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北宋著名“慶曆新政”代表人物，一篇《岳陽樓記》傳誦近千年。范仲淹“憂樂天下”，其“民本思想”何時形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其青少年時代生活的山東故鄉長白山，究竟有沒有對他民本思想的形成產生影響呢？答案是肯定的。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古代民本思想經歷了從敬天重神到敬德保民，再從重民輕天到民貴君輕。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核心是為民，它包含著重民、愛民、養民、順民、濟民以及樂民等基本要素，其思想形成即有後期應天書院的影響，也有前期多方面原因。
一、母親謝氏對范仲淹的影響
范仲淹的母親謝氏，是一位身世坎坷的人物。范仲淹不到兩歲時，丈夫範墉便去世了，其扶著丈夫的靈柩，帶著襁褓中的范仲淹，遠赴丈夫的故鄉江蘇平江府（現蘇州）。在安葬丈夫後，由於家族不對其認可，無奈寄泊於墓地附近咒缽庵中，靠替人漿洗縫補勉強餬口度日，直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的出現。朱文翰，字苑文，山東淄州長山縣人，太宗端拱二年進士。江南平江府（今江蘇吳縣）推官。召試館職，授秘閣校理。真宗即位，拜戶部郎中。景德初出為淄州（今山東淄川縣）長史。歷鹽鐵度支判官，知宿州（今安徽宿縣），攝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事，遷平江府刺史，後解組歸。
朱文翰知平江府推官時，原配初氏去世，遺一子，生活需人照顧。經人介紹認識了謝氏。值謝氏守服已滿，貧而無所依，遂改嫁朱文翰，待朱文翰任滿後，歸山東老家居住。謝母至朱家後，上順翁姑，下撫幼子，還要照顧朱文翰的衣食住行。范仲淹在範母去世後，上書朝廷的《求追贈考妣狀》中說的非常明白：“竊年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愈二十載，至於其終。又臣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
範母謝氏去世後，朝廷曾封贈範母“惠婉存誠，柔嘉秉性，騰敦斷機之風、早著擇鄰之訓”。其中的“斷機之風”和“擇鄰之訓”，均為古代孟母的故事，而孟子的名句正是“樂民之樂者，亦樂其；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范仲淹在此基礎上又予昇華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千古名句。
孟母和範母都是中國母親的典範，她們不但培養孩子成人，更為天下育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鍾化民在《祭孟母文中》說：“子之聖即母之聖，妻之聖即夫之聖。不有三遷之教，孰開浩然之聖。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來，一人而已。為丈夫者，瞻對慈顏，安可不憤然獨往，必求至於孔子。尚享！”其中的“志在孔子”與范仲淹少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遠大抱負異曲同工。
“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兒童少時的教育，大部為母教，這是每個人一生的基礎，是人生最重要的“三觀”成長期，每一位母親都在默默的用自己的方式來影響孩子，幫助孩子健康向上的成長。而范仲淹“民本思想”的形成，與謝氏的教育分不開，她用自己的善良、慈愛、勤勞、奉獻、節儉、堅強，默默地影響著少年范仲淹，成就了他“見金不取”的高尚品格和“施愛予人”的優良品質。
二、進士家庭文化對范仲淹的影響
很多人在強調范仲淹成就時，鮮有人提到進士家庭對范仲淹的影響，主要原因為尊者諱，為聖賢諱，不願提及范仲淹隨母改嫁的這段歷史，而從范仲淹這些成就的取得來看，又離不開朱文翰進士家庭文化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家庭文化的薰陶及師資方面的支援
宋朝，因重文輕武，科舉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和規範，併成為朝廷官員的主要來源。宋太祖更是放寬了進士的錄取限制，並親自主持殿試。天下文人士子歡欣鼓舞，刻苦讀書，以進仕跡。朱文翰進士出身，其自身文化素質之高和對後代的期望，都促成了對朱說（范仲淹29歲前用名）和朱氏兄弟們的嚴格要求。《涑水記聞》曾有“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句，可見在求學方面，朱文翰給予了少年朱說（范仲淹）和朱說同母異父弟兄們同樣的支援。
（二）名人名士們的接觸、影響
在淄州長山期間，范仲淹接觸的名人有記載的主要有崔遵度、張蘊、姜遵等人，朱文翰與崔遵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與張蘊同州為吏。而與姜遵是相去十里的老鄉，姜遵比朱文翰早中進士十一年。
崔遵度，原籍淄州人，曾任忠州知州，後被貶歸鄉，乃當時著名的音樂家，善操琴。 《澠水燕談錄》記載：“崔遵度清節純德，泊於榮利。事太宗為右史十餘年，每侍殿陛，側身軒楹以自遮蔽，不欲當上顧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嘗著琴靜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見其面”。《東軒筆錄》載：“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執，為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日，惟得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宇靖，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身楹檻之外，以避顧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箋十篇，鳴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在父親朱文翰的推薦下，范仲淹拜在崔遵度的門下學習，在名師指導下，他的琴技日益精進，並對《履霜操》情有獨鍾，後世人稱其為“范履霜”。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記：“鹹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眾一潰，更相剿奪，狄未至而吾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君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之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其子揆、倓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在淄州期間，朱說認識了淄州兵馬監押張蘊的兩個兒子張揆、張倓，范仲淹與張揆同齡，漸成知己好友，因父輩同州為官的原因，范仲淹有幸向張蘊學習劍術。後范仲淹攜琴劍遊歷關中，便是在兩位老師教導下，所習技藝之得。
