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皇帝的侍衛機構。前身為明太祖朱元璋時所設御用拱衛司。為了監視、偵查、鎮壓官吏的不法行為，太祖先後任用親信文武官員充當“檢校”，“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明洪武二年（1369）改設大內親軍都督府，十五年（1382）設錦衣衛，作為皇帝侍衛的軍事機構。朱元璋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特令其掌管刑獄，賦予巡察緝捕之權，從事偵察、逮捕、審問活動。 明初的軍制比較簡單，其基層單位是“衛”和“所”，每衛轄正規軍士約5000人，其下設所，分為千戶所和百戶所，京城的禁衛軍所轄衛所為48處。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決定改革禁衛軍，建立了十二個親軍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錦衣衛”。 錦衣衛的首領稱為指揮使（或指揮同知、指揮僉事），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其職能是：“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一個頓號，基本上把錦衣衛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門。負責執掌侍衛、展列儀仗和隨同皇帝出巡的錦衣衛，基本上與傳統的禁衛軍沒什麼兩樣，其中比較著名的為“大漢將軍”。這些人雖名為“將軍”，其實只負責在殿中侍立，傳遞皇帝的命令，兼做保衛工作，說白了，就是在皇宮大殿上的樁子。當然，這些“樁子”也非等閒之輩，一般都是牛高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氣十足，聲音宏亮，從外表上看頗有威嚴，對不瞭解明廷底細的人有一定震懾作用。大漢將軍在錦衣衛中自成一營，初期約有1500人，到明末，由於官僚機構的膨脹，大漢將軍也一度增加到5000餘人。 至於“巡查緝捕”，則是錦衣衛區別於其他各朝禁衛軍的特殊之處，也是它為什麼能為人們牢牢記住的原因。其實朱元璋建立錦衣衛的初衷也只是用來鹵簿儀仗，但後來由於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覺傳統的司法機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來不太順手，於是將錦衣衛的功能提升起來，使其成為皇帝的私人警察。負責偵緝刑事的錦衣衛機構是南北兩個鎮撫司，其中北鎮撫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設，專理皇帝欽定的案件。成化元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不必關白本衛。北司擁有自己的監獄（詔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不必經過一般司法機構。 南北鎮撫司下設五個衛所，其統領官稱為千戶、百戶、總旗、小旗，普通軍士稱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執行緝盜拿奸任務時，被稱為“緹騎”。緹騎的數量，最少時為1000，最多時多達60000之眾。錦衣衛官校一般從民間選拔孔武有力，無不良記錄的良民入充，之後憑能力和資歷逐級升遷。同時，錦衣衛的官職也允許世襲。 明朝前兩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於其出身的特殊性，對皇權的維護，以及對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高度要求。這就使得錦衣衛“巡查緝捕”的職能無限度的擴大了。一般來講，錦衣衛的工作只限於偵察各種情報、處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適逢野心大、心腸狠的指揮使掌權，就會利用職務之便不遺餘力地製造事端，既可以打擊異己，也可以作為自己升遷的資本。如成祖時的紀綱、英宗時的逯杲、武宗時的錢寧等，在他們掌權時，緹騎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處於他們的監視之下，對他們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會家破人亡，全國上下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北鎮撫司大牢中更是關滿了各種各樣無辜的人們，死於錦衣衛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計其數。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恐怖的氛圍，與唐武則天時期的短期出現不同，終明一朝幾乎是綿綿不絕，這種無節制的濫捕極大地影響了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關係，使百官、民眾、軍隊與皇帝離心離德，難怪有人說明朝不是亡於流寇，而是亡於廠衛。 錦衣衛另一項著名的職能就是“執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來教訓不聽話計程車大夫的一項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稱之為：“明之自創，不衷古制”。一語道破了貫穿明皇朝的特別專制的酷政性質。一旦哪位倒黴官員觸怒了皇帝，被宣佈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綁雙手，押至行刑地點午門。在那裡，司禮監掌印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一左一右早已嚴陣以待。受刑者裹在一個大布裡，隨著一聲“打”字，棍棒就如雨點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為錦衣衛校尉，他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技藝純熟，能夠準確根據司禮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的暗示來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這兩人兩腳象八字形張開，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條活命；反之，如果腳尖向內靠攏，則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杖完之後，還要提起裹著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後再重重摔下，此時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條命。