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傳入之前,華人沒有“三生”(前生、今生、來生)觀念,人們普遍認為人就是活一輩子,其差別只不過是壽夭不同而已。自從佛教傳入中土之後,人們的思維便突破了現實人生的囿限,有了“輪迴”“三生”的觀念和信仰,於是華人便開始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之類的玄妙問題。
由於性格中具有濃厚的實用理性色彩,古人對於“三生”的探索,以立足於當下,對今生今世的思考居多。他生難卜,古人對後身的思考和表述很少。前世茫茫,但古人筆下卻不乏對“只我前身是阿誰”的回答。儘管言人人殊,但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那就是許多詩人不約而同地認定杜甫是自己的前身。
杜甫字子美,由於一度在長安城南少陵左近居住過,所以自號少陵野老。杜甫詩才卓爾不群,詩歌成就登峰造極,但弔詭的是唐人不學杜詩,直到北宋年間蘇軾、黃庭堅等人登上詩壇,杜詩才為人們所推重,迎來了接受史上的春天。能把詩歌寫得像杜詩,也成為了文人的夢想。正是因為這種情結,宋代詩人王禹偁就認為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
王禹偁字元之,據《蔡寬夫詩話》記載:“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雲:‘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雲: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諧,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得易。”王禹偁效法白居易平易詩風,也受到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影響,寫過一些具有現實性的詩歌,但是他對於自己不期暗合杜甫詩意且驚且喜,並申明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需要指出的是,詩歌本是性情語,而人心攸同,“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言之”,其實是很正常的。杜甫讓千古文人競折腰,清代詩人李調元也曾經說過:“少陵疑是我前身。”這種表述與王禹偁如出一轍,堪稱王禹偁的嗣響。
文人除了聲稱自己前身是杜甫之外,還有認定別人前身是杜甫的情況。
蘇軾在《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組詩中說:“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崷崒。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在蘇軾看來,許多人學杜甫只得到皮相,孔毅父卻深獲其神髓,信手寫來都是天然的好詩,所以他認為杜甫就是孔毅父前身。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他在《觀崇德君墨竹歌》中說:“見我好吟愛畫勝他人,直謂子美當前身。”黃庭堅一輩子對杜甫最為推崇,學杜勤下功夫,並有將杜詩“點鐵成金”、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心得,元代詩人方回就曾經說過,“山谷詩本老杜骨法”。正因為如此,時人認為杜甫是黃庭堅的前身;而讀者不難感受到的是,黃庭堅對被目為杜甫再世頗為自得。
南宋詩人劉應時雖把杜甫視為陸游前身,但立論角度卻不同。他在《題放翁劍南集》中說:“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覺天地小。平生一飯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掃。”表面上看,劉應時認為陸游和杜甫一樣忠君愛國,無終食之間違之,所以把杜甫視為陸游的前身。其實從七言律詩發展流變史上考察,劉應時的說法也有道理。詩的歷史和詩的影響無法截然分開,面對光焰萬丈的前輩詩人杜甫及其豐富的文學遺產,作為詩歌史上後來者的陸游,無疑飽受了“影響的焦慮”。杜甫的影響於陸遊而言,既是一種負面壓力,也是一種正面激勵。陸游透過深入生活、廣泛師法和點化修正,將自己從“影響的焦慮”中擺脫出來,開闢了一片新天地,為自己在文學史上爭得了一席之地。七言律詩“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備,為一變;李義山瓣香於杜而易其面目,為一變;至宋陸放翁專工此體而集其成,為一變。凡三變,而他家之為是體者,不能出其範圍矣。”陸游成為了繼杜甫、李商隱之後七律發展的又一座高峰,劉應時視杜甫為陸游前身,可謂歪打正著。
