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用十七年寫了十五部武俠小說，可以說部部是精品。而論評人對其作品有七上八下之說，也較符合。但就這十五部作品，比之古梁兩大師各自動輒四五十部作品的影響都大。為何？杜絕重複，創新稱王是也。雖說當時寫武俠是為維持《明報》經營，但作者從未媚俗從眾，而是通俗中見雅道，諧趣中有所思。故才一新武俠風氣，使世人爭睹。其功大矣！

武俠寫到《鹿鼎記》，應該說這已到了作家創作的極致巔峰。因為金式武俠的諸般套路已然耍盡，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韋小寶本一市井混混，卻能在廟堂與江湖任意遊走，戲耍各路高官俠客，對武俠小說這一體裁本身就是莫大諷刺。英雄的陳近南死了，流氓的韋小寶卻官封鹿鼎。對中國封建社會興亡與國民劣根性的深度挖掘與反思，使這部長篇竟同魯迅先生筆下的同類短篇相彷彿。這是新派武俠其他幾位大家做不到的。

強極則辱，慧極必傷。金庸深諳此道，再寫下去恐走下坡，故亢龍有悔，封筆以志。當然，金庸大才，若延武俠一脈，故事照樣精彩，讀者依舊蜂擁。由之而帶來的收入亦必可觀。只不過，重複的情節，重複的人物，以及似曾相識的江湖會戰，曾經滄海的晚照溪流，讀者不厭，作者先煩了。金庸太懂得適可而止了。與其說金庸塑造了楊過令狐沖，倒不如說，是楊過令狐沖重塑了金庸。

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也正因如此，成就了大俠金庸，武聖金庸，凡有華人處便有金庸。即使有些不虞之譽抑或求全之毀，大俠始終淡然處之。淵停嶽峙，波瀾不驚，是君子氣度，更是名士風流。至於《鹿鼎》後罷筆，是否才盡，我看未必。人生好大風景，先生一手報紙一手小說，雙手互搏之際，還不忘家國天下。談俠會鄧公，草創基本法，現世的江湖更精彩。只是先生曾計劃寫部貨真價實的歷史小說，惜未成真，乃讀者之憾事，更先生之心疾也。

對於金庸先生在寫完《鹿鼎記》後突然封筆，許多人說是江郎才盡。

你們也太小看金庸先生了吧？如果是在《鹿鼎記》之前封筆，或許你還能有些說道。但是《鹿鼎記》出來後，完全就說不通了。很明顯，金庸先生如果想寫，他完全可以從《鹿鼎記》開啟一個新的創作高潮，用這種反武俠精神，在當時那個混亂不堪的香港，去掀起一股新的的潮流。但是他沒有，因為他覺得夠了。

其實我覺得用功成身退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更為恰當。金庸從來都是以一個時評人自居，這是他創辦明報的初衷，而寫“武俠連載”的舉動只是為了拉動報紙銷量。倪匡曾說：《明報》不倒閉，全靠金庸的武俠小說。

《鹿鼎記》的時代，金庸已經功成名就，他覺得已經夠了。他應該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1955年，金庸先生用一部《書劍恩仇錄》成功的打開了“武俠小說市場”。

當時，《書劍恩仇錄》被刊登在《新晚報》的“小說板塊”上，此書一經問世便取得了極大的反響，《新晚報》的銷售量極速攀升，“金庸”這個筆名也被廣大武俠愛好者們所熟知。

4年之後（1959年），金庸先生與好友沈寶新合資創辦了《明報》。

金庸先生創辦《明報》的初衷並非是為了刊登武俠小說，而是以報紙的形式向社會大眾發聲。金庸先生利用《明報》宣揚民族精神、樹立民族形象、用文字和思想淨化社會大眾的心靈。

50年代—60年代的香港是一個充斥著“混亂思想”的年代，市民們並不願意接受所謂的“民族思想教育”，他們只尋求感官上的刺激，金庸先生所創辦的《明報》並不被社會大眾所接受，《明報》的銷量慘淡，瀕臨倒閉。

金庸先生為了拯救《明報》的銷量不得不“棄文從武”，在《明報》上刊登武俠小說。

金庸先生創作的武俠小說中不僅僅有“快意恩仇”，更有“民族大義”！

《射鵰》、《神鵰》等“金派”武俠小說一經刊登必然大火，《明報》的銷量從最初的幾十份賣到了幾萬份，甚至幾十萬份！

1962年，在金庸先生的努力下《明報》被上流社會的精英階層、知識分子所接受，成為中國香港市報刊文化的風向標。

1969年，金庸先生執筆《鹿鼎記》，當時的《明報》已經成為了香港市民們人手一刊的現象級讀物，金庸先生不必在用刊登小說的形式來提升《明報》的銷量，所以金庸先生開始在小說中抨擊社會現象，利用“韋小寶”來諷刺當時的香港是一個“小人得志”的病態城市。

《鹿鼎記》並不是一部單純的武俠小說，它是一把驚醒世人的戒尺，《明朝》靠著《鹿鼎記》的口碑走向了創報以來的巔峰，《鹿鼎記》完結後，金庸先生認為《明報》已經不需要依靠武俠小說來維持銷量了，功成名就的金庸先生決定就此封筆。

《鹿鼎記》標誌著金庸武俠的異化，與金庸筆下的其他武俠都不一樣。是金老先生有意識的收官之作與創新之作。

金派武俠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為靈魂依託，以武力修煉為貫穿，宣揚與認同著傳統性文化。然而《鹿鼎記》，給了我們一個不一樣的武俠世界。

第一，從江湖世界到了官場世界。 無論是金派武俠還是古派武俠，描述的都是一個“桃花源”式的江湖世界，與政壇世界風牛馬不相及，互不相干，即使有著歷史與人物的出現，然而他們都是虛化的。如《天龍八部》有著宋遼大理西夏的文化背景，然而關於國家的具體政治、宦海浮沉並不涉及，僅僅只是一群江湖人在江湖的故事。廟堂是廟堂，江湖是江湖，所以《射鵰英雄傳》的郭靖只是率領豪傑協助守襄陽，始終保持著江湖的身份；所以《天龍八部》的蕭峰雖有南院大王的身份，但從未有過帶兵打仗之舉，仍是以江湖武力解決問題。

而《鹿鼎記》也不一樣，韋小寶渴望升官發財，有著強烈的世俗慾望。韋小寶以江湖人物所不齒的“阿諛奉承溜鬚拍馬”獲得加官進爵的機會，欽賜黃馬褂、一等鹿鼎公、巴圖魯等身份讓韋小寶在官場煊赫無比。《鹿鼎記》以不厭其煩的筆調敘述著韋小寶的官場生活與情場慾望，這是其他武俠小說所罕見的。

第二，從英雄大俠到了無賴混混。傳統性武俠敘述的是一部大俠成長史，主人公經過勤學苦練後，成為一代精神高尚、武功高強的大俠。而韋小寶，從出場到最後，展現給讀者的都是一副無賴地痞的形象。韋小寶沒有救世助人的情懷，也沒有家國大義的感覺，他只想為自己而活，為自己而飛。或許，這也是金庸的想法。

因為寫到後來感到人物情節的重複，本來他力保每部小說人物形象，情節故事儘量不同，寫完《鹿鼎記》，他無法保證下部新作能較以前有所突破，而長期以來，讀者對於金庸給予厚望，他擔心讀者失望，倒不如急流勇退。

就像好奇的小孩，把心愛的玩具拆散了，卻沒有辦法再組裝起來，只能哭了。他把自己推崇的傳統價值觀試著解構了，突然發現不知道往哪走了，大人不能哭卻也只能罷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