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印鑑用的篆字別體是九疊篆，這種工藝始見於宋代。這種篆刻別體的最大特點集中在筆劃處，給人的第一直觀感覺是筆劃摺疊均勻，筆劃佈局呈正方形，填滿了印面。摺疊多寡，則是根據筆劃繁簡而定，有多到十疊以上者，九為數之終。九疊，形容其摺疊之多，用九疊篆形式刻制官印，以朱文的凸出九疊筆劃特徵，九疊篆盛行於宋、元、明，一直延續至今。

北宋印章使用疊篆見於史載。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中央官署及京城改鑄疊篆。《宋史·輿服志六》：“乾德三年，太祖詔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五代所鑄，篆刻非工。及得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思言，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思言隨僖宗如蜀，子孫遂為蜀人。自是，臺、省、寺、監及開封府、興元尹印，悉令溫柔重改鑄焉”。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琢玉皇帝六璽，也疊篆。《宋史·輿服志六》：“大觀元年，又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疊篆”。《宋史·輿服志六》明言疊篆取法漢代繆篆，“屈曲纏繞，以模印章”。它主要出於章法，朱文篆書印面大，字少，或者印文中某些字筆畫特別少，就需要根據情況，增加不等的疊筆。無論宋、金，此類少筆字加疊都是如此，所謂疊篆主要在這些字上體現出來。從宋金四種疊篆法看，莫不是從平衡印面，處置疊篆措施。明代官印文字整飭，充分利用疊筆調節字之大小，筆畫之疏密，使得印文平均，飽滿。清代繼承明代制度。甘《印章集說·國朝印》雲：“國朝官印文用九疊而朱，以曲屈平滿為主。”指明瞭九疊篆的作用在於印面的飽滿平實。在疊筆為特徵的官印形成的風格，具有明顯的區別功能。金宋對峙，南北分裂，金朝的九疊篆與南宋的篆文明顯不同，可以資區別。同樣官印九疊和民間的印文也可截然分開，一方面印文纏曲難以辨認，便於保密，另一方面文字茂密，異乎尋常，使人肅然起敬，產生威嚴感覺。九疊篆是一種非常特殊的篆體，它並非篆體本有的體式。它的來源很少有人論及。《宋史·輿服志》雲蜀中鑄印官祝溫柔，自言其祖為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它暗示了九疊篆出於漢代的繆篆。漢代之繆篆，其含義爭訟不止，至今尚未有可信的結論。不過我們反觀漢印的實際情況，只是印文方正，印面較為飽滿，並沒有見到反覆重疊的文字，所以認為疊篆出於繆篆並不是客觀的。元吾邱衍早就指出：“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已經斷然否認疊篆與繆篆的關聯。在宋代以前就存在屈曲纏繞的篆法，疊筆是一種成熟的書法技巧，流傳有緒。洛陽東郊發現的鄭（隋末王世充所建政權）“孟夫人銘”，“夫”下為疊筆，成“”字狀。山西長治唐代王惠墓發現高宗上元三年（676年）的墓誌一合，志文楷中帶行，筆畫柔勁，字跡精美。志蓋俗體篆文“唐故王君墓誌之銘”，系雙鉤字型，筆畫體形均呈方形。其字結構多有疊筆，橫畫兩端向上短豎，或短豎在加二疊，“口”成山字形，其中間豎筆呈長“口”字形，“唐”“王”“墓”“志”“之”, 形。可見疊筆的歷史相當悠久，至少隋唐時期就流行了。不過唐代疊篆不成規模，而且與官印無關，兩者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

宋金的疊篆與當時的道教印文十分相似，反映了兩者非常密切的關係。洛陽機車廠出土的“治都總攝之印”銅印。印文兩行六字，方體，中間穿插北斗七星。《上清天樞院回車畢道正法》捲上亦載此印，為雲篆，多取圓勢，字形的變形很大，不易識別，值得注意的是名之為“疊篆”。記文雲：“夫治都總攝之印者，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廟吏兵，皆得差使。不論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兇惡鬼神皆伏。若行法職官不得此印者，難用鬼兵。印闊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兩行疊篆。” 趙振華認為：“道教印或模仿當時政府官印得制式和書體，考察其曲折流暢的九疊篆印文和窄邊知為宋代印式。”比較宋代的道教印和金代的疊篆官印，面貌相似。