有道是“子美集開新世界”,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巨擘,他的作品也成為了後人追摹的經典,影響至深至遠。詩人把自己的前身紛紛追溯到杜甫身上,這一有意味的現象,既表明了詩人對杜甫的推崇和服膺,也無疑是杜甫的無上光榮。
在佛教傳入之前,華人沒有“三生”(前生、今生、來生)觀念,人們普遍認為人就是活一輩子,其差別只不過是壽夭不同而已。自從佛教傳入中土之後,人們的思維便突破了現實人生的囿限,有了“輪迴”“三生”的觀念和信仰,於是華人便開始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之類的玄妙問題。
由於性格中具有濃厚的實用理性色彩,古人對於“三生”的探索,以立足於當下,對今生今世的思考居多。他生難卜,古人對後身的思考和表述很少。前世茫茫,但古人筆下卻不乏對“只我前身是阿誰”的回答。儘管言人人殊,但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現象,那就是許多詩人不約而同地認定杜甫是自己的前身。
杜甫字子美,由於一度在長安城南少陵左近居住過,所以自號少陵野老。杜甫詩才卓爾不群,詩歌成就登峰造極,但弔詭的是唐人不學杜詩,直到北宋年間蘇軾、黃庭堅等人登上詩壇,杜詩才為人們所推重,迎來了接受史上的春天。能把詩歌寫得像杜詩,也成為了文人的夢想。正是因為這種情結,宋代詩人王禹偁就認為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
王禹偁字元之,據《蔡寬夫詩話》記載:“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嘗賦《春日雜興》雲:‘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雲: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諧,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卒不得易。”王禹偁效法白居易平易詩風,也受到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影響,寫過一些具有現實性的詩歌,但是他對於自己不期暗合杜甫詩意且驚且喜,並申明杜甫乃是自己的前身。需要指出的是,詩歌本是性情語,而人心攸同,“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言之”,其實是很正常的。杜甫讓千古文人競折腰,清代詩人李調元也曾經說過:“少陵疑是我前身。”這種表述與王禹偁如出一轍,堪稱王禹偁的嗣響。
文人除了聲稱自己前身是杜甫之外,還有認定別人前身是杜甫的情況。
蘇軾在《次韻孔毅父集古人句見贈》組詩中說:“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崷崒。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在蘇軾看來,許多人學杜甫只得到皮相,孔毅父卻深獲其神髓,信手寫來都是天然的好詩,所以他認為杜甫就是孔毅父前身。
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他在《觀崇德君墨竹歌》中說:“見我好吟愛畫勝他人,直謂子美當前身。”黃庭堅一輩子對杜甫最為推崇,學杜勤下功夫,並有將杜詩“點鐵成金”、進行創造性轉化的心得,元代詩人方回就曾經說過,“山谷詩本老杜骨法”。正因為如此,時人認為杜甫是黃庭堅的前身;而讀者不難感受到的是,黃庭堅對被目為杜甫再世頗為自得。
南宋詩人劉應時雖把杜甫視為陸游前身,但立論角度卻不同。他在《題放翁劍南集》中說:“放翁前身少陵老,胸中如覺天地小。平生一飯不忘君,危言曾把奸雄掃。”表面上看,劉應時認為陸游和杜甫一樣忠君愛國,無終食之間違之,所以把杜甫視為陸游的前身。其實從七言律詩發展流變史上考察,劉應時的說法也有道理。詩的歷史和詩的影響無法截然分開,面對光焰萬丈的前輩詩人杜甫及其豐富的文學遺產,作為詩歌史上後來者的陸游,無疑飽受了“影響的焦慮”。杜甫的影響於陸遊而言,既是一種負面壓力,也是一種正面激勵。陸游透過深入生活、廣泛師法和點化修正,將自己從“影響的焦慮”中擺脫出來,開闢了一片新天地,為自己在文學史上爭得了一席之地。七言律詩“至杜少陵而始盛且備,為一變;李義山瓣香於杜而易其面目,為一變;至宋陸放翁專工此體而集其成,為一變。凡三變,而他家之為是體者,不能出其範圍矣。”陸游成為了繼杜甫、李商隱之後七律發展的又一座高峰,劉應時視杜甫為陸游前身,可謂歪打正著。
有道是“子美集開新世界”,杜甫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巨擘,他的作品也成為了後人追摹的經典,影響至深至遠。詩人把自己的前身紛紛追溯到杜甫身上,這一有意味的現象,既表明了詩人對杜甫的推崇和服膺,也無疑是杜甫的無上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