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日本本土沒有先進的學說，當時所能接觸的最好的就是陽明心學了；

最後，陽明心學的理論非常符合日本的民族精神，屬於一拍即合。

江戶初期，陽明心學傳到日本。“近江聖人”中江藤樹一次偶然的機會，接觸到王陽明的高徒，王學左派（良知現成派）巨匠王龍溪的著作。

讀後激動萬分，對陽明心學的崇拜一發而不可收拾，最終把治學方向轉向了陽明心學。

王學左派的“良知”所主張，無論我們多麼卑微，都和聖人一樣具有完滿的良知，無須做學問，也無須痴迷於繁瑣的修行，只要達到頓悟，就可以變成聖人。

中江藤樹雖然對王學左派的“良知”學說產生了興趣，但是他並沒有超班照抄，而是選擇性地吸取了其中的精華，在這一點上，日本學者的做法確實值得推崇。

陽明心學之所以被日本人廣泛接受，就是因為他的思想非常符合日本民族的特點，而且陽明心學的“求道”方式是整體性的，簡單易操作。

王陽明提倡的“良知”說是一個嚴格的生命體，它包含敏銳的道德感知，也包含道德批判，既有道德的好惡之情，也有道德的法則。

根據陽明心學的理論，只要順應良知，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及其簡單。越是簡單的東西，其效果越具有真實性。

日本人被陽明心學的“良知”所吸引也是必然的了。

本文參考了日本陽明學大家岡田武彥的部分觀點，特此宣告。

王陽明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家和軍事家，王陽明先前受到了很好的先秦孟子的教育,其心性之學對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產生的陽明學。對於日本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而言,具有可傳播性,因而,陽明學對於日本思想的發展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王陽明是中國宋明理學的代表之一,日本陽明學派是日本明治維新的重要學派,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作為明治維新的指導思想,其主要內容是心即理、心外無物、知行合一。

所謂“知行合一”,就是指與中國認識論和實踐論有關的,包括道德修養、道德實踐兩個方面古代哲學理論,“知”就是知識,“行”就是實踐,王陽明認為,人不僅要有知識,還要有實踐,他說“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知者。”

儘管當時幕府政府學習的是西洋藝術,但是還是從客觀上促進了洋學的吸收與普及,由此促進了日本開港倒幕運動的開展,使明治維新新政權的實現成為了可能,並且也為日本日後引進西方的文化與科學技術提供思想理論的指導,為日本儘快實現現代化鋪平了道路。

所謂“心即理”,就是認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個人心理的外化與表現,世間的事理、道理都是由人的思想構成的。心即理強調自尊無畏、力行實功,倡導有用之學,其思想包含著要尊重個人,重視個性的發展,對權勢毫無畏懼的思想。

這個思想內涵與當時日本的歷史條件相結合,也就為他們反對舊體制、舊政權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為日本在改革前夕,較為迅速地找到與近代社會的連線點有效的推翻舊制度,深受陽明學教化的日本有志之士,在維新運動中,敢於以國家利益為重,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

另外,能夠積極的吸收外來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推動外來文化在日本的傳播,使武士階層和知識分子階層能夠很好的介紹西洋文化的薰陶,為日後的變革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

所謂“篤行”就是讓人們將自己的內心與外部世界用智慧和實踐連線起來,架起一座橋樑,這是明治維新的實踐口號。言行一致,是隻有在“行”之後,透過實踐活動,才能獲得正確的認識。

中國古代的程朱理學為日本幕府政府禁錮人民思想,促進了幕府的封建統治,同時,幕府政府也採取了同中國“罷黝百家,獨尊儒術”相似的文化政策,頒佈了“禁異學令”,這使社會中下層勞動人民和上層維新人士感到不滿,由於陽明學中涉及到了“陶冶人物之功”,使部分維新人士找到了能讓自己名垂千古的入世哲學,因而被維新人士廣泛推崇,成為反對幕府封建統治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在日本深受陽明學思想影響的維新志士有佐藤一齋,佐久間象山等,還有著名的維新教育家吉田松等,其實甚至還包括著名的倒幕運動的領袖人物。影響維新志士最深的是陽明學中的“自我”對人性的強調,人透過道德修養來修煉自己的人性,達到人性的復歸,培養自立自強的性格特點,做到心明志堅,才能去做大事情,才能建功立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更是為維新志士敢於衝破封建的枷鎖,追求思想的自由提供了強心劑,使維新志士在倒幕運動中能夠拋頭顱、灑熱血,號召更多的有志之士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中來。

