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最大的問題是三冗：冗兵、冗官、冗政。
說宋朝重文輕武，那只是表像。被「主流」專家們詬病為「軍事軟弱」的宋朝，對外戰爭（交戰規模萬人以上，不包括統一戰爭和國內戰爭）的勝率超過了70%；而被認為是軍事最強盛的唐朝卻在對外戰爭中勝少負多。
宋朝尤其北宋，軍事上最大的問題有兩個：
1.騎兵極少，無法殲滅敵人——打勝了也沒用，人家騎上馬——跑了。由於唐朝錯誤的民族政策，產馬地盡在蠻族之手，導致宋朝從始至終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軀抵擋蠻族鐵騎的衝擊，所以宋朝的勝利一般都是擊潰戰而不是殲滅戰。倘若一段時期宋朝對外勝率低於60%，那基本就意味著亡國了。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戰負重是32公斤，訓練負重還要高於這個數值；現在美國最精銳的特種部隊的訓練負重不到15公斤——木辦法，沒有馬弄不了騎兵，只好弄重灌步兵——所以後來王安石才死命搞那個保馬法——就是沒有騎兵實在太憋屈了。
2.幽燕不在手裡。由於那位著名的石敬塘，導致北宋開國幽燕就在契丹手裡——這意味著長城防線不在宋朝手裡。這意味著整個北方宋朝都要駐紮大量軍隊——契丹騎兵可以隨時從北方任何地方對宋朝發起進攻，宋朝必須用步兵排出一條北方防線——為什麼宋朝要那麼多軍隊？不多不行啊，步兵怎麼跑得過騎兵？只好在整個北方從東到西地都駐紮軍隊——就這樣契丹還是時常來打草谷。當然必須承認，當年幽燕之爭以澶淵之盟結束，宋太宗有著無可推卸的責任——他本就不是一個擅長軍事的皇帝啊。
3.如果實在要算，西夏算是宋朝軍事上的第三個問題——沒錯，就是天龍八部裡頭虛竹他老婆那個小國家——這是一個極度無賴的國家，與今天的某島國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沒有西夏，北宋可以與契丹決戰，但有了西夏他老是在旁掣肘——西夏也知道，宋朝滅了契丹之後鐵定要滅西夏，要三足才能鼎立。
所以軍事上宋朝就處在了這麼一個尷尬的境地——打西夏，契丹不讓；打契丹，西夏不讓。不打，兩家都來搔擾。只好養著大量的冗兵。
再說冗官。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對官員最好的時代。官員的工資高到離譜，放到今天來比的話，兩府幾個大佬的工資起碼是美國總統工資的10倍以上，與美國總統工資差不多的官員有一大批——注意，這是工資，不包括其它收入……而宋朝為了防止出現權臣，分權制度被弄到極致，一個官員頭上會有很多個頭銜，雖然他實際上只管一件事，但其它只掛名的官銜國家也發工資的，而同一件事說起來會有N多個官員有權去管，但實際上往往是人人有責變成了人人不管——幾個人都有權管、都有責任的事兒，憑什麼一定我要去做呢？往往出了問題互相推逶找不到直接責任人。
而且宋朝祖制不殺士大夫，官員犯了再大的錯誤，頂多也就是流放——通常是罪大惡極的情況才流放。如果犯的錯誤只小貪小賄之類的頂多就是換個地方做官而已，如果朝裡有人隨便過兩年還可以再升上來。
