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這個詞兒已經被華人民界定為漢奸恨國賊，這樣的人在中國任何時代都不需要。他們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幫兇和走狗，他們的目的是破壞中國的發展和徹底搞垮中國。

什麼是公知，就那吃飽了沒事整人的人，不想勞動，專忽悠人，你們叫他公知，我稱他為騙子。你們以為社會需要騙子嗎。

我瀏覽了一下其他網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感覺公知處於我們這個時代真的是一種悲哀！其實，這也是社會的悲哀。因為，很多人如此瘋狂地反對公知，卻不知道公知這個概念的真正內涵是什麼。但凡我們有一點求是的精神，就首先應該弄清楚“公知”這個專有名詞的具體內涵是什麼，再去對公知進行評價。遺憾的是，好多人沒有這樣，而是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歪曲了“公知”的內涵和外延，把不是公知甚至品行不端的人說成是公知。在這樣一種語境下，吃瓜群眾越來越多地加入對公知的批判和討伐。因此，公知在當下的中國，便成為了一種令人不齒的另類。這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我們要想正確認識和對待公知，首先還是要還公知固有的內涵和本來的面目，不屬於這個內涵的人，就不要把他列入公知範圍，這才是我們正確使用詞語和正確看待“公知”這個特殊群體的正確態度。這非常重要，否則，它不僅會導致我們思想上的混亂，甚至會造成某種社會利益的受損。

“公知”這個專有名詞是怎麼產生的呢？它起源於十九世紀末，法國發生的這樣一個事件，即一個猶太裔的上校因被誣陷出賣情報，被判無期徒刑。但很快，真正的出賣情報者被查出，但國家仍沒有對上校改判。原因是軍方認為國家名譽高於一切。於是，這一事件在法國社會引起轟動。作家左拉連寫了三篇文章對國家的這種錯誤行為進行控訴和抨擊，並尖銳地指出，這是國家犯罪。但左拉被國家以誣告罪判其流放（幾年後病死異國他鄉）。若干年後，法國民眾在左拉的影響下，又一次對這一事件進行反省，終於，他們以維護個人的尊嚴組建了國家的尊嚴——國家對上校改判無罪，讓正義成為國家的價值所在。這個事件後，人們對那些具有專業學術背景，敢於為公平和正義發聲的群體進行思考和總結，便出現了公共知識分子（即公知）這個概念。由此來看，公知這個詞是不折不扣的褒義詞，沒有任何貶義的成分。

其實，在公知這個詞出現之前，公知這個群體就一直存在著，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有這種具有專業學術背景的願意並敢於為正義發聲知識分子，他們在用實際行動為實現國家的正義和公民的利益而不懈地努力。我們所熟悉的文化巨人魯迅就是公知。

那麼，今天為什麼有人對公知如此仇視，並不擇手段地對公知的含義進行歪曲，以使吃瓜群眾痛恨並群起而攻擊公知呢？這裡一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不論說話還是寫文章，我們都必須準確使用詞語，不能因為自己的好惡而隨意改變詞的含義。這樣必定造成某種混亂。把不是公知的、甚至是邪惡的人拉入公知的群體，以求達到讓人們徹底否定公知，這是可鄙的下作之為；而其達成了目的，這便成為了社會的悲哀！

曾經回答過類似的問題；現代社會當然需要公知，而且社會越進步越需要有人為弱勢群體吶喊，越是需要有人來對社會的不公正、不平等進行監督；

然而，遺憾的是，現在不少“公知”全然忘記了他們應該負有的社會責任，成了公眾詬病的物件。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其實都是當時的“公知”——面對此時劇烈的社會變革紛紛提出自己的主張，各自引領著一部分社會輿論。

諸子百家在當時當然沒有能力去改變社會，然而他們提出的各種意見以及建議卻引起了社會各階層的共鳴；一番大浪淘沙之後，剩下的儒家、道家、法家成了金子。

今天的公知則不然；老百姓尤其反感的是那些沒有提出任何可行性建議卻與西方勢力一唱一和惡意攻擊現實社會的公知；

還有另外一群大咖，為各種各樣的江湖騙子《氣功師、大師、特異功能》站臺，在博取眼球的同時博取經濟利益——這樣的公知人們會需要嗎？

公知，其實就是應該有擔當的知識分子；在網路自媒體時代他們更應該自律而不得信口開河或者成了牆頭草。

現實原因：這些公知的政治出發點只考慮自己的個人慾望，沒有考慮到現在的國情

社會原因：文盲率越來越低，直接導致對社會認知的思考群體較多

技術原因：資訊化的今天，公知之高高在上的話語權已經不在自己手裡了，大眾化的知識結構

主觀原因：公知的宣傳偏向過於極端化，沒有考慮大眾之情緒及社會影響力

客觀原因：媒體多元化的傳播渠道，使得公知的單一之宣傳力量的程度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