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農村家庭變遷的歷史因素：　　1、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自主經營，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性增強。　　2、城市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大量農業人口城市就業，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衰落。　　3、教育事業的發展，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家庭、社會地位大大提高。　　4、思想的解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隨著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農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農民居住形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　　1、房屋由草土結構向磚瓦結構再向鋼筋水泥結構發展，由低矮陰暗的平房向高大明亮的樓房發展。　　據在河南的典型農村調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居住形式的平頂房出現了突破性革命，牆體混磚到頂，頂部鋼筋水泥預製板取代了檁、椽、笆和三合土，房前簷設有走廊，寬三四尺，亦用鋼筋水泥預製板的立柱支撐。這種新式平頂房至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有向兩層發展的趨勢。房屋內部從牆到頂用“888”等新式塗料粉刷。地面用水泥漫過或用地板瓷磚鋪就，外部除用水泥勾磚縫外，有不少人家還用各種顏色瓷片鑲貼門窗，形成華美的外觀。尤其是頭門、堂屋門的門楣上邊，用瓷磚鑲上帶有花卉松鶴等吉祥圖案的匾額，更給房屋增添了溫馨親切的氣氛。　　近些年來這種鋼筋水泥結構樓房逐漸取代磚木結構平房的變遷過程，不僅意味著農村居住條件的改善和居住空間的擴大，同時也意味著屋內的空間佈置更趨向合理化和專門化，大有向城市現代化公寓或別墅發展的趨向。據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表明，中國農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積1978年為8.1平方米，1997年為22.5平方米。時至2000年，農村人均鋼筋磚木結構住房面積就達到15平方米，基本上達到了小康階段的生活要求。“50年代住草房，70年代住瓦房，80年代住樓房，90年代住洋房”，這句話正是農民居住形式變化的生動寫照。　　2、居民點由集中向分散發展，單家獨院日益增多。　　據對鄂西州利川市28個典型村的調查資料：其總人口由1949年的14966人發展到1999年的39348人，增加了1.6倍。由於人口的增長，居民點也由1258個增加到3115個，增加了1.5倍。如元寶鄉小塘村，人口由解放初的700人增加到1999年的1797人，居民點由60個發展到152個；平鎮鄉桂花村由210人增加到512人，居民點由9個發展到74個。同時，從利川市的家庭結構來看，核心家庭中四口之家佔2192%，五口之家佔22.22%，六口之家佔14.38%，七口之家佔6.86%，八口之家佔3.4%.這種家庭結構的變化，無疑使村民居住日益分散，單家獨院的數量日益增多。　　　　3、農民在市郊購房、城鎮建房的數量日漸增多。　　實行改革開放以後，由於經商的需要，加之城鄉差別依然存在，全國各地均有部分農民在城鎮建房定居。以上海市郊奉賢縣為例，據統計，至1996年底，該縣登記在冊的外流人員28554人，購買農村私房的有609戶，暫居人口1786人，佔全縣外來流動人口的67%，其中購買農民兩層樓的518戶、平房91戶，總建築面積84609平方米，房價824.5萬元。這些外來購房戶中，來自浙江的366戶，安徽的126戶，江蘇的89戶，還有的來自四川、江西、山東、河南、寧夏、吉林等地。其中從事務農的656人，務工的358人，經商的55人，種、養殖業的53人，服務業的35人，其他629人。關於購房時間，1990年前外來人員購買農村私房的只有5戶，1996年達到609戶，年增幅60%以上。關於分佈情況，涉及奉賢縣21鎮200多個行政村，其中江海、莊行、青村三鎮就有344戶，佔全縣購房數的56%.[3]　　4、一些富村或鄉鎮企業對一些弱村或窮村進行兼併。　　村莊兼併現象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的山東省，正從中國東部發達的沿海地區逐步向中西部地區推進。這種現象出現和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於：一是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一些富村和強企業不滿足自己的發展空間，有繼續擴張和膨脹的需要；二是市場經濟發展對資源流動與重組提出的新需求；三是村與村之間貧富差距的擴大及政府探索扶貧開發的新路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