王陽明的“良知”體系,就如同前面所說,就是“事物之理”皆存在於人們心中,這裡所說的“理”就是我們的良知,例如,中國的傳統美德,孝敬父母,誠信待人等,這些“理”就存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就是我們的“良知”,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漸漸感覺不到良知了,甚至這份良知逐漸被扭曲,我們的心被現在的時代混淆了是非。即便如此,如果我們在路上看到了一個人攔路搶劫,儘管我們無法拔刀相助,但是在我們的心裡,仍然認為搶劫者是錯的,也能感受到自己內心的膽怯,這就是實實在在的良知。

日本企業之所以信奉陽明的“良知”體系,原因就在於對當今的企業而言,王陽明捅破的這一層窗戶紙實在是太重要了,例如,當企業只一味的強調結果,員工會重視其中的生產質量麼不會的,而且,相應的也不會有結果良知,責任良知,溝通良知和競爭良知等,如果說這些結果、責任是“理”的話,那麼他們便是員工內心中的“良知”。“良知”人人都有,只是並不是所有人能將這份“良知”去除錯誤的“私心雜念”,所以要將自己交給“天理”,以按規律辦事為基本信仰,王陽明稱這為“致良知”。

日本崇拜王陽明的例子中,最典型的要數稻盛和夫了。稻盛和夫被稱為“日本經營之聖”,原因就在於他奉行的就是王陽明的“良知”體系,他就經常說,要判斷某件事有無道理,不能單單看是不是符合邏輯,還應當看它是不是符合人類的道德標誰,要思考其與人類價值的相關程度。

稻盛和夫所創立的京都半導體公司,就是始終秉持著這一原則的。例如,在公司成立的第二年,員工均要求公司能將自己的工資漲到一定程度,對於剛剛成立的公司而言,能夠保證自己的公司有一定的產量都難了,更何況是滿足員工漲工資的要求,但是稻盛和夫和他的團隊認為員工的要求符合人類價值的標誰,因此,不僅答應了員工的要求,還對公司的原有使命做了調整,京都半導體公司新的理念,就是能夠給所有員工以物質與心靈成長的機會,並透過我們的共同努力促進社會與全人類的進步。

對稻盛和夫而言,成功等於能力加努力加態度,他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正確態度與價值觀,那麼他的所作所為也會給社會,給全人類帶來負擔。因此,作為企業中的一員,秉持王陽明的“良知”體系,正確認識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對於一個企業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稻盛和夫認為,團隊是業績的基礎,文化是團隊的保障,而文化的背後是心態,心態的背後才是投資,而這裡的投資就是所謂的投資良知,因為只有投資良知,才有可能收穫業績,這不僅僅只是京都半導體公司奉承的原則,也應當是各國企業所應當奉行的原則。它有利於企業提高企業效益的同時,又保證產品的質量,促進市場的發展。

首先來說，東鄉平八郎並沒有刻過一枚“一生俯首拜陽明”的印章。

當然不可否認王陽明的“心學”在日本確實影響很大，日本著名哲學家井上哲次郎也說過日本儒學可以分為：朱子學、陽明學和古學派。

但是德川幕府主要流行的是朱子理學，以林羅山為代表的幕府朱子理學家非常排斥陽明學與陸九淵的學說，所以德川幕府官方意識形態提倡的是朱子理學而非陽明學。

陽明學主要是流行於日本倒幕派維新志士所在的藩國裡，比如薩摩藩就流行陽明學。

但是，在明治維新期間，陽明學對日本的影響力是遠遠不如朱子理學的，因為明治天皇本人以及明治天皇的師傅元田永孚都是最純正的朱程理學的傳人。

不管是日本還是西方，凡是研究明治天皇的歷史學家都承認一個事實，明治天皇這一生真正擅長的只有朱程理學。

雖然伊藤博文這些維新志士或者說明治元老普遍更熟悉陽明學，但是朱子理學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影響要比陽明學大得多。

因為明治天皇和伊藤博文為首的維新派暗鬥了十年，最後日本政府頒佈的《教育敕語》（類似於日本教育大綱）最後全部採納了朱程理學的學說，陽明學一點兒影子都沒有出現。

帝師元田永孚也公開表示，日本雖然維新開化，但是在精神層面，在“正人心”層面，斷然以儒學為正大第一。

但是元田永孚嘴裡的“儒學”，指的是朱程理學，不是陽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