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的規模只能越來越大，法律只能走向越來越細緻和複雜——法律的複雜折射社會本身的複雜。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裡講到一段話，有助於讓我們思考法律產生的故事。
孟德斯鳩說：“一個政體越接近共和政體，裁判的方式就越確定；在拉棲代孟共和國，民選長官斷案是武斷的，沒有任何法律作為依據，這是一個弊端。羅馬初期的執政官們的裁判方式也和拉棲代孟的民選長官一樣，但因感覺不便，所以制定了明確的法律。”孟德斯鳩說：“在共和國裡，政制的性質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為依據……”。
閱讀孟德斯鳩的論述時，想到法律的起源，實際上可視為具有司法和立法兩種起源，而人們以往常忽略這種區分，認為二者是一碼事，或者認為二者同步進行。細分起來，有關司法與立法的兩種來源，仍可細分：第一類，行政司法權集於一身的官員在裁決時所依據的法律或所創設的法律。第二類，專門法官所依據的法律或所創設的法律。第三類，立法者訂立但與司法關聯不大的法律。第四類，立法者訂立的司法亦作為依據的法律。
所謂行政官，在法律起源年代，就是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酋長或能人一類的人物。他帶領大家幹活，進而行使分配權。當他親自處理本部落的糾紛時，他扮演著法官，也就是裁決者的角色，當此時也，他便兼行政權與司法權於一身。他既然掌握了雙重權力，便容易讓裁決形成權威，如果遇見新的糾紛雙方，他便會複製或圖省事地用起他用過的規則，這便是第一類司法式法律的誕生。
但他也可以委託他人處理，而受委託的人可以是一個巫師，因為他掌握神意，可以根據神意作出裁決；可以是一個長者，因為他德高望重、社會經驗豐富，所作裁決被人們信服；可以是一個公道的人，因為裁決無非要求得公道的結果，這樣才能息事寧人；可以是一個專家，他有知識，明事理，能夠充分地給糾紛的雙方講透道理。當此時也，這個受託的人便成了專門的法官——至少不是集行政與司法權於一身的那位酋長式部落負責人。假使這個受託的人再找兩個助手，三個人就組成了一個專門機構，他們專門思考糾紛解決的原理，從一件事情一個解決方案，過渡到一類事情有一種規則，這便是第二類司法式法律的誕生。
而假如部落負責人為了管理部落，自己明確一些理念，制定一些規則，這些規則，有的有懲罰條款，有的未必有，但都可以被稱為他所制定的法律。但這些法律未必需要專門的法官來適用，而有可能直接由部落負責人自行適用，也即和糾紛解決時的那類法律不太一致，這便是第三類法律的誕生。
假如部落負責人召集了若干有經驗的人一起參與制定一些規則，這些規則用於管理部落，同時也可以讓專司糾紛解決的官員來適用，這便是第四類法律的誕生。可以想象，在第四類法律誕生的場景中，部落負責人面對的是一個較大的人群，這個人群裡出現了較多的陌生人，出現了諸多複雜的事務，甚至出現了混亂的局面——例如，洪災來臨時，搶食物的人多了起來；打起仗來，投降的人多了起來；幾個部落聯合，彼此都不太服氣，這些複雜局面，部落負責人一時不好獨自面對，便有了一個議事機構改革，便制定一些規則，希圖能夠統一施行，遇到糾紛時統一適用。
我們能夠設想老子的理想場景，小國寡民，在這裡，就不需要高度發達的法律，而只需要愉快的相處，很可能針對老子提出的這種模式，孟德斯鳩說：“中國的著述家們老是說，在他們的國家裡，刑罰越增加，社會就越臨近於革命。這是因為風俗越澆薄，刑罰就越增加的緣故。”然而，無奈的是，隨著覓食能力的增強，人類社會的規模只能越來越大，法律只能走向越來越細緻和複雜——法律的複雜折射社會本身的複雜。然而，當法律越來越多時，我們不能忽視法律起源時的前述分類，因為四種分類裡，嵌刻著不同的智慧、理念和風格，與公道有關，也與對人的行為形成的激勵或畏懼感有關。當然，四種分類裡，主要表現的還是兩個方向，一個方向來自司法，一個方向來自立法。
