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的文晏導演的《嘉年華》與正在發生的紅黃藍“三色事件”息息相關。但文晏的《嘉年華》，絕不是一部單純意義上的“幼女性侵案”的探討，而且透過“幼女性侵”去探討女性在如今社會狀態下的地位和生存。

影片所表現的女性形象按照年齡來分，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未成年少女、進城務工的未婚交際花、中年女人。

一

未成年少女小文和小米，在最美好的年紀經歷著最不美好的事情。她們似乎與周圍格格不入，她們有著和大多數同齡人共同的愛美追求，也有些不同的孤獨。

一個女孩的性格塑造，與生活環境息息相關。小文生長在單親家庭，母親的責罵、父親的忽視對她造成了愛的缺失，使她在性格上對充滿著畏懼和不安。

而小米，三年前離家，隱藏年齡得以在她所喜歡的地方生存，她的不安來自於生活的漂泊，看慣了大人世界的功利，夜功利地活著，似乎這能帶來一些安全感。而她們共同的是對世界的嚮往，嚮往大人世界，嚮往新奇，嚮往美，同時也畏懼這些東西。

二

交際花莉莉，她完全就是小文小米對於長大後的嚮往。而這類女性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往往很低，沒有學歷、沒有家世、美卻沒有氣質，連衣服的顏色都是最俗氣的奼紫嫣紅，生活過得花裡胡哨，但對感情敏感而專一。她們渴望著一種歸屬感，而社會對她們最吝嗇的就是歸屬感。

三

小文媽和小新媽。離婚女人與傳統女性的對抗。兩位媽媽在得知女兒被侵犯後的行為對比:小文媽怨恨、急躁、打女兒、請律師；小新媽順從、呵護、息事寧人。離婚女人的形象也是社會中比較極端的形象，而小文媽的樣子，同樣不被社會所接納，像是融合了所有離婚女人的不美好。小新媽是被傳統所接受的，三從四德的剋制讓她失去了女性該有的獨立。

律師——整部影片唯一獨立的女性，也是我倡導的女性形象。理性也溫柔，獨立且執著，初心尤在，也被社會接受。

而當下，女性的生存不僅僅是被社會所接受，女性的安全需要被保障，幼女的心靈需要被呵護，而所有女性跳出傳統的範圍，也仍然也能當得起獨立和偉大。

《嘉年華》是透過女性視角來探討發生在當下的社會問題的。全片沒有煽情，而是透過手持攝影的方式來營造一種自然而生的情緒。我們會跟隨著兩位少女開啟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個性侵事件，兩個小女孩被當地的商會會長侵犯，這一幕被在酒店打工的另一少女在監控下看到。自此，被性侵的小女孩遭遇了自己最難以言說的痛苦之中，而另一民目擊者也在良心的拷問下不斷的做著選擇題。與此同時，在小女孩身邊的這些大人們則忙碌起來，家長、律師、警察，以及醫生粉墨登場。律師充滿人性關懷，奮不顧身只為幫這些小女孩伸冤；家長之間也分裂成了兩派，一派是為了一點利益甘願忍受，一派是要反抗但又很無力；警察和醫生最後的新聞釋出會預示了一個龐大的黑暗政府體制。而這些並沒有像看TVB電視劇那樣節奏緊湊，驚心動魄。全片一直呈現的是一種冷靜平實的狀態，感覺每個人都很無奈，又很習以為常，有些無力反抗的宿命感。那些海邊的旅遊情景被賦予了新的電影寓意，你會發現原來在這些看似繁榮的背後卻有著很多不為人知的黑幕。

導演文晏拍攝時極其剋制，整個情緒會一直被包裹著。在影像中將女性的覺醒和成長展現了出來。這種女性的銳變過程與她們的經歷有著緊密的聯絡，家庭的關懷，自我的認識等，這些都處理得恰到好處。文晏成了大陸繼薛曉路、李玉之後，又一位新生代女性導演代表，當然她的作品裡對現實主義的映照和自省更加強烈！影片的所有大人配角的表演都很收斂，都有著對現實的無力抗拒感。

影片上座並沒有達到之前那些藝術片的預期，看來華人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度還不夠，當然潛意識中的麻痺性已經根生地固了。

《嘉年華》的視角很勇敢，由少女被性侵事件切入，暴露了整個社會的扭曲--大人物的掩蓋，執法機構的腐敗，涉 事賓館的隱瞞，當然，這其中也有正義的能量，比如，律師的追查，女主角在最後時刻的覺醒。

《嘉年華》很像一部紀實片，它沒有迴避人類出於自私本能而做出的錯誤行為，比如，賓館服務員為了錢而去 賣“情報”，為了不丟工作而屢次撒謊，當她自身的安全受到威脅後，她才決定“告發”，然而，來自“上面”的強權 抹殺了真相，這讓服務員深受刺激，由此可見，儘管“性侵”這種事情不會降臨到每一個人的頭上，但是，良知的淪喪 卻會在無形中摧毀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無人能夠倖免，都會成為受害者。

《嘉年華》上映之際，現實中也恰巧在上演著鬧劇，讓人感覺到追查真相有多麼地困難，也因此更能理解這部影片 的立意與勇氣，與一個龐大的社會機器相比，個人對於真相的執著追尋，弱小者對於尊嚴的維護困難重重，甚至會有一 種以卵擊石的毀滅感，但是，如果人人都不發聲的話，那麼，所有人都會與這樣的社會一同淪落，《嘉年華》呈現了沉 默息聲的可怕，當妥協、利己吞噬了道德和法律時，一種扭曲的氣場在影院中瀰漫，讓觀眾痛心而又恐懼。

對於這部電影來說，敘事的手法並不是多麼突出，電影語彙也並不令人驚豔，但是，這個題材卻讓人心生敬佩，它 試圖撬開的是覆蓋於社會上的冰層，也因此，它獲得了臺灣金馬獎的最佳導演獎，因為導演文晏以這部作品彰顯了電影人的一種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