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紀是西歐與蒙古帝國交往的最頻繁時期。在這一百多年的交往過程中,雙方由最初的互不瞭解,逐漸發展成為穩定的外交物件。可以說中世紀西歐與蒙古帝國的交往，引起了歐亞文明的相互碰撞,進而迎來了東西方世界頻繁交往的時代。

西歐與蒙古帝國早期交往的歷史背景

13世紀上半葉西歐的主要歷史背景是教皇與西歐諸國皇帝之間的長期、激烈爭鬥。此外,教廷與教會還面臨宗教異端,以及十字軍在中東地區戰爭勝少敗多的客觀事實。13世紀初的教皇英諾森蘭世是中世紀教皇中最傑出的一位。在他治理下,中世紀的教會掌管的權力達到頂峰。英諾森三世不僅插手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事務,同時與其他基督教國家的統治者也有矛盾,如法蘭西國王胖力奧古斯都、英格蘭國王約翰。

在這些爭鬥中,英諾森與西歐三個主要國家的領袖鬥爭都取得了勝利,這些都表明他手中握有西歐世界重要的權力。他在位期間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有較大紛爭,教皇命令腓特烈率領十字軍東征,但由於途中遇到癌疫很快撤回,在教皇看來這是違背十字軍出征的誓言,將其逐出教口,隨後神聖羅馬帝國與教皇的摩擦不斷。

就在西歐教皇與諸位皇帝大亂之時,蒙古軍隊到達東歐。但是由於教皇與皇帝矛盾重重,教皇無暇採取救援。此時西歐在位的教皇是英諾森四世。他也是一位擁有強大權力的教皇,他同腓特烈二世矛盾重重,戰爭不斷,因此並沒有顧及蒙古大軍。腓特烈二世面對氣勢洶洶的蒙古軍隊,還是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號召西歐各國君主應該聯合起來對抗蒙古人,在他給英王亨利二世和法王路易九世建議信中,他埋怨說：

本來應該對異教徒傳播基督教的十字軍,卻被教皇用來進攻神聖羅馬帝國,因此鞋輯人才有機會進攻基督教世界。"

可以看出,13世紀上半葉教皇與世俗皇帝的爭鬥,給蒙古大規模猛攻西方創造了機會。而與此同時在中亞,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衝突一直存在。蒙古人就是在送兩種文明的衝突下產生的,透過不斷的戰爭與征服形成了橫跨歐亞的蒙古大帝國。蒙古人由於所處的草原日漸貧瘡,以及氣候環境的惡劣,促使蒙古人開始不斷侵略周邊富有的鄰居,找到最理想的牧場,供其發展。此外,蒙古人自身強烈的掠奪慾望,也是其進行對外擴張的重要原因。成吉思汗鼓勵他的兒子們去四海征戰,開拓疆土,並且掠奪當地人所有的一切,"天下地面盡闊,教您各守封國"。

元朝時期與西歐的交往

西歐與元朝的交往,儘管雙方有著自己的信仰,但是並不阻礙交流。這一階段,蒙古人不再強制西歐君主屈服其統治,雙方是完全平等、友好的外交往來,並且鼓勵在其統治下更快、更大範圍地進行交流。而西歐,早在旭烈兀西征之時,由於旭烈兀受到埃及馬木路克的強烈反擊,致使伊斯蘭世界恢復生機,中東地區還有蒙古人改信伊斯蘭教,因此,西歐將交往範圍進一步向西推進。此外,西歐教皇為了更廣泛的傳播基督教以及在東方獲取財富,也熱衷於同元朝的交往。

元代最早來華的是波羅兄弟。1266年他們到達汗八里。雖然他們的身份今天看來是商人,但是在蒙古帝國時期"外國商人經常習慣被看成是收集情報的使節,因此後來馬可波羅宣稱自己是忽必烈汗在印度洋的外交使節。”忽必烈十分尊敬從遠方來的這兩位客人,因為他們是第一批來到中國的拉了人,擺設宴席招待他們。大汗熱情的與他們交談,詢問羅馬教皇、西方各國和其他基督教的君主的情況。他希望瞭解這些皇帝和君主在國內的權威、領土的廣袤、司法和軍事狀況,尤其是教皇的情況、教會事業、宗教崇拜和基督教的教義。

