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圓祿，湖北麻城人，約1850年出生，卒於1931年。農民，略識文字，年少時因災荒逃難至西北肅州一帶(今甘肅省酒泉市)。清光緒初年，王圓祿入伍當了一名兵勇，退伍後，他在當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號“法真”，歷史上稱其之為“王道士”。
悽慘的晚年：精神失常 遭人唾罵
王圓祿在莫高窟倒賣國寶以後，遭到人們的唾罵，以至後來他非常害怕，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自己也是輾轉反側不知所措，這種糾結折磨他晚年的生活，他得了精神病。也許是裝瘋賣傻挽留自己一條生路？那真實情況就不得而知啦，反正與他接近的人都說他有病精神失常了。
弟子為其修建土塔 是功是過何人知
1931年這位千古歷史人物終於搖搖擺擺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畢竟他在莫高窟還是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幾個忠實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孫們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東岸的沙灘上，修建了一個很在當時是有氣派的土塔，並立了一個功德木碑。這個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無論是作為功德塔，或紀念塔，或王道士的恥辱柱，都成了歷史的記載。下面我們來看看這位歷史人物的風雨人生。
奔波勞苦致力清掃淤沙
敦煌莫高窟當時一片殘破，無人看管，洞窟大多倒塌，被風沙掩埋，一片破敗景象。經濟蕭條，地域荒涼，人們生活困難。莫高窟香客稀少，只有幾個僧人活動，這些僧人並無看管洞窟的意識。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王道士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沉睡九百年藏經洞驚現於世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後，僱敦煌貧士楊果為文案。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夏，楊果坐在第16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發覺有空洞迴音，懷疑有秘室，就將此事告訴圓祿。於是夜深人靜時，二人悄悄來到壁畫前，把牆壁扒開。隨著塵土逐漸散去，兩人驚訝地看到，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滿滿的經卷文書和各種佛像文物。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就這樣呈現在了世人面前。
報備官員卻無人問津
王道士盡最大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他都一一向當地官方報告了藏經洞之事，也為他們送去了可以親眼一觀的寶物，一些在當地為官者和相互有關係的官員多有得到，文人老爺們只是玩玩，沒有一人重視，得實惠者大有人在，小到敦煌縣令，大到甘肅省學臺。
敦煌發現藏經洞的事情，不僅國內民間傳開，而且也傳到外華人耳中，西方探險家開始瘋狂的破壞性的掠奪。首先是英華人斯坦因。1907年英華人斯坦因第一次來到莫高窟之時，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很少。
斯坦因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經洞，想了很多辦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見，斯但因束手無策。後來他了解到王圓祿對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裝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並欺騙王圓祿，說他是沿著唐玄奘西天取經的路來的，這一招很靈，是宗教信仰把他們的思想溝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個真誠的信奉者，而斯但因顯然只是為了達到騙取藏經的目的。
外華人陸續從王道士手中買走經卷
斯坦因盜運文物走後中國的官方竟毫不在意。官方的態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隨意出售藏經洞的文物。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來到了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買走6000餘件寫本。由於伯希和精通漢文，所以他挑選的卷子更有價值。伯希和將這些遺物運往法國時，在北京將其部分卷子裝裱，並且在六國飯店展覽了這些文物。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才有了歷史上第一次文化遺產的保護行動。
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又從王道士手中賣走經卷600多件，裝滿了5大箱。在此期間，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不同數量的經卷。這些人如此行事，也從來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當時一批又一批的外國學者不遠萬里來到莫高窟探寶，可不知中國的學者都到哪裡去了。
華人知其價值卻不知珍藏