這樣的情形造成了官員們極力為下一代謀官，書裡自有黃金屋，唯有讀書高那些思想都是從宋朝才有的。而官員隊伍的龐大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很大的負擔，財政收入除了養兵之外基本都拿來給大家發工資了。弄到仁宗自已窮得叮噹響連碗湯都捨不得喝。而龐大的官員隊伍也對國家形成一種壓力——你想裁官？先想想有多少人會反對吧，一人一口響唾沫都淹死你，你敢吭一聲就讓你知道什麼叫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在如此強大的對手面前，就是如王安石那樣的牛人也不敢大口喘氣。史上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其改革本身手法上有不妥之處是固然的，反對力量太強大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最後說冗政。
其實冗政跟冗官有很大的關糸，官多了，不是辦事的人多了，不是會把事情辦得漂亮。官多了，其實反而不出活兒、不辦事——有的推呀——這事兒沒辦好，憑什麼要我負責？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是管這事兒的，要追究責任一起追究吧。可真一起追究時就要面對龐大的官僚網路。本是一件小事，可追究起來就有N個官員要負責，還有N個上級官員來請情……最後只能不了了之，而這反過來又更加促使官員的不做為——反正不辦事也沒關糸，不怕擔責任。
另外一個冗政的原因就是黨爭。仁宗時范仲淹見家弊端日益嚴重，於是有了慶曆改革。但慶曆改革根本就沒有一個嚴密的考量，而且當時以范仲淹為首的文人集團有個極壞的做法——以君子小人論人論事，把個人品德與為官為政掛勾比如夏竦——品德不好，小人，貶官。如是種種，使朝中形成所謂君子黨、小人黨。兩黨互相攻訐，你贊同的我就反對，你反對的我就贊同，至於對錯反而沒人去理會。范仲淹其人品格自是無可懷疑，但在黨爭之中他能做什麼？要改革總得有幫手吧？總不能“背叛”團結在他周圍的君子們吧？於是慶曆改革一沓糊塗，仁宗不得不中止了改革，文正公貶出廟堂之高去寫岳陽樓記了——其實那個蓋岳陽樓的騰子京的官評頂多也就是個中等，算不上差但也絕對算不上好，百廢俱興什麼的，大家看看也就罷了，那是文學作品，不是宋史。從一個騰子京身上就可看出當時黨爭是個什麼情況——誰行誰不行、誰好誰不好，不是看他做出了什麼成績，而是看他身在哪一黨
宋朝最大的問題是三冗：冗兵、冗官、冗政。
說宋朝重文輕武，那只是表像。被「主流」專家們詬病為「軍事軟弱」的宋朝，對外戰爭（交戰規模萬人以上，不包括統一戰爭和國內戰爭）的勝率超過了70%；而被認為是軍事最強盛的唐朝卻在對外戰爭中勝少負多。
宋朝尤其北宋，軍事上最大的問題有兩個：
1.騎兵極少，無法殲滅敵人——打勝了也沒用，人家騎上馬——跑了。由於唐朝錯誤的民族政策，產馬地盡在蠻族之手，導致宋朝從始至終只能在平原以步兵的血肉之軀抵擋蠻族鐵騎的衝擊，所以宋朝的勝利一般都是擊潰戰而不是殲滅戰。倘若一段時期宋朝對外勝率低於60%，那基本就意味著亡國了。宋朝士兵的平均作戰負重是32公斤，訓練負重還要高於這個數值；現在美國最精銳的特種部隊的訓練負重不到15公斤——木辦法，沒有馬弄不了騎兵，只好弄重灌步兵——所以後來王安石才死命搞那個保馬法——就是沒有騎兵實在太憋屈了。
2.幽燕不在手裡。由於那位著名的石敬塘，導致北宋開國幽燕就在契丹手裡——這意味著長城防線不在宋朝手裡。這意味著整個北方宋朝都要駐紮大量軍隊——契丹騎兵可以隨時從北方任何地方對宋朝發起進攻，宋朝必須用步兵排出一條北方防線——為什麼宋朝要那麼多軍隊？不多不行啊，步兵怎麼跑得過騎兵？只好在整個北方從東到西地都駐紮軍隊——就這樣契丹還是時常來打草谷。當然必須承認，當年幽燕之爭以澶淵之盟結束，宋太宗有著無可推卸的責任——他本就不是一個擅長軍事的皇帝啊。
3.如果實在要算，西夏算是宋朝軍事上的第三個問題——沒錯，就是天龍八部裡頭虛竹他老婆那個小國家——這是一個極度無賴的國家，與今天的某島國有很大的相似性。如果沒有西夏，北宋可以與契丹決戰，但有了西夏他老是在旁掣肘——西夏也知道，宋朝滅了契丹之後鐵定要滅西夏，要三足才能鼎立。
