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人入關前尚處於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階段，入關後仍是嚴格區分主子和奴才，下人自稱奴才其實有兩層含義：一是當時制度使然，清朝實行八旗制，旗中以旗主為尊，別人都是旗主的奴才；二是稱奴才使得主人和奴才都感覺比別人更親近、更忠誠，及至後來特別是雍正以後，奴才一詞更是演變成王公大臣套近乎邀恩寵的專用名詞，尤其是滿人，本來就把漢人看得比他們低一等，稱奴才那是表示自己有別於漢人，跟皇帝和旗主同屬一族，關係自然是漢人不能比的。

奴才一詞的使用在清朝的典章制度上是有規定的，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特別是漢人就不能用，給皇帝上疏，滿人自稱“奴才”，漢人必須稱“臣”，不能濫用，否則就會受到懲罰，換句話說，就是漢人是沒有資格自稱奴才的。

據記載：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滿臣天保和漢臣馬人龍，共同上了一道關於科場舞弊案的奏摺，因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稱為“奴才天保、馬人龍”。乾隆皇帝看到奏摺後，大為惱火，斥責馬人龍是冒稱“奴才”，於是，乾隆帝做出規定：“凡內外滿漢諸臣會奏公事，均一體稱‘臣’”，這樣做的目的其實就是杜絕漢人藉機自稱“奴才”。

一點拙見，不見得完全準確，望各位高人斧正。

清代祖制，滿官自稱奴才，漢官自稱臣

第一，滿官稱奴才，因為清朝是滿族人建立，也就是說清朝是滿人的天下。滿官認為天下是我們滿人的，我是主子的奴才，是拉近關係，滿官認為和皇上是一家人，我是皇家的奴才。

第二，漢官稱臣，首先漢官無權稱奴才，其次漢官恥於稱奴才。

在大清朝，稱“臣”還是稱“奴才”，區別大了去了，不過歸根到底區別只有一句話，那就是是不是自己人。“臣”是“朝臣”，而“奴才”是“家奴”。

在清朝入關之前，滿族還是野蠻人，還有奴隸和奴隸主。對於奴隸主來說，自己家的奴隸當然就是奴才了。後來滿清入關，時事造就英雄，有些奴隸在戰爭中也立下了赫赫的戰功，也封官進爵了。封官進爵了奴隸在自己的主子面前肯定還是得自稱“奴才”，否則就是犯上了。基本邏輯就是這樣，但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臣”和“奴才”就被賦予了很多微妙的含義。

在滿清入關之前，滿族人還是很野蠻，也沒有什麼嚴格的禮儀，制度也不完善，這個時候基本是“臣”和“奴才”隨便叫，你就是自稱“我”“兄弟”也沒關係，只要你能打你就受重用。這就相當於一個創業團隊，一路狂奔往前衝，只要你能幹，和老大拍肩膀稱兄弟都沒事。

後來滿清入關稱帝之後，各種規章制度就開始逐漸建立了。創業公司大了麼，要靠制度管人，但是對於如何自稱這樣的小事，暫時也沒有做出明文規定，但是大家基本形成了一種慣例。漢人一般自稱“臣”，因為漢人是外人嘛，這就相當於公司裡後來招聘的中層領導必須喊老大“張總”“王總”。而滿人的慣例則是在朝廷上稱“臣”，非正式場合則稱“奴才”，公司創業時一起共患難的中層，開會呀檔案呀必須稱老大為“張總”“王總”，但是非正式場合可以喊老大“張哥”“王哥”，自己人嘛。

在雍正皇帝登基之後，關於官員的自稱問題終於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雍正皇帝下旨 “凡奏章稱臣、稱奴才，俱是臣下之詞，不宜兩樣書寫。嗣後著一槩書寫臣字。”馬上打天下的時代過去了，穩定就變成了壓倒一切的問題。滿族畢竟是少數民族，天下畢竟漢人居多，團結漢人，搞搞滿漢一家親就成了這個時期的指導思想。何苦在這種日常小事上，搞得大家親疏有別呢？不過就算是在這個時候，還是有一些滿族大臣自稱“奴才”，就是要告訴別人，天下是我們家的（雖然我不是這個家的主人，但是我是這個家的奴才呀），你們漢人是外人。

轉眼間就到了乾隆年間，這個喜歡搞文字獄的皇帝又恢復了順治、康熙年間滿臣稱“奴才”的慣例，並且下旨“滿臣公事稱臣，私事稱奴才，而漢臣則公事私事都要稱臣”。這就從根本上宣示了滿漢兩族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地位。滿臣如果私事不稱“奴才”就是忘了祖宗，而漢臣如果膽敢自稱“奴才”，那是不自量力，自抬身價。比如說那個宰相劉羅鍋，他就不能稱自己是“奴才”，因為他是漢人，而那個和珅就可以自稱“奴才”，因為他是滿人。所以呀稱“奴才”說明自己和皇帝比較親近，甚至某種程度上是一家人，而漢臣是外聘的職業經理人，打工的。

到晚清宣統年間，清政府要實行新政，朝廷宣佈“滿漢一體稱臣”。只可惜到了這裡很快大清就沒了，沒有了“君”，也沒有了“臣”，更沒有了“奴才”。到了現在，就連滿族也只能在戶口本上才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