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革命。1073年，克呂尼修道院修士希爾得布蘭德當選為教皇，即教皇格里戈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由此開始了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分庭抗禮。一方主張教權至上，一方主張皇權至上，形成了二者對壘的局面。從而開始了教皇革命。
教皇革命，就是羅馬教皇企圖把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神聖的、至高無上的基督教皇帝降至低微的俗人的地位，甚至比層次最低的教士還要不如（《法律與革命》P133）。在此意義上，教皇革命在讓國王迴歸俗人地位的同時，也等於在加速國家的世俗化過程。
這是一場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發起的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是一次在教皇領導下遍及歐洲的為神職人員利益而反對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權貴控制的革命。
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宣佈“教皇在法律上凌駕於所有基督徒之上；僧侶受教皇統治，但其在法律上凌駕於所有世俗權威之上……教皇有權解除人民對邪惡統治者效忠的誓約，可以廢黜皇帝……所有的主教應由教皇指派，並最終應服從於他，而不是世俗權威。”
1705年12月，格列高利七世給亨利四世寫信，告誡他如果繼續漠視羅馬宗教會議的訓令，教皇將革除他的教職。信中還要求皇帝和帝國內的所有主教服從羅馬教廷。這封著名的信件被後人稱為《教皇宣言》。
1076年1月，亨利四世也召開日耳曼主教會議，並於24日回信給教皇，闢頭便是：“亨利，上帝神授而非篡取的國王，致信至此不再是教皇而是冒充僧侶的希爾德布蘭德。”他控告格列高利七世的種種瀆神罪行，並透過決議把格列高利七世驅除出教壇。
一個月後，教皇對皇帝亨利四世處以“絕罰”，解除臣民對皇帝的效忠誓約。亨利四世向教皇挑戰的行動震動了歐洲，激怒了絕大多數教徒，人民中的多數支援教皇而擯棄國王。為了反對亨利四世的決議，薩克遜人甚至發動了對皇帝的叛亂。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為了保住皇位，不得不做出謙卑之狀。1077年1月，亨利到教皇駐足的卡諾薩卡諾莎城堡大門口懺悔罪過，身披悔罪衣——破麻氈，赤裸雙足，跪在雪地裡哀求了三天三夜，宣示自己已悔悟。格列高利七世才收回開除教籍和廢除王位的決定。之後，教皇迫於貴族和教徒的壓力，又於1078年再次向亨利挑起“授職權之爭”，經過一段拉鋸戰，亨利四世用武力把格列高利七世革職並逐出教會。
在格列高利七世後，教皇勢力的擴張與適應民族國家的產生而出現的王權的加強，導致兩者不可避免的衝突。為了不同歸於盡，教皇與王權不得不謀求一定的妥協。
英王亨利一世時，為緩和與教會的矛盾，1107年簽定的《貝奇條約》規定主教由本教區的牧師會選舉，但選舉須經國王同意並在王廷之小教堂中由國王親自監督舉行；國王放棄對新主教的指環和權杖的授予權，主教在由教會行授職禮之前仍須向國王行效忠禮 。
1122年，世俗王權與教會在相互妥協後簽訂了《沃爾姆斯協議》。該約規定：主教在皇帝的監督下由神父會議自由選舉產生，皇帝有權在選舉出現爭議時加以干涉；主教授職時，首先由皇帝授予權標，繼由教皇授予象徵權力的指環與牧杖。
以前，教皇對各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長們的控制只及義大利和法國南部。自格列高利七世改革後，羅馬教會從國王手中接過了各地高階神職人員的任命權，各地教會必須接受羅馬教廷的領導，逐漸形成了以羅馬教廷為核心的整個西歐教會的單一組織系統。唯有這樣具有統一權威的單一的教會組織，才能夠有效抗衡國王世俗權威統治下的單一的國家組織。
1176年5月15日德國皇帝腓特烈的軍隊在進攻義大利時被義大利聯軍打敗。
1177年6月，皇帝腓特烈在威尼斯簽定條約承認教皇的權威、承認倫巴底城市的自由。次日，腓特烈率領大臣們來到威尼斯市政廳門口，恭侯教皇到來。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在高階神職人員的簇擁下來到市政廳，皇帝連忙謙卑地迎上去，教皇只是朝他略一點頭，就徑直走了進去。教皇亞歷山大三世走上寶座臺階，大廳頓時安靜下來。只見皇帝腓特烈在眾目睽睽之下，一步一步走近教皇，脫了帽子，撩起皇袍，跪了下去，抱住教皇的雙腿，吻起了教皇鞋子上的紅寶石十字架，足有一分鐘之久。
這一年正是“卡諾莎覲見”100週年，德國皇帝重演了“卡諾莎覲見”的故事。
教皇革命作為西方歷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持續了幾代人的改革運動，儘管期間出現過暴力衝突，但最終還是透過王權和教權之間的妥協、談判而達成了關鍵性的制度成果，它對於西方的社會發展和制度演進而言，可謂居功至偉。教皇革命的後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教會法的形成，導致了教俗兩界的分離，促進了人的解放。
