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論》與凱恩斯革命_西方經濟學說史：從市場經濟視角的考察
《通論》的產生及其實質
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中，正如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那樣，資本主義制度仍然被看成是充滿自由競爭，能自動調節的市場經濟。在產品市場上，價格機制可以自動調節商品供求關係，不會有普遍性生產過剩；在勞動市場上，工資漲落的機制可以調節勞動力的供求關係，不會產生持久的大規模失業。在市場經濟制度下，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經濟人，即都是懷著利己動機、能夠計算得失、趨利避害地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各人所考慮的雖然是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考慮會導致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結果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趨於一致。因此，政府的最好政策就是自由放任，不必干預。
但是，1929—1933年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宣告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破產，擊毀了自由放任的神話。這次危機像一場戰爭浩劫，使整個西方世界一下陷入癱瘓境地：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貿易額銳減，物價慘跌，企業和銀行大量倒閉，失業大軍激增。1932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比1929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受害最深的是勞動人民，1929—1933年，資本主義國家總失業人數由1 000萬增加到3 000萬，加上半失業者達4 000萬—4 500萬人。僅1932年，美國就有1 400家銀行倒閉。當時在美國流行兩個笑話：一是金人公司的股票每一股均附送一支左輪槍；二是當向旅館訂房間時，櫃檯僱員會問你：“是要睡覺，還是要跳樓？”
面對這樣的經濟現實，新古典學派既不能在理論上給予解釋，又無法在政策上提出有效的解決困境的措施。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資本主義現實的矛盾現象，使得長期在劍橋大學受到新古典經濟學薰陶的凱恩斯不得不對傳統經濟學產生懷疑並逐步對其發起挑戰。1926年凱恩斯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開始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命題，開始傾向於由國家來調節經濟，企圖透過政權的力量，解決市場機制的缺陷。1929年整個西方世界經濟正處於危機深淵之中，此時英國正進行大選，自由黨領袖勞合·喬治提出舉辦公共工程以減少失業的競選綱領。凱恩斯和韓德森（H．Henderson）立即合寫了《勞合·喬治能做到嗎？》一書，積極支援喬治的主張，認為這一方案除了直接刺激建築工業外，由於政府工程僱用的人購買力增加，其他工業也會間接受到積極的影響。
1931年凱恩斯的學生卡恩（R．F．Kahn，1905—1989）發表《國內投資與失業的關係》一文，利用公式計算出政府追加投資擴大國民收入的極限值，於是就業乘數論宣告成立。1933年凱恩斯在《繁榮的途徑》一文中，應用乘數理論，估計公共工程支出擴大就業的可能水平。1933年底，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中，凱恩斯特別強調政府要透過舉債方式將借款使用出去，以增加國民購買力的重要性，進一步表明凱恩斯所想象的財政政策不是別的，而是赤字財政政策。但這時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還缺乏理論上的力量。《通論》出版，建立就業理論體系以後，他所提出的由西方國家政府透過赤字財政等政策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就從根本上得到了理論上的支撐。
《通論》與凱恩斯革命_西方經濟學說史：從市場經濟視角的考察
《通論》的產生及其實質
直到20世紀30年代以前，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體系中，正如古典經濟學家的觀點那樣，資本主義制度仍然被看成是充滿自由競爭，能自動調節的市場經濟。在產品市場上，價格機制可以自動調節商品供求關係，不會有普遍性生產過剩；在勞動市場上，工資漲落的機制可以調節勞動力的供求關係，不會產生持久的大規模失業。在市場經濟制度下，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經濟人，即都是懷著利己動機、能夠計算得失、趨利避害地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各人所考慮的雖然是自己的利益，但是這種考慮會導致他選定最有利於社會的用途，結果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趨於一致。因此，政府的最好政策就是自由放任，不必干預。
但是，1929—1933年發生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宣告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破產，擊毀了自由放任的神話。這次危機像一場戰爭浩劫，使整個西方世界一下陷入癱瘓境地：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貿易額銳減，物價慘跌，企業和銀行大量倒閉，失業大軍激增。1932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比1929年下降三分之一以上。受害最深的是勞動人民，1929—1933年，資本主義國家總失業人數由1 000萬增加到3 000萬，加上半失業者達4 000萬—4 500萬人。僅1932年，美國就有1 400家銀行倒閉。當時在美國流行兩個笑話：一是金人公司的股票每一股均附送一支左輪槍；二是當向旅館訂房間時，櫃檯僱員會問你：“是要睡覺，還是要跳樓？”
面對這樣的經濟現實，新古典學派既不能在理論上給予解釋，又無法在政策上提出有效的解決困境的措施。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和資本主義現實的矛盾現象，使得長期在劍橋大學受到新古典經濟學薰陶的凱恩斯不得不對傳統經濟學產生懷疑並逐步對其發起挑戰。1926年凱恩斯發表《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開始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命題，開始傾向於由國家來調節經濟，企圖透過政權的力量，解決市場機制的缺陷。1929年整個西方世界經濟正處於危機深淵之中，此時英國正進行大選，自由黨領袖勞合·喬治提出舉辦公共工程以減少失業的競選綱領。凱恩斯和韓德森（H．Henderson）立即合寫了《勞合·喬治能做到嗎？》一書，積極支援喬治的主張，認為這一方案除了直接刺激建築工業外，由於政府工程僱用的人購買力增加，其他工業也會間接受到積極的影響。
1931年凱恩斯的學生卡恩（R．F．Kahn，1905—1989）發表《國內投資與失業的關係》一文，利用公式計算出政府追加投資擴大國民收入的極限值，於是就業乘數論宣告成立。1933年凱恩斯在《繁榮的途徑》一文中，應用乘數理論，估計公共工程支出擴大就業的可能水平。1933年底，在《紐約時報》發表的《致羅斯福總統的公開信》中，凱恩斯特別強調政府要透過舉債方式將借款使用出去，以增加國民購買力的重要性，進一步表明凱恩斯所想象的財政政策不是別的，而是赤字財政政策。但這時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還缺乏理論上的力量。《通論》出版，建立就業理論體系以後，他所提出的由西方國家政府透過赤字財政等政策干預經濟的政策主張就從根本上得到了理論上的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