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典故，只恐雙溪舴艋舟出自：
武陵春、李清照 、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這首詞是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作者避難浙江金華時所作。
當年她是五十三歲。那時，她已處於國破家亡之中，親愛的丈夫死了，珍藏的文物大半散失了，自己也流離異鄉，無依無靠，所以詞情極其悲苦。 首句寫當前所見，本是風狂花盡，一片悽清，但卻避免了從正面描寫風之狂暴、花之狼藉，而只用“風住塵香”四字來表明這一場小小災難的後果，則狂風摧花，落紅滿地，均在其中，出筆極為蘊藉。
而且在風沒有停息之時，花片紛飛，落紅如雨，雖極不堪，尚有殘花可見；風住之後，花已沾泥，人踐馬踏，化為塵土，所餘痕跡，但有塵香，則春光竟一掃而空，更無所有，就更為不堪了。所以，“風住塵香”四字，不但含蓄，而且由於含蓄，反而擴大了容量，使人從中體會到更為豐富的感情。
次句寫由於所見如彼，故所為如此。日色已高，頭猶未梳，雖與《鳳凰臺上憶吹簫》中“起來慵自梳頭”語意全同，但那是生離之愁，這是死別之恨，深淺自別。 三、四兩句，由含蓄而轉為縱筆直寫，點明一切悲苦，由來都是“物是人非”。
而這種“物是人非”，又決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變化，而是一種極為廣泛的、劇烈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的變化，無窮的事情、無盡的痛苦，都在其中，故以“事事休”概括。這，真是“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所以正要想說，眼淚已經直流了。
前兩句，含蓄；後兩句，真率。含蓄，是由於此情無處可訴；真率，則由於雖明知無處可訴，而仍然不得不訴。故似若相反，而實則相成。 上片既極言眼前景色之不堪、心情之悽楚，所以下片便宕開，從遠處談起。
這位女詞人是最喜愛遊山玩水的。據周輝《清波雜誌》所載，她在南京的時候，“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冬天都如此，春天就可想而知了。她既然有遊覽的愛好，又有需要借遊覽以排遣的悽楚心情，而雙溪則是金華的風景區，因此自然而然有泛舟雙溪的想法，這也就是《念奴嬌》中所說的“多少遊春意”。
但事實上，她的痛苦是太大了，哀愁是太深了，豈是泛舟一遊所能消釋？所以在未遊之前，就又已經預料到愁重舟輕，不能承載了。設想既極新穎，而又真切。下片共四句，前兩句開，一轉；後兩句合，又一轉；而以“聞說”、“也擬”、“只恐”六個虛字轉折傳神。
雙溪春好，只不過是“聞說”；泛舟出遊，也只不過是“也擬”，下面又忽出“只恐”，抹殺了上面的“也擬”。聽說了，也動念了，結果呢，還是一個人坐在家裡發愁罷了。 王士稹《花草蒙拾》雲：“‘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向兩州’，正可互觀。
‘雙槳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露矣。”這一評論告訴我們，文思新穎，也要有個限度。正確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錯誤的了；美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醜的了。象“雙槳”兩句，又是“別離船”，又是“一天煩惱”，惟恐說得不清楚，矯揉造作，很不自然，因此反而難於被人接受。
所以《文心雕龍·定勢篇》說：“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巧”之與“怪”，相差也不過是一步而已。 李後主《虞美人》雲：“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只是以愁之多比水之多而已。