人類社會的規模只能越來越大，法律只能走向越來越細緻和複雜——法律的複雜折射社會本身的複雜。
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裡講到一段話，有助於讓我們思考法律產生的故事。
孟德斯鳩說：“一個政體越接近共和政體，裁判的方式就越確定；在拉棲代孟共和國，民選長官斷案是武斷的，沒有任何法律作為依據，這是一個弊端。羅馬初期的執政官們的裁判方式也和拉棲代孟的民選長官一樣，但因感覺不便，所以制定了明確的法律。”孟德斯鳩說：“在共和國裡，政制的性質要求法官以法律的文字為依據……”。
閱讀孟德斯鳩的論述時，想到法律的起源，實際上可視為具有司法和立法兩種起源，而人們以往常忽略這種區分，認為二者是一碼事，或者認為二者同步進行。細分起來，有關司法與立法的兩種來源，仍可細分：第一類，行政司法權集於一身的官員在裁決時所依據的法律或所創設的法律。第二類，專門法官所依據的法律或所創設的法律。第三類，立法者訂立但與司法關聯不大的法律。第四類，立法者訂立的司法亦作為依據的法律。
所謂行政官，在法律起源年代，就是行使社會管理職能的酋長或能人一類的人物。他帶領大家幹活，進而行使分配權。當他親自處理本部落的糾紛時，他扮演著法官，也就是裁決者的角色，當此時也，他便兼行政權與司法權於一身。他既然掌握了雙重權力，便容易讓裁決形成權威，如果遇見新的糾紛雙方，他便會複製或圖省事地用起他用過的規則，這便是第一類司法式法律的誕生。
但他也可以委託他人處理，而受委託的人可以是一個巫師，因為他掌握神意，可以根據神意作出裁決；可以是一個長者，因為他德高望重、社會經驗豐富，所作裁決被人們信服；可以是一個公道的人，因為裁決無非要求得公道的結果，這樣才能息事寧人；可以是一個專家，他有知識，明事理，能夠充分地給糾紛的雙方講透道理。當此時也，這個受託的人便成了專門的法官——至少不是集行政與司法權於一身的那位酋長式部落負責人。假使這個受託的人再找兩個助手，三個人就組成了一個專門機構，他們專門思考糾紛解決的原理，從一件事情一個解決方案，過渡到一類事情有一種規則，這便是第二類司法式法律的誕生。
而假如部落負責人為了管理部落，自己明確一些理念，制定一些規則，這些規則，有的有懲罰條款，有的未必有，但都可以被稱為他所制定的法律。但這些法律未必需要專門的法官來適用，而有可能直接由部落負責人自行適用，也即和糾紛解決時的那類法律不太一致，這便是第三類法律的誕生。
假如部落負責人召集了若干有經驗的人一起參與制定一些規則，這些規則用於管理部落，同時也可以讓專司糾紛解決的官員來適用，這便是第四類法律的誕生。可以想象，在第四類法律誕生的場景中，部落負責人面對的是一個較大的人群，這個人群裡出現了較多的陌生人，出現了諸多複雜的事務，甚至出現了混亂的局面——例如，洪災來臨時，搶食物的人多了起來；打起仗來，投降的人多了起來；幾個部落聯合，彼此都不太服氣，這些複雜局面，部落負責人一時不好獨自面對，便有了一個議事機構改革，便制定一些規則，希圖能夠統一施行，遇到糾紛時統一適用。
我們能夠設想老子的理想場景，小國寡民，在這裡，就不需要高度發達的法律，而只需要愉快的相處，很可能針對老子提出的這種模式，孟德斯鳩說：“中國的著述家們老是說，在他們的國家裡，刑罰越增加，社會就越臨近於革命。這是因為風俗越澆薄，刑罰就越增加的緣故。”然而，無奈的是，隨著覓食能力的增強，人類社會的規模只能越來越大，法律只能走向越來越細緻和複雜——法律的複雜折射社會本身的複雜。然而，當法律越來越多時，我們不能忽視法律起源時的前述分類，因為四種分類裡，嵌刻著不同的智慧、理念和風格，與公道有關，也與對人的行為形成的激勵或畏懼感有關。當然，四種分類裡，主要表現的還是兩個方向，一個方向來自司法，一個方向來自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