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弱小。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十分微弱，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相當狹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維新派的勢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還保留著封建士大夫的痕跡。他們既沒有嚴密的組織，也不掌握實權和軍隊,更沒有去發動群眾。這樣，他們就只能把自己實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託在一個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
其次，維新派的侷限性。一是不敢否定封建主義。他們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緒皇帝，透過和平、合法的手段，實現自上而下的改革，讓資產階級和開明士紳的代表參加政權，逐步實現君主立憲。在經濟上，他們雖然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卻未觸及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們雖然提倡學習西學，卻仍要打著孔子的旗號，借古代聖賢之名“託古改制。
二是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維新派雖然大聲疾呼救亡圖存，卻又幻想西方列強能幫助自己變法維新。英、日帝國主義雖然表面上同情維新派，但實質上只是為了乘機擴大在華侵略勢力，並尋找它們在中國的代理人，同時也是為了與俄國進行爭奪。因此，在戊戌政變前夕，維新派分別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援，結果都落了空。
三是懼怕人民群眾。維新派的活動基本上侷限於官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範圍。他們不但脫離人民群眾，而且懼怕甚至害怕人民群眾。正因為沒有人民力量作為後盾，所以當他們得悉守舊派要發動軍事政變時，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權的袁世凱，結果反被袁世凱出賣。而一旦守舊派操刀反擊，維新派也就沒有絲毫抵抗的能力。
戊戌維新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次表演這不但暴露了這個階級的軟弱性，而且再次暴露出清朝統治集團的腐朽與頑固，同時也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企圖透過統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實現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戊戌維新失敗後，一部分人放棄了改良主張，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得以發展起來。
我各人認為，一場政治制度上的變革縱然失敗了，卻比一場糾結於領地的武力逼迫得來的勝利更有內涵，更有力量，尤其是在現在這樣一個武力很難敵過智慧的時代。更難能可貴的是世人的眼光不同，維新變法才給予了各種各樣的啟示錄。
維新變法又讓我很自然地想起同樣失敗的王安石變法。誠然，這兩次變法大相徑庭。但從改革者的用意來講，有某些相通之處。康有為和王安石都是那個時代的挑戰者，他們所頒佈的新制度都明目張膽地威脅著達官顯貴的利益，都以一種世人鮮有的超前的眼光來看待當世。然而他們有一通病，忽略了低層百姓的實況。如同王安石的青苗法雖出於好意，卻使百姓破產，康有為的維新變法則完全脫離了民眾，並沒有獲得基層的支援。以至於當變法被推翻時，沒有足夠的群眾力量為他們辯護。一句話，改革首先要普惠民眾。
康有為與光緒皇帝急於求成的心態，使他們都沒有看清西太后的真實心理——容忍而不是同意。她允許的變法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而光緒的一百二十多個詔書則告訴她必須要去鎮壓這次變法。如果康有為能夠認清暫時隱蔽光芒的頑固派的真實用意，並以一種圓通的智慧暫斂鋒芒，那麼變法則不會在短時間內引起極端衝突，從而得以維持。只有這種看似退讓以顯軟弱的處事，才能換來西太后一派的鬆懈。但實際上，確實軟弱的維新派卻要反其道而行之，逞一時之快，卻壞大局。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的俗理也許只有局外人才能理解
首先，民族資產階級力量弱小。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力量十分微弱，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相當狹窄，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維新派的勢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還保留著封建士大夫的痕跡。他們既沒有嚴密的組織，也不掌握實權和軍隊,更沒有去發動群眾。這樣，他們就只能把自己實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託在一個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身上。
其次，維新派的侷限性。一是不敢否定封建主義。他們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只是幻想依靠光緒皇帝，透過和平、合法的手段，實現自上而下的改革，讓資產階級和開明士紳的代表參加政權，逐步實現君主立憲。在經濟上，他們雖然要求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卻未觸及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上，他們雖然提倡學習西學，卻仍要打著孔子的旗號，借古代聖賢之名“託古改制。
二是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維新派雖然大聲疾呼救亡圖存，卻又幻想西方列強能幫助自己變法維新。英、日帝國主義雖然表面上同情維新派，但實質上只是為了乘機擴大在華侵略勢力，並尋找它們在中國的代理人，同時也是為了與俄國進行爭奪。因此，在戊戌政變前夕，維新派分別乞求英、美、日公使的支援，結果都落了空。
三是懼怕人民群眾。維新派的活動基本上侷限於官僚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的範圍。他們不但脫離人民群眾，而且懼怕甚至害怕人民群眾。正因為沒有人民力量作為後盾，所以當他們得悉守舊派要發動軍事政變時，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權的袁世凱，結果反被袁世凱出賣。而一旦守舊派操刀反擊，維新派也就沒有絲毫抵抗的能力。
戊戌維新作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第一次表演這不但暴露了這個階級的軟弱性，而且再次暴露出清朝統治集團的腐朽與頑固，同時也說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企圖透過統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實現國家的獨立、民主、富強是根本行不通的，必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戊戌維新失敗後，一部分人放棄了改良主張，開始走上革命的道路。此後，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得以發展起來。
我各人認為，一場政治制度上的變革縱然失敗了，卻比一場糾結於領地的武力逼迫得來的勝利更有內涵，更有力量，尤其是在現在這樣一個武力很難敵過智慧的時代。更難能可貴的是世人的眼光不同，維新變法才給予了各種各樣的啟示錄。
維新變法又讓我很自然地想起同樣失敗的王安石變法。誠然，這兩次變法大相徑庭。但從改革者的用意來講，有某些相通之處。康有為和王安石都是那個時代的挑戰者，他們所頒佈的新制度都明目張膽地威脅著達官顯貴的利益，都以一種世人鮮有的超前的眼光來看待當世。然而他們有一通病，忽略了低層百姓的實況。如同王安石的青苗法雖出於好意，卻使百姓破產，康有為的維新變法則完全脫離了民眾，並沒有獲得基層的支援。以至於當變法被推翻時，沒有足夠的群眾力量為他們辯護。一句話，改革首先要普惠民眾。
康有為與光緒皇帝急於求成的心態，使他們都沒有看清西太后的真實心理——容忍而不是同意。她允許的變法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而光緒的一百二十多個詔書則告訴她必須要去鎮壓這次變法。如果康有為能夠認清暫時隱蔽光芒的頑固派的真實用意，並以一種圓通的智慧暫斂鋒芒，那麼變法則不會在短時間內引起極端衝突，從而得以維持。只有這種看似退讓以顯軟弱的處事，才能換來西太后一派的鬆懈。但實際上，確實軟弱的維新派卻要反其道而行之，逞一時之快，卻壞大局。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的俗理也許只有局外人才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