例如上述兩個道教印之“攝”字提手旁和保定徵集金代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年）“合札左監軍印”中“札”字的木字旁同樣改作兩個相疊的兩個“山”字。保定徵集金大定三年（1163年）“涿州節度使印”中“涿”“度”等字的大變形與道教的圓篆印的處理如同一轍。四川建陽萬年村挖土發現銅印，陽文篆書“道經師寶”篆文道教印，鈕兩側陰刻楷書款“正德三年”（1508年），“先天”鑄。這是難得見到有明確紀年的道家用印。字形依然是疊篆體，不循文字結構變形，如“道”字、“經”字之右旁，“師”字，均與通行篆字不同，同時疊篆，不類明代的官印疊篆，卻與宋金疊篆結構相似。道教印章文字破壞結構的變異方式，與宋金、特別金代的疊篆十分接近。有三種可能造成這種狀態：一種是道教印模仿官印，另一種是官印模仿道教印，再一種就是兩者同出一源。我認為最後一種同出一源更合乎事實。

道教秘文是一種宗教字式，它來源於東漢時期的民間俗體，早就與通行字分道揚鑣。漢代覆文是較早的秘文，以堆疊同樣文字（主要是“日”字）為特徵，南北朝時期形成了一種篆體秘文——雲篆，就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雲篆的特徵是破壞字的原來結構，筆畫往來盤曲，似祥雲纏繞連綿不斷。雲篆在唐宋時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成為道教的隱秘文獻的重要形式，唐宋墓葬出土的鎮墓真文就是此類秘文。鎮墓真文已經發現了多處。唐代有咸陽梁王武三思墓內出土一合，為“靈寶赤帝三炁天文”。西安龐留村唐壽王第六女清源縣主墓，出土鎮墓石全套五合。陝西蒲縣唐橋陵發現兩方鎮墓石，稱為“南方鎮符瘞石”“西方鎮墓鎮符瘞石”。宋代的真文鎮石的年代集中在北宋後期，以徽宗朝最多。20世紀50年代成都近郊宋墓不斷髮現，最早在宣和年間，最晚在紹興年間其中一墓出土八件，1984年成都北宋張確夫婦墓出土真文墓石兩件，1996年成都市石羊鄉宋墓出土真文七件，1996年成都北郊甘油村宋墓宣和六年（1124年）出土磚制鎮墓真文四件。成都北宋宋京夫婦墓兩墓共出鎮墓真文10方，為東、南、西、北、中，各一套五方。根據墓誌記載，生於宋哲宗元豐元年（1078年）卒於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隋唐石刻上的疊筆篆文、唐宋真文、道教的秘文印章，以及宋金時期的疊篆均來源於道教的雲篆文。雲篆文較為難認，筆畫多疊，一眼望去，篇都是雲纏霧繞。它以變形為特徵，其法有增筆、減筆、變換部件等，同時大量使用疊筆。如“一”可以七疊，“八”左四疊、右六疊等，此類文字在道教經書中有專門介紹。官印疊篆是從秘文、或者直接從道教印章文字借用過來，但是道教的雲篆隨機性變化很多，如果照搬的話，文字會變得無法辨認。宋金以來的官印的疊篆，排除了那些過度變異的方法，基本保持了篆文的框架。因此疊篆出於雲篆，卻有別於雲篆，是可以識別的，並沒有釋讀的問題。西夏文、契丹文和八思巴文采用疊篆的形式，因為這些文字結構上沒有漢字複雜，筆畫要少，特別是八思巴文是字母文字，形體簡單，疊筆來回繁複，根本無法認辨。唐宋時期因為朝廷尊奉，道教盛極一時，採用疊篆有其宗教和政治背景。秘文不是一般的文字，道教認為它是具有法力的，能鎮鬼驅魔，號令天下。官印採用疊篆，不僅給人以神秘感，同時寓意了道教的無邊的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