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遂趁勢而起.鍾惺（1574—1624）字伯敬,號退谷,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有《隱秀軒集》.譚元春（1586—1637）字友夏,少慧而科場不利,天啟七年（1634） 始舉於鄉,崇禎十年死於赴進士考試的旅途中.有《譚友複合集》.鍾、潭曾編選《詩歸》（單行稱《古詩歸》、《唐詩歸》）,在序文和評點中宣揚他們的文學觀,風行一時,竟陵派因此而成為影響很大的詩派.竟陵派在理論上接受了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口號,同時從各方面加以修正.他們提出“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為奇”（鍾惺《問山亭詩序》）,即反對步趨人後,主張標異立新.那麼,從公安派那裡,竟陵派向何處“變”呢?他們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於俚俗、淺露、輕率,便提出以一種“深幽孤峭”的風格來糾正.鍾惺《詩歸序》談如何求“古人真詩”,有云：“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 他們也主張向古人學習以成其“厚”（譚元春《詩歸序》說他和鍾惺曾“約為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但這又不像七子派那樣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調”,而是以自己的精神為主體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們解說古詩,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在重視自我精神的表現上,竟陵派與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審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這背後,又有著人生態度的不同.公安派詩人雖然也有退縮的一面,但他們敢於懷疑和否定傳統價值標準,敏銳地感受到社會壓迫的痛苦,畢竟還是具有抗爭意義的；他們喜好用淺露而富於色彩和動感的語言來表述對各種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現內心的喜怒哀樂,顯示著開放的、個性張揚的心態；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詩境,則表現著內斂的心態.錢謙益說他們的詩“以悽聲寒魄為致”,“以噍音促節為能”（《列朝詩集小傳》）,是相當準確的.他們的詩偏重心理感覺,境界小,主觀性強,喜歡寫寂寞荒寒乃至陰森的景象,語言又生澀拗折,常破壞常規的語法、音節,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氣息不順.如譚元春的《觀裂帛湖》：荇藻蘊水天,湖以潭為質.龍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為,喁喁如魚溼.波眼各自吹,肯同眾流急?注目不暫舍,神膚凝為一.森哉發元化,吾見真宰滴.這詩不大好懂.大致是寫湖水寒冽,環境幽僻,四周發出奇異的聲響,好像潛藏著各種怪物.久久注視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於是在森然的氛圍中感受到造物者無形的運作.鍾、譚詩類似於此的很多,他們對活躍的世俗生活沒有什麼興趣,所關注的是虛渺出世的“精神”.他們標榜“孤行”、“孤情”、“孤詣”（譚元春《詩歸序》）,卻又侷促不安,無法達到陶淵明式的寧靜淡遠.這是自我意識較強但個性無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轉向內傾的結果,由此造成他們詩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覺狀態.竟陵派詩風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響遠比公安派來得久遠,這是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擊以後,文人心理上的病態在美學趨向上的反映.錢謙益站在正統立場上對竟陵派大加掊擊,斥為“詩妖”,甚至指為國家敗亡的朕兆（見《列朝詩集小傳》）,雖為偏頗之論,卻也指出了竟陵派詩與正統文學的距離,及其表現出的時代氣氛.
以湖廣竟陵（今湖北天門）人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遂趁勢而起.鍾惺（1574—1624）字伯敬,號退谷,萬曆三十八年（1610）進士,官至福建提學僉事.有《隱秀軒集》.譚元春（1586—1637）字友夏,少慧而科場不利,天啟七年（1634） 始舉於鄉,崇禎十年死於赴進士考試的旅途中.有《譚友複合集》.鍾、潭曾編選《詩歸》（單行稱《古詩歸》、《唐詩歸》）,在序文和評點中宣揚他們的文學觀,風行一時,竟陵派因此而成為影響很大的詩派.竟陵派在理論上接受了公安派“獨抒性靈”的口號,同時從各方面加以修正.他們提出“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為奇”（鍾惺《問山亭詩序》）,即反對步趨人後,主張標異立新.那麼,從公安派那裡,竟陵派向何處“變”呢?他們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於俚俗、淺露、輕率,便提出以一種“深幽孤峭”的風格來糾正.鍾惺《詩歸序》談如何求“古人真詩”,有云：“真詩者,精神所為也.察其幽情單緒,孤行靜寄於喧雜之中,而乃以其虛懷定力,獨往冥遊於寥廓之外.” 他們也主張向古人學習以成其“厚”（譚元春《詩歸序》說他和鍾惺曾“約為古學,冥心放懷,期在必厚”）,但這又不像七子派那樣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調”,而是以自己的精神為主體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們解說古詩,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在重視自我精神的表現上,竟陵派與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審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這背後,又有著人生態度的不同.公安派詩人雖然也有退縮的一面,但他們敢於懷疑和否定傳統價值標準,敏銳地感受到社會壓迫的痛苦,畢竟還是具有抗爭意義的；他們喜好用淺露而富於色彩和動感的語言來表述對各種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現內心的喜怒哀樂,顯示著開放的、個性張揚的心態；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詩境,則表現著內斂的心態.錢謙益說他們的詩“以悽聲寒魄為致”,“以噍音促節為能”（《列朝詩集小傳》）,是相當準確的.他們的詩偏重心理感覺,境界小,主觀性強,喜歡寫寂寞荒寒乃至陰森的景象,語言又生澀拗折,常破壞常規的語法、音節,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氣息不順.如譚元春的《觀裂帛湖》：荇藻蘊水天,湖以潭為質.龍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為,喁喁如魚溼.波眼各自吹,肯同眾流急?注目不暫舍,神膚凝為一.森哉發元化,吾見真宰滴.這詩不大好懂.大致是寫湖水寒冽,環境幽僻,四周發出奇異的聲響,好像潛藏著各種怪物.久久注視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於是在森然的氛圍中感受到造物者無形的運作.鍾、譚詩類似於此的很多,他們對活躍的世俗生活沒有什麼興趣,所關注的是虛渺出世的“精神”.他們標榜“孤行”、“孤情”、“孤詣”（譚元春《詩歸序》）,卻又侷促不安,無法達到陶淵明式的寧靜淡遠.這是自我意識較強但個性無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轉向內傾的結果,由此造成他們詩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覺狀態.竟陵派詩風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響遠比公安派來得久遠,這是晚明個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擊以後,文人心理上的病態在美學趨向上的反映.錢謙益站在正統立場上對竟陵派大加掊擊,斥為“詩妖”,甚至指為國家敗亡的朕兆（見《列朝詩集小傳》）,雖為偏頗之論,卻也指出了竟陵派詩與正統文學的距離,及其表現出的時代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