秦觀《江城子》雲：“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則愁已經物質化，變為可以放在江中，隨水流盡的東西了。李清照等又進一步把它搬上了船，於是愁竟有了重量，不但可隨水而流，並且可以用船來載。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中的《仙呂·點絳唇纏令·尾》雲：“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馱也馱不動。
”則把愁從船上卸下，馱在馬背上。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正宮·端正好·收尾》雲：“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又把愁從馬背上卸下，裝在車子上。從這些小例子也可以看出文藝必須有所繼承，同時必須有所發展的基本道理來。
這首詞的整個佈局也有值得注意之處。歐陽修《採桑子》雲：“群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欄干盡日風。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周邦彥《望江南》雲：“遊妓散，獨自繞回堤。
芳草懷煙迷水曲，密雲銜雨暗城西，九陌未沾泥。桃李下，春晚未成蹊。牆外見花尋路轉，柳陰行馬過鶯啼，無處不悽悽。”作法相同，可以類比。譚獻《復堂詞話》批歐詞首句說：“掃處即生。”這就是這三首詞在佈局上的共有特點。
掃即掃除之掃，生即發生之生。從這三首的第一句看，都是在說以前一階段情景的結束，歐、李兩詞是說春光已盡，周詞是說佳人已散。在未盡、未散之時，芳菲滿眼，花豔掠目，當然有許多動人的情景可寫，可是在已盡、已散之後，還有什麼可寫的呢？這樣開頭，豈不是把可以寫的東西都掃除了嗎？及至讀下去，才知道下面又發生了另外一番情景。
歐詞則寫暮春時節的閒淡愁懷，周詞則寫獨步回堤直至歸去的淒涼意緒，李詞則寫由風住塵香而觸發的物是人非的深沉痛苦。而這些，才是作家所要表現的，也是最動人的部分，所以叫做“掃處即生”。這好比我們去看一個多幕劇，到得晚了一點，走進劇場時，一幕很熱鬧的戲剛剛看了一點，就拉幕了，卻不知道下面一幕內容如何，等到再看下去，才發現原來自己還是趕上了全劇中最精采的高潮部分。
任何作品所能反映的社會人生都只能是某些側面。抒情詩因為受著篇幅的限制，尤其如此。這種寫法，能夠把省略了的部分當作背景，以反襯正文，從而出人意外地加強了正文的感染力量，所以是可取的。
沒有典故，只恐雙溪舴艋舟出自：
武陵春、李清照 、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這首詞是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作者避難浙江金華時所作。
當年她是五十三歲。那時，她已處於國破家亡之中，親愛的丈夫死了，珍藏的文物大半散失了，自己也流離異鄉，無依無靠，所以詞情極其悲苦。 首句寫當前所見，本是風狂花盡，一片悽清，但卻避免了從正面描寫風之狂暴、花之狼藉，而只用“風住塵香”四字來表明這一場小小災難的後果，則狂風摧花，落紅滿地，均在其中，出筆極為蘊藉。
而且在風沒有停息之時，花片紛飛，落紅如雨，雖極不堪，尚有殘花可見；風住之後，花已沾泥，人踐馬踏，化為塵土，所餘痕跡，但有塵香，則春光竟一掃而空，更無所有，就更為不堪了。所以，“風住塵香”四字，不但含蓄，而且由於含蓄，反而擴大了容量，使人從中體會到更為豐富的感情。
次句寫由於所見如彼，故所為如此。日色已高，頭猶未梳，雖與《鳳凰臺上憶吹簫》中“起來慵自梳頭”語意全同，但那是生離之愁，這是死別之恨，深淺自別。 三、四兩句，由含蓄而轉為縱筆直寫，點明一切悲苦，由來都是“物是人非”。
而這種“物是人非”，又決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輕微的變化，而是一種極為廣泛的、劇烈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的變化，無窮的事情、無盡的痛苦，都在其中，故以“事事休”概括。這，真是“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所以正要想說，眼淚已經直流了。
前兩句，含蓄；後兩句，真率。含蓄，是由於此情無處可訴；真率，則由於雖明知無處可訴，而仍然不得不訴。故似若相反，而實則相成。 上片既極言眼前景色之不堪、心情之悽楚，所以下片便宕開，從遠處談起。