教皇革命。1073年，克呂尼修道院修士希爾得布蘭德當選為教皇，即教皇格里戈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由此開始了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分庭抗禮。一方主張教權至上，一方主張皇權至上，形成了二者對壘的局面。從而開始了教皇革命。
教皇革命，就是羅馬教皇企圖把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神聖的、至高無上的基督教皇帝降至低微的俗人的地位，甚至比層次最低的教士還要不如（《法律與革命》P133）。在此意義上，教皇革命在讓國王迴歸俗人地位的同時，也等於在加速國家的世俗化過程。
這是一場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發起的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是一次在教皇領導下遍及歐洲的為神職人員利益而反對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權貴控制的革命。
1075年格列高利七世宣佈“教皇在法律上凌駕於所有基督徒之上；僧侶受教皇統治，但其在法律上凌駕於所有世俗權威之上……教皇有權解除人民對邪惡統治者效忠的誓約，可以廢黜皇帝……所有的主教應由教皇指派，並最終應服從於他，而不是世俗權威。”
1705年12月，格列高利七世給亨利四世寫信，告誡他如果繼續漠視羅馬宗教會議的訓令，教皇將革除他的教職。信中還要求皇帝和帝國內的所有主教服從羅馬教廷。這封著名的信件被後人稱為《教皇宣言》。
1076年1月，亨利四世也召開日耳曼主教會議，並於24日回信給教皇，闢頭便是：“亨利，上帝神授而非篡取的國王，致信至此不再是教皇而是冒充僧侶的希爾德布蘭德。”他控告格列高利七世的種種瀆神罪行，並透過決議把格列高利七世驅除出教壇。
一個月後，教皇對皇帝亨利四世處以“絕罰”，解除臣民對皇帝的效忠誓約。亨利四世向教皇挑戰的行動震動了歐洲，激怒了絕大多數教徒，人民中的多數支援教皇而擯棄國王。為了反對亨利四世的決議，薩克遜人甚至發動了對皇帝的叛亂。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為了保住皇位，不得不做出謙卑之狀。1077年1月，亨利到教皇駐足的卡諾薩卡諾莎城堡大門口懺悔罪過，身披悔罪衣——破麻氈，赤裸雙足，跪在雪地裡哀求了三天三夜，宣示自己已悔悟。格列高利七世才收回開除教籍和廢除王位的決定。之後，教皇迫於貴族和教徒的壓力，又於1078年再次向亨利挑起“授職權之爭”，經過一段拉鋸戰，亨利四世用武力把格列高利七世革職並逐出教會。
在格列高利七世後，教皇勢力的擴張與適應民族國家的產生而出現的王權的加強，導致兩者不可避免的衝突。為了不同歸於盡，教皇與王權不得不謀求一定的妥協。
英王亨利一世時，為緩和與教會的矛盾，1107年簽定的《貝奇條約》規定主教由本教區的牧師會選舉，但選舉須經國王同意並在王廷之小教堂中由國王親自監督舉行；國王放棄對新主教的指環和權杖的授予權，主教在由教會行授職禮之前仍須向國王行效忠禮 。
1122年，世俗王權與教會在相互妥協後簽訂了《沃爾姆斯協議》。該約規定：主教在皇帝的監督下由神父會議自由選舉產生，皇帝有權在選舉出現爭議時加以干涉；主教授職時，首先由皇帝授予權標，繼由教皇授予象徵權力的指環與牧杖。
以前，教皇對各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長們的控制只及義大利和法國南部。自格列高利七世改革後，羅馬教會從國王手中接過了各地高階神職人員的任命權，各地教會必須接受羅馬教廷的領導，逐漸形成了以羅馬教廷為核心的整個西歐教會的單一組織系統。唯有這樣具有統一權威的單一的教會組織，才能夠有效抗衡國王世俗權威統治下的單一的國家組織。
1176年5月15日德國皇帝腓特烈的軍隊在進攻義大利時被義大利聯軍打敗。
1177年6月，皇帝腓特烈在威尼斯簽定條約承認教皇的權威、承認倫巴底城市的自由。次日，腓特烈率領大臣們來到威尼斯市政廳門口，恭侯教皇到來。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在高階神職人員的簇擁下來到市政廳，皇帝連忙謙卑地迎上去，教皇只是朝他略一點頭，就徑直走了進去。教皇亞歷山大三世走上寶座臺階，大廳頓時安靜下來。只見皇帝腓特烈在眾目睽睽之下，一步一步走近教皇，脫了帽子，撩起皇袍，跪了下去，抱住教皇的雙腿，吻起了教皇鞋子上的紅寶石十字架，足有一分鐘之久。
這一年正是“卡諾莎覲見”100週年，德國皇帝重演了“卡諾莎覲見”的故事。
教皇革命作為西方歷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持續了幾代人的改革運動，儘管期間出現過暴力衝突，但最終還是透過王權和教權之間的妥協、談判而達成了關鍵性的制度成果，它對於西方的社會發展和制度演進而言，可謂居功至偉。教皇革命的後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教會法的形成，導致了教俗兩界的分離，促進了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