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單位”和“模式”：湯因比認為：歷史研究的範圍不應侷限於某一民族國家或某一時代，而應以“社會”為研究的基本物件。所謂“社會”，也就是能自成一體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體。宗教則是文明的載體，文明是按照宗教來劃分的。唯有以“文明”為研究的基本單位，才有可能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
以此為依據，湯因比認為人類歷史已出現過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文明、遠東文明等20多種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慮》中，他又將文明擴充套件到37種，並修正了早期以希臘羅馬歷史為藍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臘—中國複合模式”以及“猶太模式”。
（2）文明的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湯因比從“挑戰—應戰”的理論出發，對文明的興衰存亡作出了獨到的解釋。他在書中列舉大量歷史事實，批判種族優越論和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創造文明並非靠人種的優越，也不是由於安逸舒適的生活環境，而是人類面臨嚴酷的挑戰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應戰。雖然湯因比並不認為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強調人對自然環境的應戰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個因素。湯因比對中國《易經》中的陰陽之說極為欣賞，認為歷史就是在一靜一動、陰陽交替的過程中前進的。面對挑戰，人們起而應戰，社會也就由陰變陽，文明即產生於這種從靜態到動態的過渡之中。
文明的起源在於成功的應戰，文明的生長也不例外。一種文明的誕生表明它已經對最初的挑戰作出了有力的應戰，但這並不等於說該文明從此就可以一勞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長。文明的生長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只有使挑戰—應戰這種單一運動成為迴圈往復的過程，文明才能順利成長，反之，文明則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運。
湯因比指出，文明生長的標誌是該文明內在的精神自決，而非外在的物質膨脹。文明生長的程序看似對外部環境的征服，事實上則取決於內在的精神力量。有時技術力量在發展，而文明卻靜止不動，甚至在衰退；有時技術力量增長不明顯，而文明卻在前進。可見，衡量文明成長的尺度是挑戰—應戰的行動從物質水平過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內部向自身提出種種挑戰，並起而應戰，才能長盛不衰。
（3）文明在空間、時間上的接觸：湯因比認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長和衰落階段，都可以獨立地進行研究；但是到了解體這一最後階段，文明卻不是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研究物件了。可見，對於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觸作比較深入的探討是合乎邏輯的。
湯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當代其他文明之間的關係。西方社會史的近代時期可以從兩個事件開始，一件事發生在15世紀剛結束以前，一件事發生在16世紀剛開始以後；第一件事是掌握遠洋航海技術，第二件事是中世紀西方基督教共同體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長期進化中的一個階段，這個過程從13世紀開始，到17世紀時還沒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時間上已超越了目睹哥倫布和達·伽馬遠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湯因比進一步追溯中世紀時期西方文明同它的兩個敵對社會所發生的接觸，然後又上溯到古代希臘社會同各方面發生的接觸，最後再簡要地談了這一類接觸的更早期的情況。
（4）西方文明的前景：湯因比認為，西方社會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顯解體的文明。在許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於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沒有理由因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經毀滅或正在走向毀滅，就可以假設西方文明也一定要這樣。維多利亞式的樂觀主義和斯賓格勒式的悲觀主義都是沒有說服力的。
戰爭和軍國主義是一個社會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為止，西方社會在同這種疾病作鬥爭中並未成功，但它卻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廢除奴隸制度，民主和教育的發展等。西方社會現在也表現出不祥的預兆，分裂為少數統治者、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不過在對付西方化世界裡複雜的內部無產者問題上卻取得了某些顯著的戰績。
在20世紀的人類社會里，人類有著戰爭和階級衝突的問題，有著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問題，有著就業和失業問題，也有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種種問題。20世紀已經過了中期(作者著書時—編者)，我們雖然還不能確知西方文明的發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跡象顯示：人類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
）歷史研究的“單位”和“模式”：湯因比認為：歷史研究的範圍不應侷限於某一民族國家或某一時代，而應以“社會”為研究的基本物件。所謂“社會”，也就是能自成一體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體。宗教則是文明的載體，文明是按照宗教來劃分的。唯有以“文明”為研究的基本單位，才有可能把握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
以此為依據，湯因比認為人類歷史已出現過西方基督教文明、東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印度文明、遠東文明等20多種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慮》中，他又將文明擴充套件到37種，並修正了早期以希臘羅馬歷史為藍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臘—中國複合模式”以及“猶太模式”。
（2）文明的起源、生長、衰落和解體：湯因比從“挑戰—應戰”的理論出發，對文明的興衰存亡作出了獨到的解釋。他在書中列舉大量歷史事實，批判種族優越論和環境決定論，認為人類之所以能創造文明並非靠人種的優越，也不是由於安逸舒適的生活環境，而是人類面臨嚴酷的挑戰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應戰。雖然湯因比並不認為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強調人對自然環境的應戰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個因素。湯因比對中國《易經》中的陰陽之說極為欣賞，認為歷史就是在一靜一動、陰陽交替的過程中前進的。面對挑戰，人們起而應戰，社會也就由陰變陽，文明即產生於這種從靜態到動態的過渡之中。
文明的起源在於成功的應戰，文明的生長也不例外。一種文明的誕生表明它已經對最初的挑戰作出了有力的應戰，但這並不等於說該文明從此就可以一勞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長。文明的生長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只有使挑戰—應戰這種單一運動成為迴圈往復的過程，文明才能順利成長，反之，文明則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運。
湯因比指出，文明生長的標誌是該文明內在的精神自決，而非外在的物質膨脹。文明生長的程序看似對外部環境的征服，事實上則取決於內在的精神力量。有時技術力量在發展，而文明卻靜止不動，甚至在衰退；有時技術力量增長不明顯，而文明卻在前進。可見，衡量文明成長的尺度是挑戰—應戰的行動從物質水平過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內部向自身提出種種挑戰，並起而應戰，才能長盛不衰。
（3）文明在空間、時間上的接觸：湯因比認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長和衰落階段，都可以獨立地進行研究；但是到了解體這一最後階段，文明卻不是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研究物件了。可見，對於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觸作比較深入的探討是合乎邏輯的。
湯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當代其他文明之間的關係。西方社會史的近代時期可以從兩個事件開始，一件事發生在15世紀剛結束以前，一件事發生在16世紀剛開始以後；第一件事是掌握遠洋航海技術，第二件事是中世紀西方基督教共同體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長期進化中的一個階段，這個過程從13世紀開始，到17世紀時還沒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時間上已超越了目睹哥倫布和達·伽馬遠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湯因比進一步追溯中世紀時期西方文明同它的兩個敵對社會所發生的接觸，然後又上溯到古代希臘社會同各方面發生的接觸，最後再簡要地談了這一類接觸的更早期的情況。
（4）西方文明的前景：湯因比認為，西方社會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顯解體的文明。在許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於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沒有理由因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經毀滅或正在走向毀滅，就可以假設西方文明也一定要這樣。維多利亞式的樂觀主義和斯賓格勒式的悲觀主義都是沒有說服力的。
戰爭和軍國主義是一個社會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為止，西方社會在同這種疾病作鬥爭中並未成功，但它卻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廢除奴隸制度，民主和教育的發展等。西方社會現在也表現出不祥的預兆，分裂為少數統治者、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不過在對付西方化世界裡複雜的內部無產者問題上卻取得了某些顯著的戰績。
在20世紀的人類社會里，人類有著戰爭和階級衝突的問題，有著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問題，有著就業和失業問題，也有科學技術所帶來的種種問題。20世紀已經過了中期(作者著書時—編者)，我們雖然還不能確知西方文明的發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跡象顯示：人類永遠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