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對民本思想影響巨大。
戰國後期，群雄爭霸，天下攘攘，戰禍不斷，百姓不堪其苦，縱橫奸偽之徒趁勢而起。道德經所述之道隱無名、道常無為之說，對兼併戰爭起不到指導作用。諸侯各國只能懷著對道德經中上古小國寡民的清平盛世的神往，苦苦掙扎求存。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兩個學者把道德經思想發展成了兩個極端：莊子的遊世思想和韓非子的法家學說。
莊子很可能是沒落的（楚國）貴族，因此有機會“學富五車”；亦有機會感受封建殖民統治道德淪喪的現實和對弱肉強食的世界的恐懼，也瞭解底層民眾的困苦和掙扎。對現實的絕望使他跌入虛無主義。在他眼裡，這些人間世的紛擾都沒有意義。因為“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求無涯之知，殆矣。” 苦苦尋求那渺茫不見的真理，還不如逍遙遊世來的划算。莊子強化了道作為宇宙的先天規律的神秘性，從而滑向不可知論的痛苦。莊子思想在戰國時期未成顯學，卻在2000多年裡深深影響著中國的讀書人。莊子之文想象瑰麗，文字華美，關心個人的心靈解脫，很符合部分文人的口味。
韓非子則另闢蹊徑，繼承了道德經中關於“愚民和弱民”思想的內容，將其進一步發揮，總結法家先賢思想和經驗，形成其法家學說，為大秦帝國統一之後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指導。很難想象，道德經中“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會被韓非子發展出“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論。韓非子的理論，將“德”掃蕩出局，因為道德經講“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韓非子建議嚴刑峻法，限制流民，重農抑商，獎勵軍功；統治者只需派遣官吏，定期考核，依法而行即可做到無為而無不為。整個秦帝國只重實利而無視德化，始皇一死，帝國便在數年內分崩離析。可嘆秦始皇奮兵四宇，一匡海內，橫掃八荒，卻二世而亡。
後世踐行“無為而治”比較成功的例子不多，縱觀歷史，也就區區百多年，卻被歷代文人念念不忘，心嚮往之。即使往往政府僅僅只是做到無為，遠未能夠“無不為”，中國老百姓已經感激涕零了。如漢初至文景之世，幾代統治者都儘量避免干預社會經濟，而社會財富反而有較大增長。但是，富則富矣，卻不強大。對內叛亂頻發（七國之亂），對外難拒強敵（匈奴），直到漢武帝大舉干預經濟，實行國家壟斷關鍵民生物資（鹽鐵）的生產經營，擴軍備戰，才改變了對匈奴的弱勢。另一個為知識分子念念不忘的無為之治時期是北宋真宗、仁宗年間，也是社會經濟大發展，文化興盛的時代。
莊子在南北朝時期受到知識分子階層的追捧。大概源於其對社會動盪的失望，只好放浪形骸，追求心靈解脫。社會階層經歷起伏變更，把本屬於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散播到底層民眾，道教應運而生。道家講逍遙，講天人合一，講修仙，使人在紛繁世事中得稍許解脫和安寧。另一方面，道家似乎從沒有忘記這個世界。相反，解救蒼生、扶危濟困的想法從未消失，所以，水滸中有公孫勝，施展法術，助梁山好漢替天行道；全真教丘處機遠赴大漠，與成吉思汗坐而論道，解民倒懸。從這一點來說，倒是與儒家”臭味相投“。
而中國的底層民眾對道家思想能夠理解並實踐的多是求子、修仙之事。精英們思考治國安邦良策的時候，小老百姓則忙著賄賂各路神仙。中國的主流知識階層通常是無神論的，這種世界觀，可能同時得益於道家和儒家。道家認為，道為天地之母而法自然；而儒家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二者幾乎都沒有給神仙鬼怪留位置，而又同時深刻地影響著後世中國文人的世界觀。所以，在中國“愚夫愚婦”搞封建迷信，知識精英論政治，大家各幹各事，互相理解和包容。這種情況下，上帝、耶穌之流毫無勝算。至於我佛如來，雖然佛法無邊，畢竟萬生平等，慈祥憨厚。因此經常被政治利用（鎮壓妖猴），卻難以實質性影響政治生態。