廷杖之刑對士大夫的肉體和心靈都是極大的損害，但明朝的皇帝卻樂此不疲，錦衣衛將校對它也是情有獨鍾。 縱觀有明一朝的錦衣衛，既出過袁彬、牟斌這樣比較正直的指揮使，也出過馬順，紀綱一類的走狗，酷吏。既有過對萬曆中日戰爭中出色的情報戰，及其對蒙古貴族策反等表現，也有過依附東廠，妄殺忠臣的卑劣行徑。但總的來說，其職能主要還是為明朝皇帝監視，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階層的腐敗行為和預防可能的叛亂，同時負擔相當部分國防及情報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錦衣衛這樣高效率的工具，監督士大夫階層，文武官員的犯罪行徑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也使得不法之人及文官集團更加忌憚。有明一代的錦衣衛，基本是文官，宦官兩大同治集團的政治鬥爭工具，主要作用總是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而發生著變化。儘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相當的負面影響。 明代的錦衣衛設立之初，乃是著名的酷政。《明史·刑法志》明確說，近於漢武帝時之詔獄。所謂詔獄，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級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詔書始能繫獄的案子。漢武帝與匈奴作戰多年，將國家拖入了戰時體制，多用法家酷吏，嚴刑峻法，《史記·酷吏列傳》等篇說，漢武帝晚年，詔獄多達二十六所，關押有郡守、九卿一級高官前後達百餘人，牽連物件至十餘萬人。不過，在漢代，這類酷政依然只是漢武帝晚年階段較短時期的現象。瞭解了詔獄的性質，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設定錦衣衛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職官五》說：“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恆以勳戚都督領之……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明太祖擔心自己死後，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了若干由頭，連殺帶整，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滅了個乾乾淨淨。這類案子，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如果交給朝官們按法辦理，就有可能曠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這些案子作為詔獄交給錦衣衛辦理。 這樣來看錦衣衛，性質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衛”，本就是皇帝的親兵；“刑獄”，自己可以斷獄；加之“密緝”，則又說明其特務機構性質。漢武帝時的詔獄，仍是由朝官辦案，只是嚴刑峻法的政策失誤；明太祖的錦衣衛，則以消滅功臣為目的，羅織罪狀，置無罪者於死地。“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明史·刑法志》說：“胡惟庸、藍玉兩（大臣）案，株連且四萬（人）。”足見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維護皇權，剷除腐敗之心過關切的產物，所以其後遺症也特別嚴重。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類酷政不可以為常，所以，在藍玉案以後、也即是功臣都已殺得差不多後的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他就下“詔內外獄無得上錦衣衛，大小鹹經法司”。不過，始作俑時心術已壞而造成的弊政，是難以斷根的，到他的兒子燕王朱棣，藉著京城文武功臣已經殺光、大傷元氣的特殊機遇，起兵奪了明太祖嫡孫建文帝的帝位，是為明成祖，不免又要大殺忠於建文帝的正直官僚，這卻又需要特務機構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錦衣衛重又燦爛輝煌。明初兩代重用錦衣衛，其後，有明一代，此弊終難去矣。
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皇帝的侍衛機構。前身為明太祖朱元璋時所設御用拱衛司。為了監視、偵查、鎮壓官吏的不法行為，太祖先後任用親信文武官員充當“檢校”，“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明洪武二年（1369）改設大內親軍都督府，十五年（1382）設錦衣衛，作為皇帝侍衛的軍事機構。朱元璋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特令其掌管刑獄，賦予巡察緝捕之權，從事偵察、逮捕、審問活動。 明初的軍制比較簡單，其基層單位是“衛”和“所”，每衛轄正規軍士約5000人，其下設所，分為千戶所和百戶所，京城的禁衛軍所轄衛所為48處。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決定改革禁衛軍，建立了十二個親軍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錦衣衛”。 錦衣衛的首領稱為指揮使（或指揮同知、指揮僉事），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其職能是：“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一個頓號，基本上把錦衣衛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部門。負責執掌侍衛、展列儀仗和隨同皇帝出巡的錦衣衛，基本上與傳統的禁衛軍沒什麼兩樣，其中比較著名的為“大漢將軍”。這些人雖名為“將軍”，其實只負責在殿中侍立，傳遞皇帝的命令，兼做保衛工作，說白了，就是在皇宮大殿上的樁子。當然，這些“樁子”也非等閒之輩，一般都是牛高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氣十足，聲音宏亮，從外表上看頗有威嚴，對不瞭解明廷底細的人有一定震懾作用。