這位女詞人是最喜愛遊山玩水的。據周輝《清波雜誌》所載，她在南京的時候，“每值天大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冬天都如此，春天就可想而知了。她既然有遊覽的愛好，又有需要借遊覽以排遣的悽楚心情，而雙溪則是金華的風景區，因此自然而然有泛舟雙溪的想法，這也就是《念奴嬌》中所說的“多少遊春意”。
但事實上，她的痛苦是太大了，哀愁是太深了，豈是泛舟一遊所能消釋？所以在未遊之前，就又已經預料到愁重舟輕，不能承載了。設想既極新穎，而又真切。下片共四句，前兩句開，一轉；後兩句合，又一轉；而以“聞說”、“也擬”、“只恐”六個虛字轉折傳神。
雙溪春好，只不過是“聞說”；泛舟出遊，也只不過是“也擬”，下面又忽出“只恐”，抹殺了上面的“也擬”。聽說了，也動念了，結果呢，還是一個人坐在家裡發愁罷了。 王士稹《花草蒙拾》雲：“‘載不動許多愁’與‘載取暮愁歸去’、‘只載一船離恨向兩州’，正可互觀。
‘雙槳別離船，駕起一天煩惱’，不免徑露矣。”這一評論告訴我們，文思新穎，也要有個限度。正確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錯誤的了；美的東西，跨越一步，就變成醜的了。象“雙槳”兩句，又是“別離船”，又是“一天煩惱”，惟恐說得不清楚，矯揉造作，很不自然，因此反而難於被人接受。
所以《文心雕龍·定勢篇》說：“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巧”之與“怪”，相差也不過是一步而已。 李後主《虞美人》雲：“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只是以愁之多比水之多而已。
秦觀《江城子》雲：“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則愁已經物質化，變為可以放在江中，隨水流盡的東西了。李清照等又進一步把它搬上了船，於是愁竟有了重量，不但可隨水而流，並且可以用船來載。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中的《仙呂·點絳唇纏令·尾》雲：“休問離愁輕重，向個馬兒上馱也馱不動。
”則把愁從船上卸下，馱在馬背上。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正宮·端正好·收尾》雲：“遍人間煩惱填胸臆，量這些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又把愁從馬背上卸下，裝在車子上。從這些小例子也可以看出文藝必須有所繼承，同時必須有所發展的基本道理來。
這首詞的整個佈局也有值得注意之處。歐陽修《採桑子》雲：“群芳過後西湖好，狼藉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欄干盡日風。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周邦彥《望江南》雲：“遊妓散，獨自繞回堤。
芳草懷煙迷水曲，密雲銜雨暗城西，九陌未沾泥。桃李下，春晚未成蹊。牆外見花尋路轉，柳陰行馬過鶯啼，無處不悽悽。”作法相同，可以類比。譚獻《復堂詞話》批歐詞首句說：“掃處即生。”這就是這三首詞在佈局上的共有特點。
掃即掃除之掃，生即發生之生。從這三首的第一句看，都是在說以前一階段情景的結束，歐、李兩詞是說春光已盡，周詞是說佳人已散。在未盡、未散之時，芳菲滿眼，花豔掠目，當然有許多動人的情景可寫，可是在已盡、已散之後，還有什麼可寫的呢？這樣開頭，豈不是把可以寫的東西都掃除了嗎？及至讀下去，才知道下面又發生了另外一番情景。
歐詞則寫暮春時節的閒淡愁懷，周詞則寫獨步回堤直至歸去的淒涼意緒，李詞則寫由風住塵香而觸發的物是人非的深沉痛苦。而這些，才是作家所要表現的，也是最動人的部分，所以叫做“掃處即生”。這好比我們去看一個多幕劇，到得晚了一點，走進劇場時，一幕很熱鬧的戲剛剛看了一點，就拉幕了，卻不知道下面一幕內容如何，等到再看下去，才發現原來自己還是趕上了全劇中最精采的高潮部分。
任何作品所能反映的社會人生都只能是某些側面。抒情詩因為受著篇幅的限制，尤其如此。這種寫法，能夠把省略了的部分當作背景，以反襯正文，從而出人意外地加強了正文的感染力量，所以是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