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故事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是中華民族文化之魂的載體，是國魂，是族魂，需要代代相傳，需要一直講下去。”
1900年6月22日，在西北邊陲的敦煌莫高窟，居住於此的敦煌人楊果在一道牆壁上磕了幾下菸斗，聽到牆內傳來神秘的迴音。
楊果的工作是在莫高窟給人抄寫道經。他將情況告訴了自己的僱主——王圓籙，王道士。
那天晚上，二人破壁而入，震動世界的敦煌藏經洞由此橫空出世……
120年來，一代代的華人都在講述著敦煌藏經洞的故事，講述著有關中華文明魂魄的故事。時空雖已走過兩個甲子，“敦煌”二字，依然令人心馳神往，血脈僨張。
年輕的中國商人
2018年年底，四卷出自敦煌藏經洞的唐代寫經長卷在深圳展出，轟動一時。四卷經書均為一位國內年輕商人從國際拍賣會上購得，首次在國內公眾面前亮相。
在巴黎，一大批出自敦煌藏經洞的絹畫、紙畫被堆放在吉美博物館一個小小的庫房裡。看到這樣的情景，年輕商人十分心痛。吉美博物館的館長無奈地說，他們已經沒有能力更好地保護這批文物了。於是，商人決定提供經費，保護這批流落海外的民族瑰寶。
敦煌藏經洞出世120年，藏經洞文物的命運也被談論了120年。1905年到1908年，經過英華人斯坦因、法華人伯希和以及俄、日、美等華人的輪番洗劫後，五萬多件藏經洞文物只剩下九千多件。1910年清政府組織將殘留的藏經洞文物運至北京儲存，沿途又被各路官吏、惡霸巧取豪奪，抵京後只剩下八千多件。
“運送途中丟了很多，為了跟最初上報的數字對得上，押運的官員甚至把一些長卷剪成多段來充數。很多人感嘆，留在中國的藏經洞文物，命運反而不如被斯坦因、伯希和他們弄走的那批，我們保護得不如外華人好。實際上海外敦煌文物也有悲慘的命運。”寧強說。
伯希和去世後，他的遺孀出售了伯希和留下的一部分敦煌文物，使它們不得不繼續在國際市場上流散。斯坦因來華的經費由英國印度總督提供，所以後來印度獨立時，印方要求瓜分一部分斯坦因劫掠的敦煌藝術品。英印雙方在土匪分贓般的分配過程中，甚至將一件大幅畫作用剪刀分成了兩半……
寧強介紹，目前全世界在敦煌文物物理保護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國，這與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重視有關。在海外，像法國吉美博物館這樣全球知名的文博機構，因為經費不足等原因，需要中國商人的支援才能善加保護他們所有的敦煌文物。
“120年來，不同年代的敦煌藏經洞故事有不同的主流版本，反映了國家的變化，歷史的變化，以及中國文明的進步。我想，這是藏經洞故事帶給我們新的啟發。”寧強說。
普通人王圓籙
敦煌藏經洞陳列館位於莫高窟南區北端的三清宮內，這是王圓籙用把藏經洞文物賣給外華人的收入修的道觀，也就是他的家。三清宮門前的一塊石頭上，刻著陳寅恪的名言“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三清宮後就是藏經洞。
大泉河從莫高窟前流過，河對岸那座著名的“道士塔”——王圓籙的墳墓，自1931年王圓籙去世後，便與藏經洞和三清宮遙遙相望。
寧強感嘆：“這樣的佈局就像一個歷史的宿命。藏經洞跟王道士是永遠地連在一起了！”
百年來，當人們從各種角度講述藏經洞故事時，王道士都是那個繞不過去的角色。近幾年去敦煌旅遊的人都會看看王潮歌執導的室內情景體驗劇《又見敦煌》，劇目的年均演出場次超過500場。在這部大戲當中，王圓籙以煎熬和懺悔的姿態出現，獲得了不少同情。這與餘秋雨那篇入選高中語文課本的《道士塔》中的描繪反差巨大。
正如寧強所說，藏經洞故事的講述方式是隨著時代發展而演變的。“這些年給王道士翻案的人不少，很多人不是敦煌研究方面的專家。沒有專家去給王道士翻案，因為不值得，沒有學術價值，也沒有討論價值。他就是一個普通人，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大奸大惡之人。他以一個普通人的本能反應做了一些事，做了就做了嘛，都是國家歷史的一部分。應該記住他的歷史教訓，讓這樣的事不再發生。”寧強說。
不過，藏經洞與王圓籙在120年前的那次相遇，無疑是一次災難性的巧合。1939年，河南農民吳培文在自家墳地裡發現商代司母戊鼎，為了避免國寶落入日寇之手，就當即將司母戊鼎埋入地下，使國寶躲過了劫難。
“相比之下，藏經洞是不幸的。歷史在120年前選擇了王道士，他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在中國最貧弱的時候，出現的錯誤的人。”寧強說。
