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可以提現一個人的性格？

此話的確如是，書如其人，文如其人，常常是文人的口頭禪。比如喜歡寫草書者，一般都是好爽奔放有激情，做事都有一種忘我境界，塵俗不沾，別於一般常人之性格。

從張旭，狂草境界，成為狂放之不羈。懷素亦乃顛狂如醉如痴，都是大性情，才有的氣度，才有的風格獨步的草書境。

古人云，書者，人也。宋代書家代表，蘇軾，黃庭堅都是浩蕩胸懷，豪放詩詞，其書亦乃豪宕有氣質。米芾玩石，則有奇異迷之性。寫的書法別有他人。

揚州八怪，更是如此，體現了八人個性具才情之懷。其書畫更是如人般凸現風格別緻。板橋最為明顯。

自己的體驗，我乃屬於篤真，稍有放開之情性，如此寫字必有選擇濃厚筆墨，筆畫重壓鋒，行筆過程，常感覺筆鋒行之遲緩，於是我選擇米芾筆意，如此彌補自己篤行的慢慢遲鈍。書究虛實，而我的筆墨而今才有虛之映帶，飛白諳習。以前筆有凝重而無靈活。足矣知其我屬於性情中人之最差者也。

如此理解。

書法真的會體現人的性格。

古人說:“言為心聲，書為心畫”。一件書法作品，無論它是謄寫詩詞，以共性見長也好，或是抒發自我感情，以個性見長也罷，在筆墨線條的宛轉間，總會流露出書者的秉性和心跡，從而表現為不同的審美風格。甚至同一位書者，在不同的場合，因不同的心情而創作的不同的書法作品，從內容到形式，也總是會有相應的風格。

舉例來說，同是“尚韻”的晉書書法家，王羲之的作品在藝術風格上傾向於平淡流麗，而王獻之的作品，則傾向於張揚飛動。這當然可以歸結為技法上的不同，“大王”

用內擫的圓筆法，而“小王”用外拓的方筆法。筆法的不同，其實就是個性的不同。因為，通過歷史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王羲之的秉性是平淡而超脫的，不屑於爭強鬥勝，例如著名的“坦腹東床”的典故，便是他個性的明證。以他如此的秉性，他自然是運用內擫的筆法，創造了流麗的書風。而王獻之的秉性，則比較好勝，包括對他父親也常耿耿於懷，每當有人批評他的書法不及父親，他總是不服氣。以他如此秉性，自然地，他運用了外拓的筆法，創造了張揚的書風。

又如同是“尚法”的唐代書家，也因為個性的不同產生了不同面貌的書法。歐陽詢的秉性“寒寢”而“敏悟絕人”，所以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而顏真卿的為人忠烈端正，儼然道德君子，所以其書風雄強茂密，沉著雍容，凜然有廟堂氣像。然而，在恪守法度的時代中，也出現了張旭、懷素那樣個性奔放的書家，其本身不羈的性情，發揮於書法作品上，則出現放肆的狂草。杜甫形容他“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可見其為人性情不受約束，展現在書法作品中，也是相呼應的氣象。

而在“尚意”的宋代四大家中，蔡襄的人品溫潤，所以其書風清麗；米芾的人品奇僻，所以其書風跌宕。所謂“觀其書而可以知其人”，反過來，認識了他的人，也就可以更深刻地欣賞領會他的書法作品及藝術創造性了。

孫過庭曾說王羲之“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贊》則意涉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縱橫爭折，既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這是說，同樣是王羲之，展管是同一個人，但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狀態下，情緒上難免有喜怒哀樂的不同變化，當他帶著這不同情緒來創作，所完成的作品在書法風格上也會產生細微的不同。

我本人也喜愛書法，在過去的工作實踐中，對此也深有體會。氣定神閒時，會寫楷書，而興奮時則喜歡寫行書，此時寫的書法也會寫得舒展一些。而在心情抑鬱時，即便拿起毛筆，不管是寫楷書還是行書，都與平時有些差距。因此說，書法作品與書者的性格密切相關，與書者心情同樣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