波羅兄弟在忽必烈的宮廷住了一年後,忽必烈送他們返回家鄉,帶著寫給教皇克雷芒四世的信化請求教皇派遣一百名通曉基督教教義以及西方科學的人來,並且向教皇請求贈予一些耶路撒冷的耶穌聖墓中燈的聖油。為了確保兩兄弟一路旅行的援助,忽必烈贈送他們一個金牌,大概是一英尺長,蘭英寸寬,上面刻著"永恆天神的力量,可汗的名字是神聖的。尊敬手持此牌的人不受殺害"。這個金牌實際上就是波羅兄弟的貴賓護照,可以保證他們在大汗帝國境內的所有地方官吏以及驛站都會妥善護送,在所經過的一切地方都會提供他們所需物品。

馬可波羅曾被忽必烈奉使差遣兩次,一次大理,一次印度。主要為忽必烈瞭解當地的風土人情,彙報當地的商業情況,馬可波羅也在其遊記中記載下送兩地的民間風俗和物產。蒙古人通常會使用一些外國商人為他們效忠蒙古帝國,以及派遣他們來管理其所屬的千戶或萬戶。馬可波羅曾多次提到有關鹽業的事情,鹽業貿易是元代商業中較為重要的行業,馬可波羅也曾參與經營。

元朝與西歐交往的和影響

元朝和西歐的交往除了對元朝和西歐有重要影響,甚至對整個世界都有重要意義。元朝統治者積極對外發展外交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為元朝的發展帶來了生機和活力,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範圍的地位。一方面,元朝統治者具有開放的觀念,並且注重從整個世界範圍內來認識元朝所處的地位,因此其採取積極主動同外部世界交往的外交方針擴張了中國的文化:元前的歷代王朝統治下,一直處於相對閉塞的環境之中,即使有漢唐的對外交往,但是其程度遠遠無法與元朝相比。

但是到了元朝,統治者的宗教寬容政策,促使中國出現了世界各種文化聚集的恢弘場景。代表國外的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的文化同中國原有的道教、儒學和佛教的文化在元朝並存,元朝的這種文化包容政策在中國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除了元朝以外,在其他國家任何時期很難找到如此景觀。

另一方面,元朝統治者注重同國外發展商業貿易,這為中國商業的發展増添了活力。海外貿易的繁榮促使中國的航海事業在元朝達到了頂峰,因此造船技術、海外貿易路線逐漸完善,中國許多城市成為世界性的大都市,例如元朝的汗八里作為政治中也,城中的經貿活動不絕。馬可波羅在記載汗八里的人口和商業時,描述城內雲集了四面八方的商人,並且大都十分富庶,其中交易的都是世界各方的寶物。

元朝和西歐的交往對西歐有著更加重要的影響。正是因為元朝統治者鼓勵支援同西歐交往,歐洲使者和商人可以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蒙古人在這一地區的統治大大減少了這一貿易區域存在的競爭者之間的摩擦,確保了人們旅行過程中的安全。而中國的商品、技術、文化可以到達歐洲,在歐洲造成了巨大的變革。首先,西歐同元朝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開闊了西方人的眼界。可以說如果沒有東方大陸的送些歐洲傳教士、商人以及工匠,西歐人的視野僅僅停留在地中海地區,對於中國這樣的東方大國也是一無所知。透過回到西歐的使者們的傳述,他們才知道在東方有如此富庶的大帝國,能夠更加完整地認識整個世界地理。

其次,科技文化的西傳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方世界的發展。中國的印刷術傳入歐洲有許許多多的說法,其中有一種說法就是在元朝生活的傳教士們長時間接觸中國書籍,而在他們回到歐洲後的半個世紀,歐洲就出現了首件印刷品,這件印刷品為德國所出版的宗教版畫。透過歐洲印刷品的製作方法可以看出無論是在印刷技藝上還是原材料的選取上,同中國的印刷術是一致的。印刷術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只有貴族上層、教士讀書和接受教育的現狀,印刷術在歐洲的不斷改進,人們手中所傳閱的書籍便越來越多,重新喚醒了歐洲人對於知識的渴望與追求,加速了文化在大眾中間的傳播。

結語:

眾所周知,中世紀的西歐是昏暗的,無論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方面都是缺乏生機的,但是隨著同元朝的交往,中國的甚至是東方的文化注入之後,給整個西歐帶來了鉅變,進而改變了世界的格局。當然,這一系列的變革同元朝統治者的外交政策密不可分。這一時期頻繁、廣泛的東西交往為世界歷史的向前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元代統治者採取促進各民族融合和對外開放的政策

元仁宗時期比較開明，他重視民族大融合，力圖推行漢化運動，改變前期的財政枯竭、政制混亂的局面。他推行“以儒治國”政策，並且減裁冗員、加強中央集權，大力整頓蒙古貴族朝政。他下令將漢文《大學衍義》、《貞觀政要》和《資治通鑑》等漢人的文史書籍摘要翻譯為蒙文，下令讓蒙古人學習漢人的思想文化和治國理政的經驗。並恢復以程朱理學為內容的科舉考試製，他還依靠漢人文臣來普查戶宅田產，對漢民族的較高的文明採取吸納、照搬措施。特別是元世祖忽必烈採取“漢法”，在當初是很堅定的蒙古統治者。

