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很多人來說，外銷畫還是個相對陌生的名詞，所謂的中國外銷畫，通常具備兩個要素：一、由中國畫師繪製而專供輸出國外市場，通常是銷往歐洲，後也及於美國；二、在繪製時不同程度地採用西洋繪畫的技法，包括透視法、色彩暈染、形式和材料。顯然，這種外銷畫既有別於傳統的中國畫，一般說來又不同於地道的西洋畫，儘管其中有些畫已經洋味十足。
外銷畫的興起
早在外銷畫興起以前的一二百年，西方的繪畫作品已經傳入中國。目前可知的最早的例子是明萬曆九年（1581年）和萬曆十一年（1583年），由義大利的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先後帶到中國的天主像和聖母像。利瑪竇之後，很多西方傳教士都攜帶西畫來華，並且其中一些人更因為熟練掌握西畫技法而進入中國宮廷，成為御用畫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義大利傳教士畫家郎世寧，他在康熙末年來到中國，侍奉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特別得到乾隆皇帝的賞識。供職於宮廷的傳教士畫家的西畫技法直接影響了宮廷內的中國畫家，焦秉貞、冷枚、丁觀鵬等人的作品中已經出現了西方的透視法和細微的明暗對比。同時，傳教士畫家自己的繪畫作品也不再是純粹的西方風格，他們有意識地削弱了西畫的明暗對比、高光對比和焦點透視等技法，摻入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以細緻的渲染避免筆觸的暴露，用皴擦取代陰影的塗染，呈現出中西結合的特點。
然而，中國宮廷聘用的西洋畫師作畫不過是為了給皇家氣派增添一點新奇色彩，西畫的發展完全被約束在宮廷之內，無法自由向外傳播。與宮廷西洋畫相比，清代廣州外銷畫則是根據民間的商業要求而發展，向外傳播（從廣州傳到香港、上海等地），其影響遠比宮廷西洋畫要深遠。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開始，廣州成為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進入中國的必經之路。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廣州附近的黃浦港，廣州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館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貿易區。在十三行地區出現了專門模仿西方繪畫技法、風格，繪製外銷畫的職業畫家。他們的創作涉及西方各種繪畫形式，如油畫、水彩畫、水粉畫、玻璃畫等。由於他們的作品極富特色，受到了外國來華人士的歡迎。
外銷畫的發展：畫家和畫室
既然外銷畫有別於傳統的中國繪畫，那麼中國的外銷畫家是透過什麼途徑學習西洋繪畫的呢？第一種途徑是出洋留學。最有名的例子是史貝霖（Spolilum）。他是廣州早期外銷畫家中最為出色的。其生卒年不詳，大致活動於1775年至1810年間。有學者認為，史貝霖即是活動於清乾隆、嘉慶年間的油畫家關作霖，在廣東地方誌《南海縣誌》中有關於關作霖的記載。另一種觀點指出：記載中提到關作霖在嘉慶中期（1810年前後）的廣州設立了自己的畫室，而史貝霖最晚的作品則出現在1805年至1806年間。如此說來，史貝霖和關作霖的身份是無法重疊的。拋開對史貝霖和關作霖身份的考證，我們來看兩幅題名為史貝霖的作品。
《喬治.華盛頓》是史貝霖根據美國畫家約翰?特魯布林所繪油畫的彩色銅版畫複製而成的。無論是細節、比例、透視，還是整體的色彩效果都十分逼真，可見中國外銷畫家掌握西洋繪畫技法的純熟程度。
除了複製西洋油畫作品外，史貝霖也自己創作寫生。《廣州法庭內景》描繪了中國地方官員在廣州開庭審訊英國“海王星號”水手的場景，事件的背景是：英國“海王星號”商船的水手酗酒打死一名華人，中國官方對其控罪審訊。法庭設在十三行的商館中，畫家採用強烈的光影對比，造成舞臺般的戲劇效果。畫面中出現了幾百人，烘托出審訊場面的莊重威嚴。
跟隨來華的西方畫家學畫，這是第二種途徑，也是外銷畫家學習西洋繪畫的主要途徑。從18世紀中後期到19世紀中葉，許多職業或業餘的西方畫家曾到過中國沿海和廣州口岸，在中國居留期間，他們創作了不少中國風景和人物的寫生作品，不少作品後來直接成為外銷畫家臨摹的物件。
對廣州外銷畫影響最大的外國畫家是英國的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他也是19世紀在中國華南沿海居留時間最長的西方畫家。錢納利出生於英國倫敦，生活於英國美術的黃金時代，他17歲起在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學習，深受以英國畫家托馬斯.勞倫斯爵士(Thomas Lawrence,1769―1830)和威廉.畢奇(William Beechey,1753―1839)爵士等為代表的“華麗風格”(Grand Style)的影響。錢納利很早就顯露出非凡的才華，從18歲開始就有作品在皇家畫院展出。1802年，由於家庭問題，錢納利離開英國，來到印度，又因債務問題而離開印度，來到澳門，從此在華南地區生活了20多年，直至去世。錢納利在澳門開設了畫室，為歐洲人和當地中國顯貴繪製肖像，並經常往來於澳門、廣州、香港之間，創作了大量的速寫、素描、油畫、水彩作品。
