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一生關係發生了幾次比較重大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康梁並稱不在戊戌變法時，而是在二人逃到日本後，康並不太接受康梁並稱，因為在他的弟子序列中，梁既非大弟子，彼此感情亦算不上特別深厚。後來康梁發生分裂，終生不再往來，但只是外界抱憾，康本人並不覺得損失多大。

梁雖比康年齡小，但先考中舉人，一時梁在康上，但梁膺服康的學說，甘為弟子。康當時正急於擴大影響力，而梁撰文堪稱快手，對康很有幫助。

康喜歡走上層路線，常以大言唬人，高管們為給自己留後路，往往對其有一定支援，但多存觀望態度，不肯全力。“戊戌六君子”中，楊銳、楊深秀其實是張之洞的臥底，與康往來不多，他們也主張變法，但思路不甚同。

康有為在官場遊走十年，始終沒有大的突破，由於具有上奏權的官員拒絕代奏，所以光緒皇帝對他並不瞭解。

甲午一敗，主戰派翁同龢與光緒皇帝為了推卸責任，力推變法，康有為遂成為一枚棋子，被放置到棋盤中。值得注意的是，光緒衣帶詔並沒給康有為，給的是楊銳，因光緒認為楊銳少年老成，辦事比較穩重。可見，光緒對康有為始終是有所防範的。

康有為的一些奏摺由梁啟超代筆，此外梁有活力，善於組織和宣傳，但二人關係並不完全愉快。梁啟超認為康有為太迂腐，康有為則認為梁啟超太喜自主，二人之間在密切配合的同時也有摩擦。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在海外開辦保皇公司，透過吸收入股的方式，從海外華工、華商手中獲得大量資金。梁啟超卻生機艱難，他對康有為的主張不認同，傾向革命，被康有為一頓老拳，不得不留在維新黨中。

梁啟超與孫中山私下交好，康有為派梁到檀香山籌資，孫中山將哥哥孫眉介紹給他，孫眉全力幫助，自己帶頭加入維新黨，結果革命黨在檀香山等地的組織完全被梁啟超利用，引起革命黨人極端不滿，稱康有為反革命黨還在明面上，不像梁啟超這麼陰險。梁啟超因此與革命黨留下積怨。

回到日本後，康梁矛盾日益激化，一方面，康有為四處投資，大量任用自己的弟子來管理，結果屢屢失敗，引發信任危機，另一方面，康有為對梁啟超與革命黨關係密切耿耿於懷，對梁過度提防。康梁關係不久破裂。

梁啟超因文筆強健，在海外一度被奉為文章領袖，曾將革命黨壓制，遂有康梁之稱，後章太炎到日本，才將梁啟超打下神壇，但在康看來，梁並非重要任務，只是一個優秀的宣傳員而已。

梁啟超在東京生計艱難，但後來回國後，很快發財，他盤旋於各方政治勢力之間，曾對袁世凱抱有期望，還與段祺瑞苟合過，但變動過快，終被各派拋棄，後來基本淡出政壇，成了學者。

康有為晚年堅守原來的政治理念，亦逐漸被邊緣化。

康梁在將聲望兌現成金錢方面都是高手，所以晚景都好於常人。

康梁乃師生關係，共同倡導搞了個百日維新，可惜好景不長，一百零三天也。後來兩人各奔東西，康繼續做保皇派，為帝制鼓與呼，袁世凱和張勳復辟，康有為扮演了重要角色。有趣的是，雖然康大人為張勳復辟鞍前馬後，盡心盡力，張勳只封了個弼德副院長，康大失所望，復辟失敗後，逃亡，東躲西藏，回家抱孩去了，一代風雲人物終於沉寂了。再說梁起超，變法失敗後，痛定思痛，放棄了保皇，傾向革命，在袁世凱手下出任過司法總長，但不支援袁搞復辟，後加入廣州南方軍政府，擔任重要職務，晚年從事詩文創作，開一代風氣，成一大家也。

有人可能會感到奇怪，梁啟超不管是做學問還是做官，都在康有為之上，在歷史課本上是個進步人物，而康有為則是保守派。那麼，梁啟超怎麼就甘願認康有為當老師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梁啟超不管當學者還是當官都是後來的事兒，他剛認識康有為的時候，自己只是個寫手，還沒有形成獨立的理論體系，而康有為則有，因此梁啟超成了康有為的粉絲和弟子。

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和梁啟超都跑到海外——到底腦袋比變法重要。此後，兩人開始分道揚鑣。康有為把重心放在賺錢撈金上，但保皇“初心不改”，梁啟超覺得“保皇”行不通，逐漸改變立場。因為這事兒，兩人互相看不起：康有為認為梁啟超政治節操不行，梁啟超認為康有為迂腐，不懂與時俱進。

後來，康有為和梁啟超多次回到政壇，比如張勳復辟和吳佩孚過生日，康有為都跑回來，梁啟超則投靠袁世凱和段祺瑞等實力派，還利用蔡鍔培植軍事勢力，企圖藉助更好的平臺實現自己的當官夢（財政總長甚至內閣總理）政治夢。在這個過程中，康有為和梁啟超先後罵過對方一次，都發生在1917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段祺瑞主張對德絕交（宣戰），梁啟超本來是“德粉”，還寫了一本吹噓德國如何好的專著，但為了和段祺瑞保持高度一致，也力主對德絕交（宣戰），書也不出了。康有為知道這事以後，寫信“教育”梁啟超：你也變得太快了，不合適……梁啟超耍無賴：我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宣戰。

張勳復辟，請康有為扎場子，康有為屁顛屁顛去了。這下可好，梁啟超逮著機會回罵康有為，而且是在媒體上公開罵，給康老師戴了頂高帽子——“大言不慚之書生”。梁啟超儘管沒有指名道姓，但康有為看到哪能不知，氣得跳腳。

康有為和梁啟超在政治上都不得意，但康有為生財有道，成了富翁，梁啟超則更專心於文化教育，成了著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