“敦煌的故事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是中華民族文化之魂的載體，是國魂，是族魂，需要代代相傳，需要一直講下去。”
1900年6月22日，在西北邊陲的敦煌莫高窟，居住於此的敦煌人楊果在一道牆壁上磕了幾下菸斗，聽到牆內傳來神秘的迴音。
楊果的工作是在莫高窟給人抄寫道經。他將情況告訴了自己的僱主——王圓籙，王道士。
那天晚上，二人破壁而入，震動世界的敦煌藏經洞由此橫空出世……
120年來，一代代的華人都在講述著敦煌藏經洞的故事，講述著有關中華文明魂魄的故事。時空雖已走過兩個甲子，“敦煌”二字，依然令人心馳神往，血脈僨張。
年輕的中國商人
2018年年底，四卷出自敦煌藏經洞的唐代寫經長卷在深圳展出，轟動一時。四卷經書均為一位國內年輕商人從國際拍賣會上購得，首次在國內公眾面前亮相。
在巴黎，一大批出自敦煌藏經洞的絹畫、紙畫被堆放在吉美博物館一個小小的庫房裡。看到這樣的情景，年輕商人十分心痛。吉美博物館的館長無奈地說，他們已經沒有能力更好地保護這批文物了。於是，商人決定提供經費，保護這批流落海外的民族瑰寶。
敦煌藏經洞出世120年，藏經洞文物的命運也被談論了120年。1905年到1908年，經過英華人斯坦因、法華人伯希和以及俄、日、美等華人的輪番洗劫後，五萬多件藏經洞文物只剩下九千多件。1910年清政府組織將殘留的藏經洞文物運至北京儲存，沿途又被各路官吏、惡霸巧取豪奪，抵京後只剩下八千多件。
“運送途中丟了很多，為了跟最初上報的數字對得上，押運的官員甚至把一些長卷剪成多段來充數。很多人感嘆，留在中國的藏經洞文物，命運反而不如被斯坦因、伯希和他們弄走的那批，我們保護得不如外華人好。實際上海外敦煌文物也有悲慘的命運。”寧強說。
伯希和去世後，他的遺孀出售了伯希和留下的一部分敦煌文物，使它們不得不繼續在國際市場上流散。斯坦因來華的經費由英國印度總督提供，所以後來印度獨立時，印方要求瓜分一部分斯坦因劫掠的敦煌藝術品。英印雙方在土匪分贓般的分配過程中，甚至將一件大幅畫作用剪刀分成了兩半……
寧強介紹，目前全世界在敦煌文物物理保護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國，這與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家的重視有關。在海外，像法國吉美博物館這樣全球知名的文博機構，因為經費不足等原因，需要中國商人的支援才能善加保護他們所有的敦煌文物。
“120年來，不同年代的敦煌藏經洞故事有不同的主流版本，反映了國家的變化，歷史的變化，以及中國文明的進步。我想，這是藏經洞故事帶給我們新的啟發。”寧強說。
普通人王圓籙
敦煌藏經洞陳列館位於莫高窟南區北端的三清宮內，這是王圓籙用把藏經洞文物賣給外華人的收入修的道觀，也就是他的家。三清宮門前的一塊石頭上，刻著陳寅恪的名言“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三清宮後就是藏經洞。
大泉河從莫高窟前流過，河對岸那座著名的“道士塔”——王圓籙的墳墓，自1931年王圓籙去世後，便與藏經洞和三清宮遙遙相望。
寧強感嘆：“這樣的佈局就像一個歷史的宿命。藏經洞跟王道士是永遠地連在一起了！”
百年來，當人們從各種角度講述藏經洞故事時，王道士都是那個繞不過去的角色。近幾年去敦煌旅遊的人都會看看王潮歌執導的室內情景體驗劇《又見敦煌》，劇目的年均演出場次超過500場。在這部大戲當中，王圓籙以煎熬和懺悔的姿態出現，獲得了不少同情。這與餘秋雨那篇入選高中語文課本的《道士塔》中的描繪反差巨大。
正如寧強所說，藏經洞故事的講述方式是隨著時代發展而演變的。“這些年給王道士翻案的人不少，很多人不是敦煌研究方面的專家。沒有專家去給王道士翻案，因為不值得，沒有學術價值，也沒有討論價值。他就是一個普通人，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大奸大惡之人。他以一個普通人的本能反應做了一些事，做了就做了嘛，都是國家歷史的一部分。應該記住他的歷史教訓，讓這樣的事不再發生。”寧強說。
不過，藏經洞與王圓籙在120年前的那次相遇，無疑是一次災難性的巧合。1939年，河南農民吳培文在自家墳地裡發現商代司母戊鼎，為了避免國寶落入日寇之手，就當即將司母戊鼎埋入地下，使國寶躲過了劫難。
“相比之下，藏經洞是不幸的。歷史在120年前選擇了王道士，他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在中國最貧弱的時候，出現的錯誤的人。”寧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