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就承認不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明智。 《漢書》中的“張釋之傳”，有一事記載：漢文帝視察圈養野獸的上林苑，問上林尉苑裡野獸的數量，十餘問，尉不能盡答。文帝頗不滿，以為此尉無能，打算撤其職而任用他手下對答如流的“嗇夫”。事情後經張釋之的一番勸說而作罷。 上林尉不能盡答皇帝的詢問，當然可說是“官僚主義”，未盡職守。但他不妄答，不吹牛，仍有其可取處。這使我想起人們對待事物的態度問題。先哲孔子曾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 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子路”) 其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知道的就是知道的，知道幾分就是知道幾分，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妄說。這才可謂“知”。 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重現實與人事的。比如，對於神鬼幽明之事他不知，所以他“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他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尚且不能很好地處理人際關係，又如何能去從事神怪之事？ 孔子於神怪之事付之闕如，避而不談，意味著既不肯定其有，也不肯定其無。 大智慧如孔子，尚且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對不知道的事物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那麼中智以下的人當然不可能樣樣都知道。除了神怪幽明之事外，承認有所知、有所不知，是一種老實的態度，也是最聰明的態度。唯其有所“不知”，才能成其“有所知”。宋代的大臣呂端，宋太宗稱他“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就是棄“小慧”而就“大智”的一個好例子。《漢書》中張釋之為上林尉的辯護，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來立論，從而得到漢文帝理解的。 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籍華人丁肇中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採訪時，曾對很多問題都表示“不知道”。前一階段又聽說他在為南航師生作學術報告時，面對同學提問又是“三問三不知”：“您覺得人類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質和反物質嗎？”“不知道。”“您覺得您從事的科學實驗有什麼經濟價值嗎？”“不知道。”“您能不能談談物理學未來20年的發展方向？”“不知道。”三問三不知！這讓在場的所有同學意外，但不久就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也許，一些人在說“不知道”時往往被看作是孤陋寡聞和無知的表現，但丁先生的“不知道”卻體現著一種做人的謙遜和科學家治學的嚴謹態度，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古人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學問愈深，未知愈重；越是學識淵博，越要虛懷若谷。作為專家、學者，對不知道的東西，我們不僅應當老實地承認“不知道”，而且要敢於說“不知道”。美國現代物理學家費曼說：科學家總是與疑難和不確定性打交道的。當一個科學家不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時，他就是不知道；當他有了大概的猜測時，他的答案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即使他對自己的答案胸有成竹時，他也會對質疑留有餘地。對科學家來說，承認自己的無知，使自己的結論留有被質疑的餘地，是科學發展所必須的。學人只有秉持這樣的科學態度，才能不斷地“格物致知”，獲得新認識，達到新境界。常言所謂“一事不知，學者之恥”，其本意正是在於策勵學者們不斷求索，不斷進取。“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即使是在專業領域內，那種自詡或表現為無所不知的“專家”，不僅其學識而且其人品也都是值得懷疑的。 其實，丁肇中教授大可不必說“不知道”。比如可以用一些專業性很強的術語糊弄過去，可以說一些不沾邊際的話搪塞 過去，甚至還可以委婉地對學生說：“這些問題對於你們來說太深奧，一兩句話解釋不清楚。”但是，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卻選擇了最老實、最坦誠的回答方式，而且表情自然、誠懇，沒有明知不說的矯揉造作，沒有故弄玄虛，也絕沒有“賣關子”。丁教授坦言不知道，不但無損於他的科學家形象，更凸現了他嚴謹的科學態度，令人肅然起敬。 