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

司馬遷的紀傳體史書出道即巔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也是最出彩的一部史書，尤其是其作為一部史書，文學性非常強，這是非常難得的，後世史學家作家甚至小說家都深受其影響。但是史記基本上由司馬遷獨立完成，就不可避免的帶有個人主觀色彩，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對李廣的記錄，明明是個並不出眾的將領，在他筆下水平和衛霍差不多，無非是借李廣抒發自己的鬱郁不得志，同病相憐罷了。

司馬遷寫史記時，吃的是後朝的飯，後朝帝王要讓全社會清楚他們走到現在的合理性，必然對前朝汙衊！！司馬遷也沒有膽量與現朝對抗，所以寫秦皇是暴君100%是汙衊，秦皇的功勞司馬遷是沒有膽量歌頌的！！！

電視劇《漢武大帝》中有關司馬遷《史記》的一段對話，可以做為對《史記》的評價！漢武帝看過司馬遷的《史記》後把司馬遷招來，對司馬遷說：“看了你的《史記》把朕氣病了，至少折朕一年的陽壽，朕真的那麼不堪嗎？你又知道多少？有些事只有天知道。夲來朕可以殺你，你這樣做就是讓朕殺了你，好成全你秉公耿直的美名，讓朕落個昏君的壞名，朕偏不成全你。你的書雖說有些就是胡說八道，但做為史官的一家之言可以留傳於世，讓後人們去甄別吧！”司馬遷聽後跪倒在地誠摯地說：“陛下的胸懷非臣所能知！”這段對白基本可以用來回答本題！

司馬遷所能蒐集到漢朝以前歷史資料，基本是秦亡以後散落在各地，及當時儒生們手中的資料，做為秦始皇打壓的儒家教條，這些人和當時的儒生當然是反對秦始皇的反面材料，當然打上那個時代文人的觀點，明顯與漢武帝倡導的兼收諸家，獨尊儒術相通又不同，這才是漢武帝不滿的，司馬遷連本朝的事都不是十分清楚，對於前朝的事只能以蒐集來的材料加上自己的加工再敘說一遍，當然其中夾雜著個人的感情在裡面，但漢武帝做為一代雄主，其心胸當然非常人可比，所以才有《史記》流傳於世的事情！

因此說《史記》當然有水分！

有水分，肯定有水分！

不光是《史記》，任何歷史都有水分！就拿我們今天，有人對改革開放前毛主席時代種種不實的攻訐就足以說明。

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已公佈，總人口14.1178萬人，60歲以上人口占比18.7%，也就是六十歲以上人口有26400萬，有這麼多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還會有天差萬別的不同評說，更何況寫成於兩千多年前的《史記》沒有水分才是怪事！那個時代話語權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裡，不像我們今天有會議記錄、錄音、攝像、電影、廣播、報紙等種種檔案可查，還有上億的證人活在世上都會有不同的說辭，那麼根據傳說寫的歷史怎會沒有水分！

史書都是人寫的，只要是人寫的，就會有水分，《史記》也一樣，只要它大部分真實可信就可以了，比其他人的可信度更高。什麼前撲後繼的史家風骨只是特例，根本不是什麼普遍現象，只是史學界為自己的公正吹牛皮。當然，這也是一種美好的願望，就像民主、和平、自由、人人平等，但這些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為了保證自己的書不會不見天日，不被銷燬，司馬遷的一些記錄不得不符合漢朝庭的稽核要求，不能寫漢武帝不容忍的事。比如衛青、霍去病，不能明確記錄他們的真實情況，只講功勞，不講損失，司馬遷只能用隱晦的手法從側面揭出一點真相，衛、霍的勝利有水分，他們的損失很大，武帝朝漢匈戰爭，漢朝損失巨大，匈奴也並沒有因為這場戰爭損失巨大，匈奴的敗亡與漢匈戰爭沒多大關係，匈奴亡於內亂，也不是漢匈戰爭引發的，而僅僅因為單于繼承權的問題，匈奴人自己打了起來，損失慘重，為鮮卑人的掘起創造了條件。而漢朝不過是靠著國力，熬到了匈奴的自我衰敗，再趁機向西域擴張，打落水狗。武帝如不及時停戰，漢朝反要亡於匈奴之手，在損失了國家一半人口之後，漢朝所得到的僅僅是可與匈奴一戰的自信，而不是什麼徹底擊敗匈奴。而匈奴的人口損失，完全可以透過對漢朝和其他民族的人口掠奪，迅速補充恢復。遊牧民族因為其遊牧的生產方式，根本就不可能有幾萬人、幾十萬人的聚集。除了戰爭的需要，士兵們進行短暫聚集，大多數匈奴人都是分散居住的，所以當霍去病深入後方時，他所能遇到的，都只可能是小股分散的匈奴人，而不是什麼上萬人的大軍，他把並非匈奴軍隊的匈奴人通通算做軍隊上報，誇大戰果，也沒人能去驗證。而司馬遷則透過他們帶出去的軍馬和帶回來的軍馬數量的比較，揭露了衛、霍漢軍的慘重損失。在漢武帝的淫威下，司馬遷也只能報喜不報憂。

退休後無事，翻讀了幾頁《史記》，相對說來，我認為《史記》少水份。以“商君列傅”為例，司馬遷記載就比較客觀。但記後語，說商鞅“其天資刻薄人也。”又語：“餘尚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這足以證明司馬遷是站在“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有怨望者”的立場上的社會上層人物評商鞅的。既表明了自己的觀點，但沒有把自己的這種觀點帶到“列傅”中去，而是客觀地把正反兩面評商鞅的評語都記入了《史記》。有當世人評商鞅的，有後世人評商鞅的。特別是把改革措施及變法條款及效果都原始地入了巜史記》。當世人評商鞅，魏相公叔座曾向魏惠王推薦商鞅-說“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挙國以聽之。”廣大平民對商鞅的態度是，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反面惡商鞅的有“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有怨望者。”因此，曾被商鞅“法”過的太子(秦惠王)既位後，由“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而誅殺之，並車裂屍體。秦惠王還宣告“莫如商君反者！”不要證據，指令某人想造反，就可定罪誅殺，多麼空前絕後的荒唐史案。商鞅從此蒙上謀反及刻薄??少恩的惡名。後世人正面評商鞅的有漢，劉歆(劉秀)曰：“夫商君極身無二慮，顧公而忘私。”同時漢朝的孫卿(荀子)卻反面汙商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受罰，棄灰於道被刑。一曰因論囚七百餘人，謂水盡染，號哭之聲動於天地。”商鞅的好友趙良規勸商鞅避危也記入了《史記》。所以我又見斑說豹，認定《史記》水份比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