敦煌卷子流散於國外，自然是傷害了華人的自尊心。但是，流散於國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收藏，並得到妥善的保護，無一損壞現象。而中國則出現了另一種現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來之前，無論王道士怎麼吶喊都無人重視，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方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儲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經卷在抄家時被抄了出來，其下落可想而知。
王道士痛心疾首 莫高窟成空洞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他寧肯把全部卷子賣給斯坦因完整地儲存起來，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願讓卷子受此劫難。
華爾納來到藏經洞時，洞內經卷已空空如也。華爾納便轉移目標，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他給王道士一點小禮物，施捨一點銀錢，王道士就對華爾納貼上破壞壁畫和搬走彩塑視而不見。華爾納在第二次的考察計劃中就有整窟的搬遷計劃，甚至想讓莫高窟成為空洞，毫無價值，其狼子野心可謂昭然，強盜的嘴臉也掙獰可惡。王道士居然仍對此熟視無睹。
批評的聲音：千古罪人
批評者認為：王圓祿道士，是藏經洞珍貴文物倒賣者，是使藏經洞佛經、絹畫等珍貴文物撒落民間的第一人。無論怎麼說，王道士都是敦煌藏經洞文物流失的罪人，是他發現並愚蠢地賤賣了那些珍貴的文化瑰寶。為了一時的利益，他置先人的心血於一旁，他置國家的文物於不顧，濫信外華人，任憑他們低價買走經卷文物，任其搬走莫高窟內壁畫與彩塑。昔日彌足珍貴、藏經無數的莫高窟，如今成為沙漠裡的“空洞”，誰之過？王道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正面的聲音：貢獻有功
有些人認為：王圓祿發現了藏經洞是一種貢獻，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在他發現藏經洞之後立即報告官員，可無奈官方無動於衷。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另一方面，為完成他的宏願，繼續清掃洞窟，為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他需要資金支援。在這樣無奈的歲月，他最終選擇了這條負載千古罪名的選擇。
餘秋雨認為，王圓籙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是歷史的罪人。他從外國冒險家的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造成了一個古老民族的悲劇。
餘秋雨說，“這是一干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向前的小丑”。“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
看完上述一切，我們便明白餘秋雨的這個定論是對還是錯。也請大家各敘己見。
王圓祿，湖北麻城人，約1850年出生，卒於1931年。農民，略識文字，年少時因災荒逃難至西北肅州一帶(今甘肅省酒泉市)。清光緒初年，王圓祿入伍當了一名兵勇，退伍後，他在當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號“法真”，歷史上稱其之為“王道士”。
悽慘的晚年：精神失常 遭人唾罵
王圓祿在莫高窟倒賣國寶以後，遭到人們的唾罵，以至後來他非常害怕，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自己也是輾轉反側不知所措，這種糾結折磨他晚年的生活，他得了精神病。也許是裝瘋賣傻挽留自己一條生路？那真實情況就不得而知啦，反正與他接近的人都說他有病精神失常了。
弟子為其修建土塔 是功是過何人知
1931年這位千古歷史人物終於搖搖擺擺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畢竟他在莫高窟還是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幾個忠實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孫們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東岸的沙灘上，修建了一個很在當時是有氣派的土塔，並立了一個功德木碑。這個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無論是作為功德塔，或紀念塔，或王道士的恥辱柱，都成了歷史的記載。下面我們來看看這位歷史人物的風雨人生。
奔波勞苦致力清掃淤沙
敦煌莫高窟當時一片殘破，無人看管，洞窟大多倒塌，被風沙掩埋，一片破敗景象。經濟蕭條，地域荒涼，人們生活困難。莫高窟香客稀少，只有幾個僧人活動，這些僧人並無看管洞窟的意識。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王道士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
沉睡九百年藏經洞驚現於世
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後，僱敦煌貧士楊果為文案。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夏，楊果坐在第16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發覺有空洞迴音，懷疑有秘室，就將此事告訴圓祿。於是夜深人靜時，二人悄悄來到壁畫前，把牆壁扒開。隨著塵土逐漸散去，兩人驚訝地看到，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滿滿的經卷文書和各種佛像文物。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就這樣呈現在了世人面前。
報備官員卻無人問津