統治者對外採取了對外開放的政策，朝廷容許和鼓勵各國商人來華經商，其實早在唐朝時就已經有商人來中國經商，在廣州、泉州、杭州、揚州等地定居。到了元代時，來華的不僅僅有商人，當時外華人來中國旅遊的也非常多，著名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摩洛哥人伊本·拔都塔在中國旅行和居住。馬可·波羅17歲時跟隨父親和叔叔從義大利前往中國，歷時約四年，馬可·波羅當年沿絲綢之路經過張掖時曾醉心於當地的壯觀美景，並停留居住了一年之久。他們一行人於1275年到達元朝的首都，與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友誼。馬可·波羅在中國遊歷了17年，曾遊覽了當時中國的許多古城。回到威尼斯之後，他寫出了《馬可·波羅遊記》一書，記載了有關中國的風土人情和人文地理等情況，使世界各國對中國進一步有所瞭解。

成吉思汗以及元初統治者的征伐戰爭，使得中國的西北部處於一個開放的狀態。朝廷對各種宗教採取相容幷蓄政策，外域民族穆斯林紛紛無阻礙的進入中國境內，並且帶來了伊斯蘭教的文明，形成了大規模遷居中國的態勢，中亞和波斯、阿拉伯的穆斯林的大批遷入，成為了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部分，而這些在中國定居的穆斯林在和漢、蒙、維吾爾等民族雜居、通婚後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叫“回回族”（即後來的稱呼回族），即保持阿拉伯的文化傳統，又自覺的融入了中國化的生存環境。

元代對外交通暢達，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往來不斷

元帝國的統治區域空前廣大，消滅了長期盤踞北方、西北、西南等其他民族割據政權後，創立了行省制度，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驛站系統，交通的發達和暢通為中外交流提供了保障，創造了便利。

陸上絲綢之路，主要是沿西漢時期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一條通往西亞、歐洲之路，這條路是連結亞歐大陸的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之路，以長安為起點，經涼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亞國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等而達地中海，以羅馬為終點，全長有六千多公里。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從廣州、泉州、寧波、揚州等沿海城市出發，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的海上貿易。東南沿海的崑山、慶元、溫州、福州、泉州、廣州等都是當時貿易興隆的對外貿易通商口岸。

草原絲綢之路，除了“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還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進入中亞的“草原絲綢之路”等。蒙古統治者雖與周邊鄰國有過戰爭，但對高麗、日本、緬甸、爪哇等國商船交通貿易往來也從未中斷過。

中外文化、科技、經貿的雙向交流呈現出多樣化

馬克思說過：“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規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70頁。

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進步的一個重要條件，文化交流包括人員的往來，物產的移植互換、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的相互影響，思想、宗教、科技、藝術等的傳播。這時候的交流途徑呈現出多樣性，如政府使節、商人商隊、觀光遊客、宗教傳教士等，都曾為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

中國的印刷術、火藥、造紙術、指南針，都是元代傳入歐洲的;漢唐以來的中國特色產品絲綢、瓷器、茶葉、錦緞、中醫藥等在元代中外貿易往來中更是異常頻繁。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呈現出新局面的是外來文明的輸入。歐洲及西亞的天文曆法、數學、製造業技術、醫學知識等，也隨著大批東來的穆斯林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傳進中國，相互起了促進作用。比如從元初時，統治者對天文就很重視，專門設立了天文臺，由穆斯林人主持天文觀測，請精於算術的波斯人編寫萬年曆，並在北京建立了觀象臺，製造了7種天文、地理儀器，而這些儀器都是按照歐洲儀器的模樣製作的。

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征伐，對歐洲基督教世界也造成了震懾。教皇為防止中國軍隊繼續向西推進，於1245～1342年間，教皇曾多次派遣教士東來，要求與我結好。1307年，教皇就任命了一個叫孟特戈維諾為大都及東方總主教，他努力學習蒙古的語言文字，在大都主持修建了兩座教堂，並積極傳教，在短時間內就有六千多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接受其洗禮者達六千人左右。歐洲教士不僅僅是傳教，同時也兼營商業，從事商品貿易交易，從那時起基督教文化開始傳入了中國。

元朝不僅在中華文化史上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而且推進了中國多元一體文化的發展程序，表現出了統治者的開明和對外開放的決心，開創了中國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對中華文化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