范仲淹，北宋著名“慶曆新政”代表人物，一篇《岳陽樓記》傳誦近千年。范仲淹“憂樂天下”，其“民本思想”何時形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其青少年時代生活的山東故鄉長白山，究竟有沒有對他民本思想的形成產生影響呢？答案是肯定的。
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其重要的思想資源，古代民本思想經歷了從敬天重神到敬德保民，再從重民輕天到民貴君輕。范仲淹民本思想的核心是為民，它包含著重民、愛民、養民、順民、濟民以及樂民等基本要素，其思想形成即有後期應天書院的影響，也有前期多方面原因。
一、母親謝氏對范仲淹的影響
范仲淹的母親謝氏，是一位身世坎坷的人物。范仲淹不到兩歲時，丈夫範墉便去世了，其扶著丈夫的靈柩，帶著襁褓中的范仲淹，遠赴丈夫的故鄉江蘇平江府（現蘇州）。在安葬丈夫後，由於家族不對其認可，無奈寄泊於墓地附近咒缽庵中，靠替人漿洗縫補勉強餬口度日，直到平江府推官朱文翰的出現。朱文翰，字苑文，山東淄州長山縣人，太宗端拱二年進士。江南平江府（今江蘇吳縣）推官。召試館職，授秘閣校理。真宗即位，拜戶部郎中。景德初出為淄州（今山東淄川縣）長史。歷鹽鐵度支判官，知宿州（今安徽宿縣），攝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事，遷平江府刺史，後解組歸。
朱文翰知平江府推官時，原配初氏去世，遺一子，生活需人照顧。經人介紹認識了謝氏。值謝氏守服已滿，貧而無所依，遂改嫁朱文翰，待朱文翰任滿後，歸山東老家居住。謝母至朱家後，上順翁姑，下撫幼子，還要照顧朱文翰的衣食住行。范仲淹在範母去世後，上書朝廷的《求追贈考妣狀》中說的非常明白：“竊年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愈二十載，至於其終。又臣遊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
範母謝氏去世後，朝廷曾封贈範母“惠婉存誠，柔嘉秉性，騰敦斷機之風、早著擇鄰之訓”。其中的“斷機之風”和“擇鄰之訓”，均為古代孟母的故事，而孟子的名句正是“樂民之樂者，亦樂其；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范仲淹在此基礎上又予昇華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千古名句。
孟母和範母都是中國母親的典範，她們不但培養孩子成人，更為天下育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鍾化民在《祭孟母文中》說：“子之聖即母之聖，妻之聖即夫之聖。不有三遷之教，孰開浩然之聖。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來，一人而已。為丈夫者，瞻對慈顏，安可不憤然獨往，必求至於孔子。尚享！”其中的“志在孔子”與范仲淹少時“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遠大抱負異曲同工。
“閨閫乃聖賢所出之地，母教為天下太平之源”。兒童少時的教育，大部為母教，這是每個人一生的基礎，是人生最重要的“三觀”成長期，每一位母親都在默默的用自己的方式來影響孩子，幫助孩子健康向上的成長。而范仲淹“民本思想”的形成，與謝氏的教育分不開，她用自己的善良、慈愛、勤勞、奉獻、節儉、堅強，默默地影響著少年范仲淹，成就了他“見金不取”的高尚品格和“施愛予人”的優良品質。
二、進士家庭文化對范仲淹的影響
很多人在強調范仲淹成就時，鮮有人提到進士家庭對范仲淹的影響，主要原因為尊者諱，為聖賢諱，不願提及范仲淹隨母改嫁的這段歷史，而從范仲淹這些成就的取得來看，又離不開朱文翰進士家庭文化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家庭文化的薰陶及師資方面的支援
宋朝，因重文輕武，科舉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和規範，併成為朝廷官員的主要來源。宋太祖更是放寬了進士的錄取限制，並親自主持殿試。天下文人士子歡欣鼓舞，刻苦讀書，以進仕跡。朱文翰進士出身，其自身文化素質之高和對後代的期望，都促成了對朱說（范仲淹29歲前用名）和朱氏兄弟們的嚴格要求。《涑水記聞》曾有“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句，可見在求學方面，朱文翰給予了少年朱說（范仲淹）和朱說同母異父弟兄們同樣的支援。
（二）名人名士們的接觸、影響
在淄州長山期間，范仲淹接觸的名人有記載的主要有崔遵度、張蘊、姜遵等人，朱文翰與崔遵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與張蘊同州為吏。而與姜遵是相去十里的老鄉，姜遵比朱文翰早中進士十一年。
崔遵度，原籍淄州人，曾任忠州知州，後被貶歸鄉，乃當時著名的音樂家，善操琴。 《澠水燕談錄》記載：“崔遵度清節純德，泊於榮利。事太宗為右史十餘年，每侍殿陛，側身軒楹以自遮蔽，不欲當上顧盼。其恬晦如此。琴德尤高，嘗著琴靜室，往往通夕，妻、子罕見其面”。《東軒筆錄》載：“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執，為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過闕臣僚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日，惟得崔遵度、張士遜爾。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宇靖，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身楹檻之外，以避顧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箋十篇，鳴琴於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在父親朱文翰的推薦下，范仲淹拜在崔遵度的門下學習，在名師指導下，他的琴技日益精進，並對《履霜操》情有獨鍾，後世人稱其為“范履霜”。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記：“鹹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皆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眾一潰，更相剿奪，狄未至而吾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君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之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其子揆、倓以文學才行有名於世，皆登侍從”。在淄州期間，朱說認識了淄州兵馬監押張蘊的兩個兒子張揆、張倓，范仲淹與張揆同齡，漸成知己好友，因父輩同州為官的原因，范仲淹有幸向張蘊學習劍術。後范仲淹攜琴劍遊歷關中，便是在兩位老師教導下，所習技藝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