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樓位於大理古城南門外，素有古城第一門之稱，是大理古城的標誌性建築。

文獻樓始建於清代康熙年間。因樓額懸掛雲南提督偏圖，漢名李羲瑞在1701年所題的“文獻名邦”匾額，故名文獻樓。“文獻名邦”匾的兩側有清代文人周仁所寫的長聯：

溯漢唐以還，張叔傳經，杜公講學，碩彥通儒代有人，莫讓文獻遺風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樓臺而望，鷲嶺夕陽，鶴橋小路，熙來攘往鹹安業，但願妙香古國常駐於大世界中。

這副對聯簡單明瞭地介紹了大理古國的風情。

此外，還有“文獻樓”“南詔故都”等匾額。樓的東牆上鑲嵌一塊紀念大理最早的漢文化傳播者張叔、盛覽的石碑，上刻“張叔盛覽故里”六字石碑。

文獻樓橫跨古城南面進入大理古城的通道兩旁，柳樹成蔭，充滿詩情畫意，是當時官府迎送達官貴人的門戶。

矗立在磚石結構門洞上面的文獻樓，是兩層歇山式土木石結構的鏑樓，具有典型的白族建築特色。文獻樓歷史上幾毀幾修，重建後的樓體雄偉壯麗。

大理古城另一處標誌性建築是弘聖寺塔，俗稱一塔，位於大理古城中和鎮西南原弘聖寺前。歷經歲月，大理弘聖寺早已蕩然無存，只存寺塔威嚴聳立。

弘聖寺塔是16級密簷式方形空心磚塔。弘聖寺塔全塔分為基座、塔身和塔剎3個部分，有3臺正方形基座，四壁用石頭壘砌，備臺之間有石階相通。

弘聖寺塔第一臺石階在南面，第二臺石階在東面，第三臺石階在西面，直對塔門。

弘聖寺塔門呈圭角式，其上鑲淺浮雕的5尊佛像，東、南、北三面各劈假卷門一道，弘聖寺塔身各層之間用磚砌出疊澀簷，四角飛翅。從2~15層，每層四面皆有佛龕，龕內建佛。弘聖寺塔佛頂四角原有金翅鳥現已不存。

雲南省弘聖寺塔剎裝置在塔頂覆缽上，上為仰蓮，再上為7圈相輪，相輪上為八角形傘狀寶蓋，再上為葫蘆形寶珠，弘聖寺塔寶蓋角上掛有風鐸，弘聖寺塔的造型，與大理千尋塔相似。

關於弘聖寺塔的建造年代，史籍記載的說法不一，如《大理縣誌稿》中說：

弘聖寺塔，在大理城南弘聖寺，弘聖寺塔高二十餘丈，十六級。世傳周時阿育王建，明李元陽重修。

楊慎在《重修弘聖寺記》中又說：“塔形於隋文帝時。”

弘聖寺塔是宗教的產物，修建如此宏偉的建築物，必須具有一定的社會條件，以上說法均是附會。

現依據弘聖寺塔塔門上佛像的造型及所出土的梵文塔磚《阿閃佛滅正報咒》以及出土的塔、佛像的造型判定，應為大理南詔國時期的建築，明嘉靖時郡人李元陽曾對弘聖寺塔進行過修葺。

新中國成立後在維修弘聖寺塔時，在塔頂部發現一批南詔、大理國時期的重要文物。這些文物多是宗教題材的佛、菩薩、天王、力士、明王、塔模、金剛杵、銅鏡、手鐲、光珠和貝等。

材料質地有木、玉、金、銀、水晶、銅、鎦金銅和鐵等。每件文物都技藝精湛，堪稱上品，佛像的造型也是面貌各異。整座古塔簡直就是一座巨大的文物寶庫。

除了文獻樓和弘聖寺塔，元世祖平雲南碑也是不可多得的歷史證物。此碑立於大理古城三月街街場內，立碑時間為1308年。

碑正面朝東，背靠蒼山，面向洱海。碑由青石座、兩截青石碑身、大理石碑額、麻石砌築圓券頂和圍護迎框組成。

石碑的頂部稍有殘缺。文字均為直行正書。碑文出自翰林院名家的手筆，文辭典雅，氣勢磅礴。上石著重敘述征伐雲南事蹟，下石頌揚了元世祖的功德。碑額呈半圓形，正面有“世祖皇帝平雲南碑”和雙龍捧月浮雕，背面刻有3尊浮雕像。

碑文不僅歌頌了元世祖討平雲南的赫赫戰功，還簡要地敘述了忽必烈揮戈南指、轉戰萬里，採取大迂迴的行軍路線，兵分三路向雲南挺進的經過。當時，忽必烈親自率領中路大軍，渡大渡河、雅礱江和金沙江，從麗江直逼洱海，一舉討平了大理。

碑文還記載了元憲宗在大理的一些行政措施。因此，該碑對研究元初的政治、軍事及雲南地方史提供了較為可靠的實物資料。為了保護該碑，大理地方政府專門為該碑建了圍牆。

文獻樓位於大理古城南門外，素有古城第一門之稱，是大理古城的標誌性建築。

文獻樓始建於清代康熙年間。因樓額懸掛雲南提督偏圖，漢名李羲瑞在1701年所題的“文獻名邦”匾額，故名文獻樓。“文獻名邦”匾的兩側有清代文人周仁所寫的長聯：

溯漢唐以還，張叔傳經，杜公講學，碩彥通儒代有人，莫讓文獻遺風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樓臺而望，鷲嶺夕陽，鶴橋小路，熙來攘往鹹安業，但願妙香古國常駐於大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