琺琅彩，將畫琺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的一種釉上彩裝飾手法，正式名稱為“瓷胎畫琺琅”，後人稱“古月軒”，國外稱“薔薇彩”。琺琅彩始創於清代康熙晚期，是引進國外琺琅材料創制而成的，並一舉成為極名貴的宮廷御用瓷器。
一，康熙時期
康熙時期的琺琅彩瓷器因處於初創階段，從色彩搭配、紋飾佈局到款識內容和樣式，均摹仿當時銅胎畫琺琅的效果。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的白瓷僅在器物的裡面和底足內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則澀胎無釉，這就是人們所俗稱的“反瓷”。外壁畫面大多以黃、藍、紅、豆綠、絳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種顏色的彩料以雙勾技法描繪纏枝牡丹、月季、蓮花等花卉圖案，且有花無鳥。也有在四個花朵中分別填寫“萬”、“壽”、“長”、“春”等祝壽語的，風格嚴謹華麗。所用彩料系從西洋進口，所用畫稿由宮中造辦處下屬的如意館提供。由於施彩較厚，致使紋樣有堆凸之感，且出現細小裂紋。康熙時的琺琅彩瓷器也有個別直接在宮中舊藏明代永樂白瓷盤上施彩的。
康熙時還有一種宜興紫砂胎畫琺琅器，現多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當時稱為“宜興胎畫琺琅”，造型有執壺、提樑壺、蓋碗、蓋盅等。裝飾題材多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繪的，也有的可能是考慮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樣細膩光滑，就先在胎上塗抹褐色彩作地，然後再進行彩繪，褐色彩的顏色不僅酷似於紫砂的顏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澤增強。這種褐色彩僅施於器物外壁，器內則無。
康熙時瓷胎畫琺琅的款識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為“康熙御製”四字雙行紅色或藍色圖章式堆料款，圍以雙方框，框線外粗內細。個別的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琺琅彩纏枝蓮紋瓶，外底印刻“康熙御製”四字雙行款，外圍印刻單線方框。也有個別器物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畫琺琅蓮花紋菱花式盤（永樂白瓷胎），外底雖也署“康熙御製”四字雙行紅色堆料款，但外圍的不是雙方框，而且雙線圓圈，圈線外粗內細。至於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琅器外底所署款識，一般為“康熙御製”四字雙行黃色堆料款，外圍雙線方框，個別的如臺北故宮博物館收藏的宜興胎畫琺琅四季花紋茶壺，外底所署黃色堆料款“康熙御製”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圍海棠花式雙線框。宜興胎畫琺琅用黃色琺琅料寫款，可能是因為黃色能與褐色地形成鮮明對比的緣故，而若以褐色地襯托紅或藍色料款則不夠鮮明醒目。
二、雍正年間
雍正皇帝對琺琅的貢獻在於大幅度提高了琺琅工匠的待遇，激發了工匠創作的激情。朱家溍先生研究認為雍正一朝的畫作陣容最強，當時製作陣容中甚至出現了義大利畫家郎世寧等海外工匠。
雍正對花鳥瓷畫的興趣導致了琺琅彩花鳥等題材的重大進步，改變了康熙年間僅畫花卉的特點。雍正時期的琺琅常配以詩句和書法，製作工藝和藝術性明顯比康熙年間的優秀。雍正本人對琺琅彩的畫法極為重視，曾要求脫離銅胎畫琺琅對瓷胎畫琺琅的影響，雍正藝術的追求使琺琅彩更加像瓷器，據研究這似乎與雍正時期頒佈的禁銅令也有一定關係。因此雍正年間的琺琅出現了繪畫上大量留白，畫面不對稱，具有鮮明主題的繪畫，這點明顯較康熙年間的產品進步，此為雍正年間琺琅的本質特點，也是斷代琺琅器的一個重要依據。