對於很多人來說，外銷畫還是個相對陌生的名詞，所謂的中國外銷畫，通常具備兩個要素：一、由中國畫師繪製而專供輸出國外市場，通常是銷往歐洲，後也及於美國；二、在繪製時不同程度地採用西洋繪畫的技法，包括透視法、色彩暈染、形式和材料。顯然，這種外銷畫既有別於傳統的中國畫，一般說來又不同於地道的西洋畫，儘管其中有些畫已經洋味十足。
外銷畫的興起
早在外銷畫興起以前的一二百年，西方的繪畫作品已經傳入中國。目前可知的最早的例子是明萬曆九年（1581年）和萬曆十一年（1583年），由義大利的傳教士羅明堅和利瑪竇先後帶到中國的天主像和聖母像。利瑪竇之後，很多西方傳教士都攜帶西畫來華，並且其中一些人更因為熟練掌握西畫技法而進入中國宮廷，成為御用畫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義大利傳教士畫家郎世寧，他在康熙末年來到中國，侍奉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君主，特別得到乾隆皇帝的賞識。供職於宮廷的傳教士畫家的西畫技法直接影響了宮廷內的中國畫家，焦秉貞、冷枚、丁觀鵬等人的作品中已經出現了西方的透視法和細微的明暗對比。同時，傳教士畫家自己的繪畫作品也不再是純粹的西方風格，他們有意識地削弱了西畫的明暗對比、高光對比和焦點透視等技法，摻入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以細緻的渲染避免筆觸的暴露，用皴擦取代陰影的塗染，呈現出中西結合的特點。
然而，中國宮廷聘用的西洋畫師作畫不過是為了給皇家氣派增添一點新奇色彩，西畫的發展完全被約束在宮廷之內，無法自由向外傳播。與宮廷西洋畫相比，清代廣州外銷畫則是根據民間的商業要求而發展，向外傳播（從廣州傳到香港、上海等地），其影響遠比宮廷西洋畫要深遠。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7年）開始，廣州成為中國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也是西方人進入中國的必經之路。每年都有大量西方商船停泊在廣州附近的黃浦港，廣州形成了以十三行商館為中心的西方人集中地和貿易區。在十三行地區出現了專門模仿西方繪畫技法、風格，繪製外銷畫的職業畫家。他們的創作涉及西方各種繪畫形式，如油畫、水彩畫、水粉畫、玻璃畫等。由於他們的作品極富特色，受到了外國來華人士的歡迎。
外銷畫的發展：畫家和畫室
既然外銷畫有別於傳統的中國繪畫，那麼中國的外銷畫家是透過什麼途徑學習西洋繪畫的呢？第一種途徑是出洋留學。最有名的例子是史貝霖（Spolilum）。他是廣州早期外銷畫家中最為出色的。其生卒年不詳，大致活動於1775年至1810年間。有學者認為，史貝霖即是活動於清乾隆、嘉慶年間的油畫家關作霖，在廣東地方誌《南海縣誌》中有關於關作霖的記載。另一種觀點指出：記載中提到關作霖在嘉慶中期（1810年前後）的廣州設立了自己的畫室，而史貝霖最晚的作品則出現在1805年至1806年間。如此說來，史貝霖和關作霖的身份是無法重疊的。拋開對史貝霖和關作霖身份的考證，我們來看兩幅題名為史貝霖的作品。
《喬治.華盛頓》是史貝霖根據美國畫家約翰?特魯布林所繪油畫的彩色銅版畫複製而成的。無論是細節、比例、透視，還是整體的色彩效果都十分逼真，可見中國外銷畫家掌握西洋繪畫技法的純熟程度。
除了複製西洋油畫作品外，史貝霖也自己創作寫生。《廣州法庭內景》描繪了中國地方官員在廣州開庭審訊英國“海王星號”水手的場景，事件的背景是：英國“海王星號”商船的水手酗酒打死一名華人，中國官方對其控罪審訊。法庭設在十三行的商館中，畫家採用強烈的光影對比，造成舞臺般的戲劇效果。畫面中出現了幾百人，烘托出審訊場面的莊重威嚴。
跟隨來華的西方畫家學畫，這是第二種途徑，也是外銷畫家學習西洋繪畫的主要途徑。從18世紀中後期到19世紀中葉，許多職業或業餘的西方畫家曾到過中國沿海和廣州口岸，在中國居留期間，他們創作了不少中國風景和人物的寫生作品，不少作品後來直接成為外銷畫家臨摹的物件。
對廣州外銷畫影響最大的外國畫家是英國的喬治.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他也是19世紀在中國華南沿海居留時間最長的西方畫家。錢納利出生於英國倫敦，生活於英國美術的黃金時代，他17歲起在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學習，深受以英國畫家托馬斯.勞倫斯爵士(Thomas Lawrence,1769―1830)和威廉.畢奇(William Beechey,1753―1839)爵士等為代表的“華麗風格”(Grand Style)的影響。錢納利很早就顯露出非凡的才華，從18歲開始就有作品在皇家畫院展出。1802年，由於家庭問題，錢納利離開英國，來到印度，又因債務問題而離開印度，來到澳門，從此在華南地區生活了20多年，直至去世。錢納利在澳門開設了畫室，為歐洲人和當地中國顯貴繪製肖像，並經常往來於澳門、廣州、香港之間，創作了大量的速寫、素描、油畫、水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