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初，叔虞封唐國諸侯鐵定無疑，但唐國的地望（地理位置）卻因歷史文獻所載不一而爭論不休。明朝以前的史籍多認為叔虞的封地在晉陽，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提出異議：“按晉之始見春秋，《括地誌》：‘故唐城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堯裔子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里，及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並在於翼。”其後，多數史學家附和顧氏之說。筆者在學習研究中也涉及到這個問題，談以下七點看法：

一、據唐代《元和郡縣誌》、《宗國都城記》等史載，當時晉陽城外確有故唐城，“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前為坊，城牆北半見在”（見《括地誌》引《宗國都城記》），唐代人寫唐代事，自然可信。晉陽既然有故唐城，就有可能是唐叔虞的封國，乃至唐堯初都。但也不能排除“唐在翼城”之說，因為《括地誌》上同書載有“晉陽故唐城”、“翼城故唐城”。

二、《漢書·地理志》對叔虞封唐和後世子孫徙都的記載較明，“太原郡晉陽縣”條下雲：“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又在“河東郡聞喜縣”條下雲：“故曲沃，晉武公（侯）自晉陽徙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據此可知，唐叔虞封地先在晉陽，其孫武侯遷都晉南，輾轉於曲沃、翼城等地。這樣就把《括地誌》中兩個“故唐城”之疑迎刃而解，一個是叔虞封唐的“故唐城”，另一個是叔虞之孫遷都後的故唐城。

三、司馬遷《史記》中“唐在河、汾之東”的記載，看起來與位置在汾西的晉陽不相符合，但也沒有說唐叔虞封地不在晉陽。太原晉祠原名唐叔虞祠，在歷史上也曾有過“汾東王廟”之稱。今叔虞殿廊下有《重修汾東王廟記》碑刻，為元至元四年（1338年）太原路舉提學校官弋彀所撰，上有“……王祠之在此其來遠矣，自晉天福六年封興安王，迨至宋天聖後改封汾東王……”之載。按《重修汾東王廟記》碑文所載，“叔虞封唐於晉陽”與太史公《史記》之說不謀而合。

四、叔虞封唐時，周天子命以《唐誥》，讓叔虞“啟以夏政，疆以戎索”（見《左傳·定公四年》），既維持夏民族的文化傳統，又尊重戎狄民俗。山西晉南與太原晉陽相比，前者是 “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文化政治中心”（見《三晉文化源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肯定不是諸戎群狄遊牧之地；而後者卻是“蓋大廈、太原、大滷、賈墟、晉陽、鄂，凡六名，其實一也”（見《讀史方輿紀要》）的華夷雜處之地。二者相比，叔虞封唐顯然在晉陽。

五、晉陽古城遺址西南的晉祠，原名叔虞祠，始建年代無考，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即有“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之載，當是後人為紀念叔虞而在始封之地所建之祠堂。晉祠之南數里，有一大一小兩座古墓，正是《元和郡縣誌·河東道二》所載“唐叔虞墓，在縣（晉陽）西南十六里”的叔虞墓和其子燮父墓。這些都是叔虞封地在晉陽的有力佐證。

六、近年，晉南“晉侯墓地發現9組17座大墓，初步推斷，是自晉武侯到晉文侯等9位前後相繼的晉侯及其夫人之墓。墓中出土文物非常豐富……”（陶正剛《晉國早期都城“唐”地考》，《三晉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專輯》，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晉南的考古發現，恰恰沒有唐叔虞和其子燮父的墓葬，正說明《漢書·地理志》“晉武公（侯）自晉陽徙此”的可信與準確。

七、考古部門曾於1979年清理唐叔虞墓，其結果是“此二陵均是明清時期堆積而成……內中是由土坯堆積在一起，並出土了明代青花瓷器片等。土冢下均無墓室和棺槨，證明是一處明清時期的土冢”（陶正剛 《晉國早期都城“唐”地考》），似乎肯定其墓非唐叔虞墓。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考古界又於1999年發掘隋代虞弘墓（墓址在晉源區王郭村），墓誌碑上刻“……薨於並第，以開皇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葬於唐叔虞墳東三里……”字樣，難道說隋開皇年間就存在的唐叔虞墓裡竟埋下 “明代青花瓷器片”不成？可見考古部門尚未找到真正的唐叔虞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