國際貿易也使中國進入逐漸形成的世界貿易體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