與丁肇中“三問三不知”相似的還有帕瓦羅蒂在一個大型演唱會上的表現，他演唱時剛到高潮之際，卻突然停頓下來。舉座譁然，連樂隊都停了下來。帕瓦羅蒂坦誠地說自己忘記歌詞了，請求大家原諒，希望大家再給他一次表演機會。在一陣沉寂後，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事後，有人告訴帕瓦羅蒂：“你完全可以做做口型，而不必承認自己忘了詞。相信觀眾肯定會認為是麥克風壞了而絲毫不會懷疑到你身上。”帕瓦羅蒂微微一笑：“如果還有下次，我同樣會認錯。因為事實早晚會被人知道，那對我的聲譽影響會更大。 與丁先生相反的是，一些人尤其是個別官員，在很多問題面前往往表現了“萬事通”、“博學家”的“風采”，下基層、搞調研在情況不明、事情未弄清的時候就髮指示、提要求、做決定，流露出一種“傲視萬眾”、“唯我正確”的態度。殊不知，一些指示、要求、決定有時與基層的實際不相符合，有的甚至離題萬里，基層照此做下去，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有一般常識的人都知道：人非聖賢，不可能生而知之，治學之要，行政之本，就在於實事求是，嚴肅認真，孜孜以求，來不得半點虛假。對不知道的東西，就不要充當“先知先覺”，更不要自認為能“升”而知之，認為自己一旦當了領導就對什麼問題都有發言權。這是做學問做官乃至做人的一個最起碼的要求。時下有些“專家”、“學者”，總喜歡對一些自己不甚瞭解的事情發言，不負責任地亂說一通。結果是“專家意見”並不“專業”，讓人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有些“專家”因此在人們心目中的影響力在減弱。與此相對照，讓人更覺得作為學術大師的丁肇中“三問三不知”，對於學人來說十分可貴，令人警醒。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種坦然與誠實，不僅是科學家、藝術家和領導幹部應該具有的，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知識都是透過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得來的，與官位的大小沒有直接關係。個別官員之所以“升而知之”、“官升知識長”、“官大本領強”，其實是官僚主義在作怪，並錯誤地認為只有如此才能顯示其“水平”、“能力”和“高明之處”，才不至於混同於一般老百姓，而且自己確實“高”。這些官員“升而知之”的做法令老百姓倒胃口、反感“事小”，給人民、國家帶來損失“事大”！謹防“升而知之”，才能使個別官員能夠正確地認識自我；才能樹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求實態度；才能注意學習、加強學習，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較多；才能不斷改進工作作風，實踐“三個代表”，更好地為人民、國家作貢獻。否則，總認為“升而知之”，就會堵塞其提高、前進的道路，最終貽害無窮。
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就承認不知道，這才是真正的明智。 《漢書》中的“張釋之傳”，有一事記載：漢文帝視察圈養野獸的上林苑，問上林尉苑裡野獸的數量，十餘問，尉不能盡答。文帝頗不滿，以為此尉無能，打算撤其職而任用他手下對答如流的“嗇夫”。事情後經張釋之的一番勸說而作罷。 上林尉不能盡答皇帝的詢問，當然可說是“官僚主義”，未盡職守。但他不妄答，不吹牛，仍有其可取處。這使我想起人們對待事物的態度問題。先哲孔子曾雲：“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 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子路”) 其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知道的就是知道的，知道幾分就是知道幾分，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不妄說。這才可謂“知”。 孔子的思想是入世的，重現實與人事的。比如，對於神鬼幽明之事他不知，所以他“不語怪、力、亂、神”(“述而”)。他認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尚且不能很好地處理人際關係，又如何能去從事神怪之事？ 孔子於神怪之事付之闕如，避而不談，意味著既不肯定其有，也不肯定其無。 大智慧如孔子，尚且主張“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對不知道的事物採取存而不論的態度，那麼中智以下的人當然不可能樣樣都知道。除了神怪幽明之事外，承認有所知、有所不知，是一種老實的態度，也是最聰明的態度。唯其有所“不知”，才能成其“有所知”。宋代的大臣呂端，宋太宗稱他“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就是棄“小慧”而就“大智”的一個好例子。《漢書》中張釋之為上林尉的辯護，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來立論，從而得到漢文帝理解的。 