道德經對民本思想影響巨大。
戰國後期，群雄爭霸，天下攘攘，戰禍不斷，百姓不堪其苦，縱橫奸偽之徒趁勢而起。道德經所述之道隱無名、道常無為之說，對兼併戰爭起不到指導作用。諸侯各國只能懷著對道德經中上古小國寡民的清平盛世的神往，苦苦掙扎求存。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兩個學者把道德經思想發展成了兩個極端：莊子的遊世思想和韓非子的法家學說。
莊子很可能是沒落的（楚國）貴族，因此有機會“學富五車”；亦有機會感受封建殖民統治道德淪喪的現實和對弱肉強食的世界的恐懼，也瞭解底層民眾的困苦和掙扎。對現實的絕望使他跌入虛無主義。在他眼裡，這些人間世的紛擾都沒有意義。因為“我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求無涯之知，殆矣。” 苦苦尋求那渺茫不見的真理，還不如逍遙遊世來的划算。莊子強化了道作為宇宙的先天規律的神秘性，從而滑向不可知論的痛苦。莊子思想在戰國時期未成顯學，卻在2000多年裡深深影響著中國的讀書人。莊子之文想象瑰麗，文字華美，關心個人的心靈解脫，很符合部分文人的口味。
韓非子則另闢蹊徑，繼承了道德經中關於“愚民和弱民”思想的內容，將其進一步發揮，總結法家先賢思想和經驗，形成其法家學說，為大秦帝國統一之後政治制度的建立提供指導。很難想象，道德經中“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會被韓非子發展出“君讓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理論。韓非子的理論，將“德”掃蕩出局，因為道德經講“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韓非子建議嚴刑峻法，限制流民，重農抑商，獎勵軍功；統治者只需派遣官吏，定期考核，依法而行即可做到無為而無不為。整個秦帝國只重實利而無視德化，始皇一死，帝國便在數年內分崩離析。可嘆秦始皇奮兵四宇，一匡海內，橫掃八荒，卻二世而亡。
後世踐行“無為而治”比較成功的例子不多，縱觀歷史，也就區區百多年，卻被歷代文人念念不忘，心嚮往之。即使往往政府僅僅只是做到無為，遠未能夠“無不為”，中國老百姓已經感激涕零了。如漢初至文景之世，幾代統治者都儘量避免干預社會經濟，而社會財富反而有較大增長。但是，富則富矣，卻不強大。對內叛亂頻發（七國之亂），對外難拒強敵（匈奴），直到漢武帝大舉干預經濟，實行國家壟斷關鍵民生物資（鹽鐵）的生產經營，擴軍備戰，才改變了對匈奴的弱勢。另一個為知識分子念念不忘的無為之治時期是北宋真宗、仁宗年間，也是社會經濟大發展，文化興盛的時代。
莊子在南北朝時期受到知識分子階層的追捧。大概源於其對社會動盪的失望，只好放浪形骸，追求心靈解脫。社會階層經歷起伏變更，把本屬於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散播到底層民眾，道教應運而生。道家講逍遙，講天人合一，講修仙，使人在紛繁世事中得稍許解脫和安寧。另一方面，道家似乎從沒有忘記這個世界。相反，解救蒼生、扶危濟困的想法從未消失，所以，水滸中有公孫勝，施展法術，助梁山好漢替天行道；全真教丘處機遠赴大漠，與成吉思汗坐而論道，解民倒懸。從這一點來說，倒是與儒家”臭味相投“。
而中國的底層民眾對道家思想能夠理解並實踐的多是求子、修仙之事。精英們思考治國安邦良策的時候，小老百姓則忙著賄賂各路神仙。中國的主流知識階層通常是無神論的，這種世界觀，可能同時得益於道家和儒家。道家認為，道為天地之母而法自然；而儒家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二者幾乎都沒有給神仙鬼怪留位置，而又同時深刻地影響著後世中國文人的世界觀。所以，在中國“愚夫愚婦”搞封建迷信，知識精英論政治，大家各幹各事，互相理解和包容。這種情況下，上帝、耶穌之流毫無勝算。至於我佛如來，雖然佛法無邊，畢竟萬生平等，慈祥憨厚。因此經常被政治利用（鎮壓妖猴），卻難以實質性影響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