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應秦孝公招賢令，來到秦國實行一整套改革，如鼓勵生產，獎勵有戰功者，在法制中推行十戶連坐，廢除井田制，統一度量衡等，使一個落後其他六國秦國強大起來，為打敗其他六國，統一天下打下了基礎，然而好人沒好投，老王死了新王上臺，因改革得罪不少人，最後被五馬分屍了，但他的變法沒有推翻，秦始皇能統一天下，其人功不可沒。（謝謝邀請）

從政治角度來說，商鞅變法最有殺傷力的條款如下：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集小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

這些條款對既有的貴族聯合統治造成了致命傷害，建立起君權至上的政治體制，國君（統一後則成為皇帝）以下各級吏制依託軍功和法制進行篩選任命，一改分封制為縣制，使得王命直達基層。這套新體制使得官僚集團服務國君而非貴族、地方受中央管轄而非分封諸侯，給予寒門平民平等的升賞機會，打破貴族集團對王權的掣肘，最終促成了秦國成為大一統的帝制國家，正真實現了中國政治體制的第一次大變革。後來經歷了漢朝諸侯國反叛，兩晉時期士族門閥統治等後退，最終實現了靠軍功和科舉入仕的寒門庶族的勝利，君權專制徹底穩固。

商鞅推崇“以法治國”的理念，是與儒家“以德治國”針鋒相對的，影響後世兩千多年，歷代帝王嘴上說著儒家教化，多少都是實行“外儒內法”的帝王術。商鞅在以法治國方面，極力推崇重法、重信和重權，也就說家必須具備法律、信用和權柄三要素。法律由君臣共同遵守，信用由君臣共同樹立，權柄由國君單獨掌握，三者互為補充，必不可少。

為了貫徹以法治國，商鞅推出的一系列詳細的法令，形成一套完備的法律體系，在當時是最規範、公正、平等和公開的，從而在維護社會秩序上是最有效的新工具。商鞅指出，無古法可循，不變則亡，變法則興，其在法治創新上給社會發展的車輪上了潤滑油。雖然他本人被舊勢力車裂而死，但他的法令一步步地繼續執行，成為秦國強盛的制度保障，最終從西垂小國統一華夏。

商鞅變法的一些措施，是各國都在搞，秦國此前也在搞但搞得不徹底的。

比如郡縣制和封君制，三晉早在春秋末年還沒分家時就在搞了，而秦國境內也不是商鞅開始才有縣和封君，但三晉和楚在春秋早期的郡縣，是僅限於邊境或新徵服地區的行政建制（三晉的縣一開始還比郡大），封君制也和世襲采邑制並行並可相互轉化（比如齊國的孟嘗君實際上就轉化為傳統的世襲采邑君主——薛君），秦國僻處西陲，在這方面較六國還要落後一些。

商鞅變法將封君制和采邑制徹底推行到全國範圍，且事實上取消、至少削弱了封君對轄地的料民權，全國都被劃分為31個縣，這樣中央的權威、號令和稅賦、徭役、兵役體制，都可以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推行，不再需要看卿大夫和封君們的臉色，這讓此後秦國在內政方面令行禁止，在軍事方面行動迅速、動員力強大，奪取了戰國爭霸的內外主動權。

還有就是用人機制。

各國、尤其三晉和齊國在戰國前期都廣招各國賢才，齊國有稷下學派，魏國麼，商鞅這個衛公孫最初就投在魏國相邦門下。但各國用人都強調“參用親賢”，以吳起之賢，在魏不能入相，在楚不能出將，何況他人？秦國用外國賢才可追溯到秦穆公時代，但同樣是“參用親賢”且較關東各國更保守，商鞅變法打破用人傳統，論功立爵，除非國王至親無功即無爵，而爵位高低全看軍功斬首多少，同時嚴厲處罰私鬥，這就使得秦人怯於私鬥，勇於公戰，所向無前。

此外，法制是春秋時代許多國家都在嘗試的，但“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而商鞅打破了這一傳統，不但夯實了政權基礎，而且令王室令行禁止。

在此前提下，商鞅推行了一些關東各國從未推行過的政策，如遍及全民的軍功爵制，編戶制，賦稅徭役制度，私田制度，以及嚴格的社會控制，等等，這些制度讓秦國變成了一個以國王為操作手、首都為操控中心的戰爭機器，可以將全部資源、潛力用於爭霸戰爭。如果沒有前面那些旨在集權的鋪墊，這些變法的精髓便無以推行。

可以說，沒有商鞅變法，秦國就很難搶在六國之前奠定統一的經濟、人事、社會和軍事基礎，一旦六國中有一國先抓住機會，秦國就可能喪失統一的主導權。

商鞅變法的缺點當然也很多，比如過分強調軍功、軍功又一味強調斬首，不但令一些智謀或內政之士此後一段時間內仕途坎坷，而且造成郡縣主官都是殺人放火出身的尷尬，就連同樣主張變法的韓非都譏笑這種做法不啻於讓屠戶、木匠去當醫生，更要命的是，戰場上有時會出現濫殺無辜甚至戕害戰友，以賺取首級換爵位的醜聞。但在列國爭霸、你死我活的特定環境裡，這種變法可最大發揮戰爭效力，是瑕不掩瑜的，後來秦朝出現的問題，應歸咎於天下一統後未能及時從戰時狀態轉型，不能全怪商鞅變法。

此外，商鞅是個有私心的人，他的許多變法措施不僅有利於個人，而且自己是例外——比如他主張削弱封君權力，但他自己這個“商君”卻在封地內有絕對權威，甚至在秦國惠文王繼位、準備治罪於他、他逃亡魏國未果後，還能在封地商於起兵抵抗秦軍。這些都令商鞅變法的成果在他死後一度有所回潮，直到兩世（惠文王、武王）後才真正發揮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