雍正時期琺琅技術的進步還包括在原料工藝上突破，康熙年間的琺琅原料全部由外國進口，價格昂貴且供應不了琺琅器的製作量。在此問題上，雍正六年命怡親王完成琺琅材料的中國產化，同年獲得成功，此期間的產品既有外國進口材料也有本土煉製材料，在此期間製造出一系列具有時代特色的琺琅精品。雍正的這一創舉為琺琅的真正中國產化與中國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巨大作用，併為乾隆時期琺琅的繁榮奠定了技術和物質基礎三，乾隆時期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藝術水平總的來說要遜於雍正時期，這或許與宮廷琺琅作內人員更替和缺乏有關。據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領吳書來說：乾清宮總管蘇培盛交小太監何德祿、王成祥、楊如福、魏青奇四名。傳旨：著給琺琅作學燒琺琅。欽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總默參峨為畫琺琅人不足用，另欲將畫琺琅人張維奇情願進內當差，照例行取銀糧，每月工食銀五兩，二、八月衣服銀十八兩，回明內大臣海望、監察御史沈嵛、員外郎三音保準行。記此”。這兩則資料說明，乾隆元年造辦處琺琅作即因缺人而進新人。
乾隆時琺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監毛團傳旨：著海望寄信與員外郎唐英，另將燒造琺琅之白磁器燒造些來。欽此”。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彩繪和烘燒，大量的是在北京宮廷造辦處的琺琅作內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監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傳旨：交與燒造瓷器處唐英……再五彩琺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琺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燒造。欽此”。很顯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鎮御窯廠完成彩繪、烘燒這兩道工序的。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裝飾題材較雍正時更加豐富，除山水、花卉、花鳥外，還有中國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藝術風格影響的各種洋花圖案。新增的各種色地、色地開光、色地軋道琺琅彩瓷器，圖案繁複，不留空白，不題寫詩句。雍正時盛行的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白地琺琅彩瓷，此時繼續生產，所題詩句和所用閒章與雍正時大同小異。如：
畫月季、竹石題“勁節亭亭千尺綠，芳枝長佔四時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閒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閒章、“君子”朱文閒章。畫石榴、黃鸝常題“新枝含淺綠，曉萼散輕紅”。迎首用“佳麗”朱文閒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閒章。
畫山水風景常題“浦淨漁舟遠，花飛樵路香”。迎首用“壽如”朱文閒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閒章、“水長”朱文閒章。
琺琅彩，將畫琺琅技法移植到瓷胎上的一種釉上彩裝飾手法，正式名稱為“瓷胎畫琺琅”，後人稱“古月軒”，國外稱“薔薇彩”。琺琅彩始創於清代康熙晚期，是引進國外琺琅材料創制而成的，並一舉成為極名貴的宮廷御用瓷器。
一，康熙時期
康熙時期的琺琅彩瓷器因處於初創階段，從色彩搭配、紋飾佈局到款識內容和樣式，均摹仿當時銅胎畫琺琅的效果。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的白瓷僅在器物的裡面和底足內部施釉，器物的外壁則澀胎無釉，這就是人們所俗稱的“反瓷”。外壁畫面大多以黃、藍、紅、豆綠、絳紫等色彩作地，再利用各種顏色的彩料以雙勾技法描繪纏枝牡丹、月季、蓮花等花卉圖案，且有花無鳥。也有在四個花朵中分別填寫“萬”、“壽”、“長”、“春”等祝壽語的，風格嚴謹華麗。所用彩料系從西洋進口，所用畫稿由宮中造辦處下屬的如意館提供。由於施彩較厚，致使紋樣有堆凸之感，且出現細小裂紋。康熙時的琺琅彩瓷器也有個別直接在宮中舊藏明代永樂白瓷盤上施彩的。
康熙時還有一種宜興紫砂胎畫琺琅器，現多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當時稱為“宜興胎畫琺琅”，造型有執壺、提樑壺、蓋碗、蓋盅等。裝飾題材多為花卉。有直接在紫砂胎上彩繪的，也有的可能是考慮到紫砂胎不象白瓷那樣細膩光滑，就先在胎上塗抹褐色彩作地，然後再進行彩繪，褐色彩的顏色不僅酷似於紫砂的顏色，而且使器物表面的光澤增強。這種褐色彩僅施於器物外壁，器內則無。
