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沒有一種語言體系是保持一成不變的，無論是文言的還是白話的，無論是語音、語法、詞彙都會發展，只是快慢不同。文言文是古代漢語的書面語，白話則是古代漢語的口語。文言和白話在漢代以前尚能保持相對一致，但是在漢代之後文言與白話就逐漸分道揚鑣。文言記錄於書面，又被用於書寫經典書籍、典章制度，所以保守性較強，而白話用於口頭交流，所以簡明隨意。
但儘管文言的保守性較強，它還是會隨著時間推移而發展，只不過它變化得比較慢。比如判斷動詞“是”，這個判斷動詞是漢代以後才有的。在先秦的文章裡，沒有任何判斷動詞，表判斷一般的格式就是“A，B也”，如《左傳·僖公二年》：“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但是隨著語法的發展，判斷動詞逐漸由代詞“是”虛化產生，例如《史記·刺客列傳》：“此必是豫讓也。”
由於各種語言體系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完善嚴謹，所以漢代以後的文章讀起來比先秦好懂。
此外詞彙方面也如此，漢代以前，漢語詞彙以單音節詞為主，表達一些意義複雜的詞彙就會用到現在看來極其生僻的詞彙，比如“黑色的馬”現在直接說出這四個字便好，在古時就可能會用到“驪”。
還有文字方面的原因。一些字是漢代後才造出來的，在漢代以前，因為沒有這個字只好用別的字以假借，這就更加造成了閱讀古文時可能出現的誤差，比如韻律的“韻”，這個字很晚才造出來，在這之前一般都用“均”來代替。還有一些字的本義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本變成非基本義，甚至被人遺忘，後人以今律古，不免大惑，《詩經·大雅·生民》：“卬盛幹豆。”這個“豆”不是現在的豆子，而是古代一種容器。
2.白話對文言的影響。文言與白話的分離，其實是有悖於語言發展規律的。人們用語言交際，總要求簡明精當，要求口中所言和筆下所寫相一致。在這種要求下，即使沒有像五四那樣自覺的書面語改革運動，人們在做文章時也會自覺地吸收口語中的成分以豐富書面語的表達。因此，隨著語言發展，文言文裡總會吸收一些當時的口語形式。比如漢代以前的文章裡不大用量詞，魏晉以後量詞大量產生並運用，《世說新語》作為一部較為俗白的作品，其中多有例可證，如《言語篇》：“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此外在其他一些史書典籍中也吸收了這種用法，如《三國志·孫奮傳》：“奮不受藥，叩頭千下。”
3.人類思維的發展促進句法嚴密化。這一點是對第一點的補充。王力先生在《漢語語法史》中談到：“句法的嚴密化，和邏輯思維的發展是有密切關係的。所謂嚴密化，是指句子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佛教的傳入中國，對漢語的影響是大的。‘宣告’的影響只是在漢語體系的說明上；‘因明’則影響到邏輯思維的發展……邏輯思維的發展在語言結構形式中的具體體現可以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把要說的話儘可能概括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結構……另一方面就是化整為零……”先生舉例：“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韓愈《圬者王承福傳》），這句話只要搞清楚實詞，其大義也不難理解。
漢代以前的句子較為短小，拿《尚書》來說，其中不多用連詞以顯示內部邏輯結構，因而理解起來比較困惑。
至於諸家解說分歧較大，也主要因為語言時代發展造成的隔離感。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義有變遷。漢人讀不懂先秦文章所以有經師作注，唐人讀不懂漢注和古文所以有儒生作疏。古人研究語言多憑經驗，難免疏漏，加之或以註疏來論說自己思想觀點，遂有分歧齟齬。
1.沒有一種語言體系是保持一成不變的，無論是文言的還是白話的，無論是語音、語法、詞彙都會發展，只是快慢不同。文言文是古代漢語的書面語，白話則是古代漢語的口語。文言和白話在漢代以前尚能保持相對一致，但是在漢代之後文言與白話就逐漸分道揚鑣。文言記錄於書面，又被用於書寫經典書籍、典章制度，所以保守性較強，而白話用於口頭交流，所以簡明隨意。
但儘管文言的保守性較強，它還是會隨著時間推移而發展，只不過它變化得比較慢。比如判斷動詞“是”，這個判斷動詞是漢代以後才有的。在先秦的文章裡，沒有任何判斷動詞，表判斷一般的格式就是“A，B也”，如《左傳·僖公二年》：“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但是隨著語法的發展，判斷動詞逐漸由代詞“是”虛化產生，例如《史記·刺客列傳》：“此必是豫讓也。”
由於各種語言體系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完善嚴謹，所以漢代以後的文章讀起來比先秦好懂。
此外詞彙方面也如此，漢代以前，漢語詞彙以單音節詞為主，表達一些意義複雜的詞彙就會用到現在看來極其生僻的詞彙，比如“黑色的馬”現在直接說出這四個字便好，在古時就可能會用到“驪”。
還有文字方面的原因。一些字是漢代後才造出來的，在漢代以前，因為沒有這個字只好用別的字以假借，這就更加造成了閱讀古文時可能出現的誤差，比如韻律的“韻”，這個字很晚才造出來，在這之前一般都用“均”來代替。還有一些字的本義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本變成非基本義，甚至被人遺忘，後人以今律古，不免大惑，《詩經·大雅·生民》：“卬盛幹豆。”這個“豆”不是現在的豆子，而是古代一種容器。
2.白話對文言的影響。文言與白話的分離，其實是有悖於語言發展規律的。人們用語言交際，總要求簡明精當，要求口中所言和筆下所寫相一致。在這種要求下，即使沒有像五四那樣自覺的書面語改革運動，人們在做文章時也會自覺地吸收口語中的成分以豐富書面語的表達。因此，隨著語言發展，文言文裡總會吸收一些當時的口語形式。比如漢代以前的文章裡不大用量詞，魏晉以後量詞大量產生並運用，《世說新語》作為一部較為俗白的作品，其中多有例可證，如《言語篇》：“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此外在其他一些史書典籍中也吸收了這種用法，如《三國志·孫奮傳》：“奮不受藥，叩頭千下。”
3.人類思維的發展促進句法嚴密化。這一點是對第一點的補充。王力先生在《漢語語法史》中談到：“句法的嚴密化，和邏輯思維的發展是有密切關係的。所謂嚴密化，是指句子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佛教的傳入中國，對漢語的影響是大的。‘宣告’的影響只是在漢語體系的說明上；‘因明’則影響到邏輯思維的發展……邏輯思維的發展在語言結構形式中的具體體現可以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把要說的話儘可能概括起來，成為一個完整的結構……另一方面就是化整為零……”先生舉例：“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韓愈《圬者王承福傳》），這句話只要搞清楚實詞，其大義也不難理解。
漢代以前的句子較為短小，拿《尚書》來說，其中不多用連詞以顯示內部邏輯結構，因而理解起來比較困惑。
至於諸家解說分歧較大，也主要因為語言時代發展造成的隔離感。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義有變遷。漢人讀不懂先秦文章所以有經師作注，唐人讀不懂漢注和古文所以有儒生作疏。古人研究語言多憑經驗，難免疏漏，加之或以註疏來論說自己思想觀點，遂有分歧齟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