王道士盡最大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他都一一向當地官方報告了藏經洞之事，也為他們送去了可以親眼一觀的寶物，一些在當地為官者和相互有關係的官員多有得到，文人老爺們只是玩玩，沒有一人重視，得實惠者大有人在，小到敦煌縣令，大到甘肅省學臺。
敦煌發現藏經洞的事情，不僅國內民間傳開，而且也傳到外華人耳中，西方探險家開始瘋狂的破壞性的掠奪。首先是英華人斯坦因。1907年英華人斯坦因第一次來到莫高窟之時，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很少。
斯坦因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經洞，想了很多辦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見，斯但因束手無策。後來他了解到王圓祿對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裝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並欺騙王圓祿，說他是沿著唐玄奘西天取經的路來的，這一招很靈，是宗教信仰把他們的思想溝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個真誠的信奉者，而斯但因顯然只是為了達到騙取藏經的目的。
外華人陸續從王道士手中買走經卷
斯坦因盜運文物走後中國的官方竟毫不在意。官方的態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隨意出售藏經洞的文物。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來到了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買走6000餘件寫本。由於伯希和精通漢文，所以他挑選的卷子更有價值。伯希和將這些遺物運往法國時，在北京將其部分卷子裝裱，並且在六國飯店展覽了這些文物。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才有了歷史上第一次文化遺產的保護行動。
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又從王道士手中賣走經卷600多件，裝滿了5大箱。在此期間，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不同數量的經卷。這些人如此行事，也從來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當時一批又一批的外國學者不遠萬里來到莫高窟探寶，可不知中國的學者都到哪裡去了。
華人知其價值卻不知珍藏
敦煌卷子流散於國外，自然是傷害了華人的自尊心。但是，流散於國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收藏，並得到妥善的保護，無一損壞現象。而中國則出現了另一種現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來之前，無論王道士怎麼吶喊都無人重視，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方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儲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經卷在抄家時被抄了出來，其下落可想而知。
王道士痛心疾首 莫高窟成空洞
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他寧肯把全部卷子賣給斯坦因完整地儲存起來，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願讓卷子受此劫難。
華爾納來到藏經洞時，洞內經卷已空空如也。華爾納便轉移目標，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他給王道士一點小禮物，施捨一點銀錢，王道士就對華爾納貼上破壞壁畫和搬走彩塑視而不見。華爾納在第二次的考察計劃中就有整窟的搬遷計劃，甚至想讓莫高窟成為空洞，毫無價值，其狼子野心可謂昭然，強盜的嘴臉也掙獰可惡。王道士居然仍對此熟視無睹。
批評的聲音：千古罪人
批評者認為：王圓祿道士，是藏經洞珍貴文物倒賣者，是使藏經洞佛經、絹畫等珍貴文物撒落民間的第一人。無論怎麼說，王道士都是敦煌藏經洞文物流失的罪人，是他發現並愚蠢地賤賣了那些珍貴的文化瑰寶。為了一時的利益，他置先人的心血於一旁，他置國家的文物於不顧，濫信外華人，任憑他們低價買走經卷文物，任其搬走莫高窟內壁畫與彩塑。昔日彌足珍貴、藏經無數的莫高窟，如今成為沙漠裡的“空洞”，誰之過？王道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正面的聲音：貢獻有功
有些人認為：王圓祿發現了藏經洞是一種貢獻，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在他發現藏經洞之後立即報告官員，可無奈官方無動於衷。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另一方面，為完成他的宏願，繼續清掃洞窟，為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他需要資金支援。在這樣無奈的歲月，他最終選擇了這條負載千古罪名的選擇。
餘秋雨認為，王圓籙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是歷史的罪人。他從外國冒險家的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造成了一個古老民族的悲劇。
餘秋雨說，“這是一干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向前的小丑”。“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
看完上述一切，我們便明白餘秋雨的這個定論是對還是錯。也請大家各敘己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