世界著名物理學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籍華人丁肇中在接受中央電視臺《東方之子》採訪時，曾對很多問題都表示“不知道”。前一階段又聽說他在為南航師生作學術報告時，面對同學提問又是“三問三不知”：“您覺得人類在太空能找到暗物質和反物質嗎？”“不知道。”“您覺得您從事的科學實驗有什麼經濟價值嗎？”“不知道。”“您能不能談談物理學未來20年的發展方向？”“不知道。”三問三不知！這讓在場的所有同學意外，但不久就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也許，一些人在說“不知道”時往往被看作是孤陋寡聞和無知的表現，但丁先生的“不知道”卻體現著一種做人的謙遜和科學家治學的嚴謹態度，不禁令人肅然起敬。 古人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學問愈深，未知愈重；越是學識淵博，越要虛懷若谷。作為專家、學者，對不知道的東西，我們不僅應當老實地承認“不知道”，而且要敢於說“不知道”。美國現代物理學家費曼說：科學家總是與疑難和不確定性打交道的。當一個科學家不知道一個問題的答案時，他就是不知道；當他有了大概的猜測時，他的答案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即使他對自己的答案胸有成竹時，他也會對質疑留有餘地。對科學家來說，承認自己的無知，使自己的結論留有被質疑的餘地，是科學發展所必須的。學人只有秉持這樣的科學態度，才能不斷地“格物致知”，獲得新認識，達到新境界。常言所謂“一事不知，學者之恥”，其本意正是在於策勵學者們不斷求索，不斷進取。“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即使是在專業領域內，那種自詡或表現為無所不知的“專家”，不僅其學識而且其人品也都是值得懷疑的。 其實，丁肇中教授大可不必說“不知道”。比如可以用一些專業性很強的術語糊弄過去，可以說一些不沾邊際的話搪塞 過去，甚至還可以委婉地對學生說：“這些問題對於你們來說太深奧，一兩句話解釋不清楚。”但是，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卻選擇了最老實、最坦誠的回答方式，而且表情自然、誠懇，沒有明知不說的矯揉造作，沒有故弄玄虛，也絕沒有“賣關子”。丁教授坦言不知道，不但無損於他的科學家形象，更凸現了他嚴謹的科學態度，令人肅然起敬。 與丁肇中“三問三不知”相似的還有帕瓦羅蒂在一個大型演唱會上的表現，他演唱時剛到高潮之際，卻突然停頓下來。舉座譁然，連樂隊都停了下來。帕瓦羅蒂坦誠地說自己忘記歌詞了，請求大家原諒，希望大家再給他一次表演機會。在一陣沉寂後，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事後，有人告訴帕瓦羅蒂：“你完全可以做做口型，而不必承認自己忘了詞。相信觀眾肯定會認為是麥克風壞了而絲毫不會懷疑到你身上。”帕瓦羅蒂微微一笑：“如果還有下次，我同樣會認錯。因為事實早晚會被人知道，那對我的聲譽影響會更大。 與丁先生相反的是，一些人尤其是個別官員，在很多問題面前往往表現了“萬事通”、“博學家”的“風采”，下基層、搞調研在情況不明、事情未弄清的時候就髮指示、提要求、做決定，流露出一種“傲視萬眾”、“唯我正確”的態度。殊不知，一些指示、要求、決定有時與基層的實際不相符合，有的甚至離題萬里，基層照此做下去，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有一般常識的人都知道：人非聖賢，不可能生而知之，治學之要，行政之本，就在於實事求是，嚴肅認真，孜孜以求，來不得半點虛假。對不知道的東西，就不要充當“先知先覺”，更不要自認為能“升”而知之，認為自己一旦當了領導就對什麼問題都有發言權。這是做學問做官乃至做人的一個最起碼的要求。時下有些“專家”、“學者”，總喜歡對一些自己不甚瞭解的事情發言，不負責任地亂說一通。結果是“專家意見”並不“專業”，讓人一頭霧水，不知所云，有些“專家”因此在人們心目中的影響力在減弱。與此相對照，讓人更覺得作為學術大師的丁肇中“三問三不知”，對於學人來說十分可貴，令人警醒。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這種坦然與誠實，不僅是科學家、藝術家和領導幹部應該具有的，對於我們普通人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知識都是透過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得來的，與官位的大小沒有直接關係。個別官員之所以“升而知之”、“官升知識長”、“官大本領強”，其實是官僚主義在作怪，並錯誤地認為只有如此才能顯示其“水平”、“能力”和“高明之處”，才不至於混同於一般老百姓，而且自己確實“高”。這些官員“升而知之”的做法令老百姓倒胃口、反感“事小”，給人民、國家帶來損失“事大”！謹防“升而知之”，才能使個別官員能夠正確地認識自我；才能樹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求實態度；才能注意學習、加強學習，由不知到知，由知之甚少到知之較多；才能不斷改進工作作風，實踐“三個代表”，更好地為人民、國家作貢獻。否則，總認為“升而知之”，就會堵塞其提高、前進的道路，最終貽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