所以軍事上宋朝就處在了這麼一個尷尬的境地——打西夏，契丹不讓；打契丹，西夏不讓。不打，兩家都來搔擾。只好養著大量的冗兵。
再說冗官。
宋朝，是中國歷史上對官員最好的時代。官員的工資高到離譜，放到今天來比的話，兩府幾個大佬的工資起碼是美國總統工資的10倍以上，與美國總統工資差不多的官員有一大批——注意，這是工資，不包括其它收入……而宋朝為了防止出現權臣，分權制度被弄到極致，一個官員頭上會有很多個頭銜，雖然他實際上只管一件事，但其它只掛名的官銜國家也發工資的，而同一件事說起來會有N多個官員有權去管，但實際上往往是人人有責變成了人人不管——幾個人都有權管、都有責任的事兒，憑什麼一定我要去做呢？往往出了問題互相推逶找不到直接責任人。
而且宋朝祖制不殺士大夫，官員犯了再大的錯誤，頂多也就是流放——通常是罪大惡極的情況才流放。如果犯的錯誤只小貪小賄之類的頂多就是換個地方做官而已，如果朝裡有人隨便過兩年還可以再升上來。
這樣的情形造成了官員們極力為下一代謀官，書裡自有黃金屋，唯有讀書高那些思想都是從宋朝才有的。而官員隊伍的龐大給國家財政造成了很大的負擔，財政收入除了養兵之外基本都拿來給大家發工資了。弄到仁宗自已窮得叮噹響連碗湯都捨不得喝。而龐大的官員隊伍也對國家形成一種壓力——你想裁官？先想想有多少人會反對吧，一人一口響唾沫都淹死你，你敢吭一聲就讓你知道什麼叫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在如此強大的對手面前，就是如王安石那樣的牛人也不敢大口喘氣。史上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失敗，其改革本身手法上有不妥之處是固然的，反對力量太強大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最後說冗政。
其實冗政跟冗官有很大的關糸，官多了，不是辦事的人多了，不是會把事情辦得漂亮。官多了，其實反而不出活兒、不辦事——有的推呀——這事兒沒辦好，憑什麼要我負責？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都是管這事兒的，要追究責任一起追究吧。可真一起追究時就要面對龐大的官僚網路。本是一件小事，可追究起來就有N個官員要負責，還有N個上級官員來請情……最後只能不了了之，而這反過來又更加促使官員的不做為——反正不辦事也沒關糸，不怕擔責任。
另外一個冗政的原因就是黨爭。仁宗時范仲淹見家弊端日益嚴重，於是有了慶曆改革。但慶曆改革根本就沒有一個嚴密的考量，而且當時以范仲淹為首的文人集團有個極壞的做法——以君子小人論人論事，把個人品德與為官為政掛勾比如夏竦——品德不好，小人，貶官。如是種種，使朝中形成所謂君子黨、小人黨。兩黨互相攻訐，你贊同的我就反對，你反對的我就贊同，至於對錯反而沒人去理會。范仲淹其人品格自是無可懷疑，但在黨爭之中他能做什麼？要改革總得有幫手吧？總不能“背叛”團結在他周圍的君子們吧？於是慶曆改革一沓糊塗，仁宗不得不中止了改革，文正公貶出廟堂之高去寫岳陽樓記了——其實那個蓋岳陽樓的騰子京的官評頂多也就是個中等，算不上差但也絕對算不上好，百廢俱興什麼的，大家看看也就罷了，那是文學作品，不是宋史。從一個騰子京身上就可看出當時黨爭是個什麼情況——誰行誰不行、誰好誰不好，不是看他做出了什麼成績，而是看他身在哪一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