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舉盛行的古代社會，人人都一股腦地想盡辦法拿到官位。他們寒窗苦讀幾年甚至十幾年，花完了家裡的錢財，只為討一個官職。能夠透過科舉考試順利進宮做官的人是鳳毛麟角，剩下的那些人要麼放棄了科舉，要麼就繼續走在科舉的路上。因此，我們熟悉的范進中舉的故事，其實背後的心酸我們也是可以理解一二的。

那些沒有成功做官的人，有的人在家鄉辦起了講學，給學生講授科舉考試的知識。他們雖然沒有謀得官職，但是憑著他們的才能與學識，在地方教書還是綽綽有餘的。不僅如此，他們為地方事務出謀劃策，展露自己的才能。這些人就組成了一個群體——士紳階層。

士紳階層

士紳階層並不是一個官職，也不是正經的職業，只是對這些沒有科舉成功但是具有一定的才能並在地方發揮作用的人的稱謂。這是一個“尷尬”的位置，但是卻在國家與老百姓之間建立起了溝通的橋樑，形成了不可或缺的紐帶。如果沒有這一階層將國家與百姓連線起來，國家很難深入瞭解人民的所需，無法很好地向下實施國家政策，人民也很難深入理解國家政策的意義。這一階層正是起到了這樣的重要作用。

士紳階層由於有超出普通老百姓的才學，自然社會地位也會比普通百姓高，享受著一些特有的權利。紳士身份者才可參加文廟官方典禮，而普通百姓是沒有這樣的待遇的。他們最重要的特權在經濟特權和法律特權中更加能顯現出來。他們受到法律的特殊保護，而且法律另外規定了他們的賦稅政策。

一般來說，他們只需要繳納比老百姓少很多的賦稅。古代的賦稅往往是人民的一大支出，遇到蠻橫無理的政府，人民的生活負擔就更重了。因此，賦稅上的特權可以說是士紳階層最有利的特權了。而且因為他們有功名，政府會給他們補貼和福利，以鼓勵他們為地方做貢獻。另外，他們有著較高的法律地位，經常可以對政府的司法事務進行干涉。

當然有權利就有可能有腐敗，當士紳階層的特權過高或者過於集中，他們就可能動壞心思。由於他們有著較高的權利，所以一些士紳就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權利勾結官員，以謀取私利，這樣，受傷害的還是普通的老百姓。

地方官

前面說到，士紳並不是地方官，但是它又對地方事務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士紳與官員的關係十分微妙。首先，士紳一般被視為與地方官平起平坐，更多的是對地方官的職務起到一個輔助的作用。兩個群體一起工作，相輔相成，為地方事業做建設。但是官員有的時候會需要擔心士紳帶來的威脅，畢竟在官場上又如在戰場，利益至上。因此兩個群體又時常會為了各自的利益而發生矛盾與衝突。

士紳由於會為人民謀福利，因此贏得不少百姓的信任。而對於地方官而言，地方官反而離百姓更遠，沒有辦法更好地溝通。從這一方面看，士紳更能贏得民心。地方官就會擔心士紳會引導百姓做出對自己不利的事情。

朝廷官員

國家在進行治理的時候，往往有中央機構與地方機構共同協作管理。當所有人都撞破腦袋擠進中央官僚機構的時候，總有人被“排擠”到此之外。有的人進入中央機構，為國家政策建言獻策；有的人則待在地方，也發揮著自己的價值。這並不是說士紳階層沒有進入中央機構當官就低一等，反而，他們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皇帝在統治國家的時候，必須有一個地方的“代言人”，這樣更便於管理地方。如果沒有了這一紐帶，管理便會陷入無序。

新式學堂

古代科舉制度衍生出了很多社會現象與社會群體，士紳階層就是科舉制度的一個產物。既然士紳階層伴隨著科舉制度而產生，那麼科舉制度消亡的時候，也是士紳階層退出歷史舞臺之時。那時，士紳失去了傳授科舉知識的職業，同時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政治與文化權利，其地位一落千丈，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一些士紳乾脆自甘墮落，無所成就；一些士紳坎坷轉型，成功成為學堂講師，贏得了社會地位；一些士紳加入各個黨派，加入革命，迫不及待地適應歷史潮流；一些士紳轉而做了商人。不管哪種方式，都算是士紳階層在衰亡時期的一種出路。在我看來，士紳階層在消亡之時，並不是完全消極的，大多數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出路並謀得生計與地位。

科舉放榜

但是很多記載都能顯示出一個士紳的“舊態”。《張棡日記》中寫道“更何可拾外人唾餘揚波而陷害國粹耶！”，變現了士紳對新的變革的不滿。此時計程車紳，往往同時具備新舊兩種性質，他們的確是辦新教育，發展鄉村的工商業，為地方的現代化出力；但是他們的心態上似乎還沒有完全轉變。筆者暫且用黃宗智先生的“內卷化”概念來概括這一現象。士紳在清末轉型成功後，就陷入了“無發展的增長”，他們的經濟、政治、文化權力雖然隨著他們對地方的貢獻而鞏固，但是他們卻無法再次轉型。他們以往新的思想與意識，也在新的潮流中，顯得不那麼熠熠，甚至落伍，“舊態”顯露。

《張棡日記》

士紳經歷維新運動、廢科舉，其經歷了轉型，順應了歷史潮流。再到新文化運動之後，便沒有更明顯的轉型了。其心態也是主動與被動、新與舊相結合的矛盾體。即使如此，筆者也不大認同“廢科舉後士紳階層死亡”的觀點，只能說這一階層轉型後以另一種姿態參與地方事務，一直到如今，我們還能看到他們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