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並沒有逆向發展，只不過在經歷一個發展瓶頸和調整期。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個是不可逆的。那現在出現的逆向發展的表現是為什麼呢？要解釋這個就不得不提什麼是全球化，簡單點說就是根據商業趨利原則，透過互聯互通(資訊與物流)支援，資源向產品轉化本地化。以前人們建工廠是把產業過程集中化，這樣帶來了大量運輸、製造、人工、環境等壓力。而全球化最大的特點就是節省以上種種成本。舉個例子，如果要自己造一臺汽車，最省錢的方法就是，在有鐵礦的地方做好鋼鐵零件，在產石油的地方做好塑膠零件，在產橡膠的地方做好橡膠零件，在車最好賣的地方組裝並出售。這樣不僅可以做到零部件成本與運輸成本最低(運到組裝車間的就是零件而不是原料);人工成本分攤到各地，降低用工壓力;還可以分攤環境成本以及整車進出口關稅壓力;另外還有一項好處就是，由於是銷售附近組裝便於調整型號和售後服務。這還是傳統思路公司的做法。現在的公司幾乎就出一張圖紙，然後掏點錢就OK了。甚至只出錢和大體市場定位，然後委託科研部門與生產代工。

隨著中國一帶一路構想的逐步實施，真正的以互利共贏，資源共享，共同發展為基礎的新全球化模式的開啟，會有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擺脫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控制，這是大趨勢，不是某些國家能透過齷齪手段阻止得了的。最終它們只會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而且這是一波大潮，趕上的就是弄潮兒、逐浪者，趕不上的就會被拍死在沙灘上。以我之愚見以美國為首的那些庸腐的西方國家們，是不會放下身段來迎合潮流的，它們只會驕傲自大的妄圖螳臂當車。不信你們等著，最多三十年，再看世界誰為尊----中國！

在這我想多兩句，我就是一個小老百姓，無權無勢，我知道我們國家還有很多不足，有好多好多問題，但我們應該透過正規的渠道反應給黨和政府，不要聽風就是雨、以訛傳訛。無論任何一個人當上國家高層領導人，所思所想的都是如何讓國家強盛！試問你自己坐在這個位置上，會堰塞視聽不聽取意見嗎？所以不要說你的國家不好，不要說你的政府不好。等你真的到了國外你就會發覺----中國真好，祖國真好！

逆全球化實際上是一個貿易政策的“囚徒困境”。這個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博弈矩陣來解釋。就兩個國家而言，本國選擇開放，外國也選擇開放，兩國的收益分別是4和5；如果本國選擇開放，外國選擇封閉，兩國的收益分別為2和6；如果本國選擇封閉，外國選擇開放，兩國的收益分別為5和3；如果本國選擇封閉，外國也選擇封閉，兩國的收益分別為3和4。具體情況如下圖所示。這意味著，無論外國選擇開放還是封閉，本國選擇封閉的收益都是最大的，反之亦然。這樣，兩國的最佳選擇都是封閉。

然而，兩國同時選擇開放時的收益，將明顯大於兩國同時選擇封閉時的收益。這說明，兩國陷入了“囚徒困境”。

通常，在全球經濟表現較好時，往往更容易走出囚徒困境。一旦經濟遭遇危機，各國很容易制定以鄰為壑的貿易政策。

在非合作的博弈中，一個國家選擇封閉市場，可以使該國的貿易條件發生改變，從而對該國的福利產生積極的影響，即貿易保護政策對該國經濟是有利的。但如果兩個國家都選擇封閉市場，將會同時陷入市場非效率的囚徒困境。因此，“任何一個國家在評價其政策選擇時，必須考慮其他國家可能做出的反應和報復。”[1]

理論上，各國政府之間可以透過談判達成“串謀”協議，從而走出囚徒困境，“最明顯的例子是《關貿總協定》下由數輪談判組成的聯合決議過程。”[2]二戰以後，世界貿易體系逐漸形成了以GATT/WTO為主、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為輔的多邊貿易體制，旨在推動世界各國貿易的自由化與便利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避免各國陷入貿易保護的囚徒困境，使各國透過開放市場來實現總體福利改善。但是，對於政府間合作的穩定性，Brander認為，“一個成功的戰略必須具有兩個特徵：它必須能與別的比較友好的戰略進行長期合作，同時必須懲罰不合作行為”[3]，“此類協定所面臨的問題是，個別國家可能激勵欺騙或背信棄義，因為不存在國際法庭，無法迫使這些國家信守它們所籤的協定，合作的最好結果也不易實現。”[4]“事實上，囚徒困境博弈會無休止地重複進行下去。如果決策是重複進行的，一些比較複雜的戰略就可能被採取，博弈也會變得更加複雜。一項戰略可能是永不合作（即背叛），另一項則可能是永遠合作。更有意思的是相機行動戰略（contingent strategy）。例如，若競爭對手上一次合作則這次採取合作；若競爭對手上一次選擇了不合作行動則這次採取背叛。這種方法（以一個初始的合作行動開始）被成為‘以牙還牙’的戰略。”[5]儘管“以牙還牙”的戰略可以對背叛的國家給予懲罰，但卻很容易新的一輪貿易保護大戰，從而再次陷入囚徒困境。因此，各國政府應該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透過談判和磋商來解決貿易爭端，從而走去囚徒困境。

[1] 艾維納什·迪克西特：《貿易政策：一個研究日程表》，載[美]保羅·克魯格曼主編：《戰略性貿易政策與新國際經濟學》（海聞等譯），華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頁

[2] 同上

[3] 詹姆斯·布蘭德：《戰略性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的依據》，載[美]保羅·克魯格曼主編：《戰略性貿易政策與新國際經濟學》（海聞等譯），華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頁

[4] 同上，第55頁

[5] 同上，第55-56頁

十九大報告中對國際局勢有一重大判斷：大國力量更趨於平衡。這意味著支援舊秩序和新時代的國際力量日趨平衡。因此進入新時代，新型大國關係與國際秩序演進緊密相關。當前，威斯特伐利亞戰爭以來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進入了危機總爆發的階段，自由民主制度愈來愈展現出治理失效的面相；但與此同時，當代國際秩序開始了自我演進，中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近代以來，中國持續向西方學習，而現在西方世界在多重危機中開始從多方面深刻反思自身，中國智慧、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也成為了西方認真研究和學習的物件。進入新時代，中國的穩步前行將持續帶動上述相互學習的程序，促進世界走出全球治理的困境。

大國力量平衡具體到中美關係而言，政治方面，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競爭、對全球秩序的不同看法會持續存在，但雙方力量會趨於動態平衡，而平衡是秩序生成的前提；安全方面，中美合作才能帶來真正的安全，在力量平衡的前提下，雙方安全合作意願將會上升；經濟方面，中美合作才能帶來共贏；戰略方面，中美需要加強協調，因為沒有國家強大到能獨自構建世界秩序；發展方面，中國將起主導作用，因為中國成功的發展經驗能夠為世界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實現現代化的有效路徑選擇。因此總體來看，中美之間未來不會發生“取而代之”式的競爭，相反合作動能大於對抗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