康熙時瓷胎畫琺琅的款識均署在器物外底，大多為“康熙御製”四字雙行紅色或藍色圖章式堆料款，圍以雙方框，框線外粗內細。個別的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紫地琺琅彩纏枝蓮紋瓶，外底印刻“康熙御製”四字雙行款，外圍印刻單線方框。也有個別器物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康熙畫琺琅蓮花紋菱花式盤（永樂白瓷胎），外底雖也署“康熙御製”四字雙行紅色堆料款，但外圍的不是雙方框，而且雙線圓圈，圈線外粗內細。至於康熙朝宜興胎畫琺琅器外底所署款識，一般為“康熙御製”四字雙行黃色堆料款，外圍雙線方框，個別的如臺北故宮博物館收藏的宜興胎畫琺琅四季花紋茶壺，外底所署黃色堆料款“康熙御製”四字作“上下左右”排列，外圍海棠花式雙線框。宜興胎畫琺琅用黃色琺琅料寫款，可能是因為黃色能與褐色地形成鮮明對比的緣故，而若以褐色地襯托紅或藍色料款則不夠鮮明醒目。
二、雍正年間
雍正皇帝對琺琅的貢獻在於大幅度提高了琺琅工匠的待遇，激發了工匠創作的激情。朱家溍先生研究認為雍正一朝的畫作陣容最強，當時製作陣容中甚至出現了義大利畫家郎世寧等海外工匠。
雍正對花鳥瓷畫的興趣導致了琺琅彩花鳥等題材的重大進步，改變了康熙年間僅畫花卉的特點。雍正時期的琺琅常配以詩句和書法，製作工藝和藝術性明顯比康熙年間的優秀。雍正本人對琺琅彩的畫法極為重視，曾要求脫離銅胎畫琺琅對瓷胎畫琺琅的影響，雍正藝術的追求使琺琅彩更加像瓷器，據研究這似乎與雍正時期頒佈的禁銅令也有一定關係。因此雍正年間的琺琅出現了繪畫上大量留白，畫面不對稱，具有鮮明主題的繪畫，這點明顯較康熙年間的產品進步，此為雍正年間琺琅的本質特點，也是斷代琺琅器的一個重要依據。
雍正時期琺琅技術的進步還包括在原料工藝上突破，康熙年間的琺琅原料全部由外國進口，價格昂貴且供應不了琺琅器的製作量。在此問題上，雍正六年命怡親王完成琺琅材料的中國產化，同年獲得成功，此期間的產品既有外國進口材料也有本土煉製材料，在此期間製造出一系列具有時代特色的琺琅精品。雍正的這一創舉為琺琅的真正中國產化與中國文化的融合起到了巨大作用，併為乾隆時期琺琅的繁榮奠定了技術和物質基礎三，乾隆時期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藝術水平總的來說要遜於雍正時期，這或許與宮廷琺琅作內人員更替和缺乏有關。據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三月十七日，首領吳書來說：乾清宮總管蘇培盛交小太監何德祿、王成祥、楊如福、魏青奇四名。傳旨：著給琺琅作學燒琺琅。欽此”。“乾隆元年四月十四日，催總默參峨為畫琺琅人不足用，另欲將畫琺琅人張維奇情願進內當差，照例行取銀糧，每月工食銀五兩，二、八月衣服銀十八兩，回明內大臣海望、監察御史沈嵛、員外郎三音保準行。記此”。這兩則資料說明，乾隆元年造辦處琺琅作即因缺人而進新人。
乾隆時琺琅彩瓷器所用白瓷胎仍由景德鎮御窯廠提供。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元年五月初二，太監毛團傳旨：著海望寄信與員外郎唐英，另將燒造琺琅之白磁器燒造些來。欽此”。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彩繪和烘燒，大量的是在北京宮廷造辦處的琺琅作內完成。但也有例外，如造辦處檔案記載，“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太監高玉交磁器一百七十四件。傳旨：交與燒造瓷器處唐英……再五彩琺琅五寸磁碟一件，五彩琺琅暗八磁碗一件，收小些，亦燒造。欽此”。很顯然，上述五彩磁碟、磁碗是在景德鎮御窯廠完成彩繪、烘燒這兩道工序的。
乾隆時期琺琅彩瓷器的裝飾題材較雍正時更加豐富，除山水、花卉、花鳥外，還有中國或西洋人物，以及受西方“洛可可”藝術風格影響的各種洋花圖案。新增的各種色地、色地開光、色地軋道琺琅彩瓷器，圖案繁複，不留空白，不題寫詩句。雍正時盛行的詩、書、畫、印相結合的白地琺琅彩瓷，此時繼續生產，所題詩句和所用閒章與雍正時大同小異。如：
畫月季、竹石題“勁節亭亭千尺綠，芳枝長佔四時春”。迎首用“翔彩”朱文閒章，句末用“彬然”白文閒章、“君子”朱文閒章。畫石榴、黃鸝常題“新枝含淺綠，曉萼散輕紅”。迎首用“佳麗”朱文閒章，句末用“金成”、“旭映”皆朱文閒章。
畫山水風景常題“浦淨漁舟遠，花飛樵路香”。迎首用“壽如”朱文閒章，句末用“山高”白文閒章、“水長”朱文閒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