大漢將軍在錦衣衛中自成一營，初期約有1500人，到明末，由於官僚機構的膨脹，大漢將軍也一度增加到5000餘人。 至於“巡查緝捕”，則是錦衣衛區別於其他各朝禁衛軍的特殊之處，也是它為什麼能為人們牢牢記住的原因。其實朱元璋建立錦衣衛的初衷也只是用來鹵簿儀仗，但後來由於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覺傳統的司法機構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來不太順手，於是將錦衣衛的功能提升起來，使其成為皇帝的私人警察。負責偵緝刑事的錦衣衛機構是南北兩個鎮撫司，其中北鎮撫司是洪武十五年添設，專理皇帝欽定的案件。成化元年，增鑄北司印信，一切刑獄不必關白本衛。北司擁有自己的監獄（詔獄），可以自行逮捕、刑訊、處決，不必經過一般司法機構。 南北鎮撫司下設五個衛所，其統領官稱為千戶、百戶、總旗、小旗，普通軍士稱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執行緝盜拿奸任務時，被稱為“緹騎”。緹騎的數量，最少時為1000，最多時多達60000之眾。錦衣衛官校一般從民間選拔孔武有力，無不良記錄的良民入充，之後憑能力和資歷逐級升遷。同時，錦衣衛的官職也允許世襲。 明朝前兩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於其出身的特殊性，對皇權的維護，以及對官吏的清廉要求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高度要求。這就使得錦衣衛“巡查緝捕”的職能無限度的擴大了。一般來講，錦衣衛的工作只限於偵察各種情報、處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適逢野心大、心腸狠的指揮使掌權，就會利用職務之便不遺餘力地製造事端，既可以打擊異己，也可以作為自己升遷的資本。如成祖時的紀綱、英宗時的逯杲、武宗時的錢寧等，在他們掌權時，緹騎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處於他們的監視之下，對他們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會家破人亡，全國上下籠罩在一片恐怖氣氛中。北鎮撫司大牢中更是關滿了各種各樣無辜的人們，死於錦衣衛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計其數。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恐怖的氛圍，與唐武則天時期的短期出現不同，終明一朝幾乎是綿綿不絕，這種無節制的濫捕極大地影響了皇帝與官僚機構之間的關係，使百官、民眾、軍隊與皇帝離心離德，難怪有人說明朝不是亡於流寇，而是亡於廠衛。 錦衣衛另一項著名的職能就是“執掌廷杖”。廷杖是皇帝用來教訓不聽話計程車大夫的一項酷刑，始自明朝。《明史·刑法志》稱之為：“明之自創，不衷古制”。一語道破了貫穿明皇朝的特別專制的酷政性質。一旦哪位倒黴官員觸怒了皇帝，被宣佈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綁雙手，押至行刑地點午門。在那裡，司禮監掌印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一左一右早已嚴陣以待。受刑者裹在一個大布裡，隨著一聲“打”字，棍棒就如雨點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為錦衣衛校尉，他們都受過嚴格訓練，技藝純熟，能夠準確根據司禮太監和錦衣衛指揮使的暗示來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這兩人兩腳象八字形張開，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條活命；反之，如果腳尖向內靠攏，則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杖完之後，還要提起裹著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後再重重摔下，此時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條命。廷杖之刑對士大夫的肉體和心靈都是極大的損害，但明朝的皇帝卻樂此不疲，錦衣衛將校對它也是情有獨鍾。 縱觀有明一朝的錦衣衛，既出過袁彬、牟斌這樣比較正直的指揮使，也出過馬順，紀綱一類的走狗，酷吏。既有過對萬曆中日戰爭中出色的情報戰，及其對蒙古貴族策反等表現，也有過依附東廠，妄殺忠臣的卑劣行徑。但總的來說，其職能主要還是為明朝皇帝監視，正面作用是制裁士大夫階層的腐敗行為和預防可能的叛亂，同時負擔相當部分國防及情報工作。明朝的皇帝有了錦衣衛這樣高效率的工具，監督士大夫階層，文武官員的犯罪行徑顯得更加得心應手，也使得不法之人及文官集團更加忌憚。有明一代的錦衣衛，基本是文官，宦官兩大同治集團的政治鬥爭工具，主要作用總是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而發生著變化。儘管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也有相當的負面影響。 明代的錦衣衛設立之初，乃是著名的酷政。《明史·刑法志》明確說，近於漢武帝時之詔獄。所謂詔獄，主要是指九卿、郡守一級的二千石高官有罪，需皇帝下詔書始能繫獄的案子。漢武帝與匈奴作戰多年，將國家拖入了戰時體制，多用法家酷吏，嚴刑峻法，《史記·酷吏列傳》等篇說，漢武帝晚年，詔獄多達二十六所，關押有郡守、九卿一級高官前後達百餘人，牽連物件至十餘萬人。不過，在漢代，這類酷政依然只是漢武帝晚年階段較短時期的現象。瞭解了詔獄的性質，明太祖朱元璋何以要設定錦衣衛也就容易明白了。《明史·職官五》說：“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恆以勳戚都督領之……盜賊奸宄，街塗溝洫，密緝而時省之。”明太祖擔心自己死後，下一代皇帝駕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幾興大獄，假借了若干由頭，連殺帶整，把輔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差不多滅了個乾乾淨淨。這類案子，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如果交給朝官們按法辦理，就有可能曠日持久，甚至定不了案。所以就把這些案子作為詔獄交給錦衣衛辦理。 這樣來看錦衣衛，性質就十分清楚明白了。“侍衛”，本就是皇帝的親兵；“刑獄”，自己可以斷獄；加之“密緝”，則又說明其特務機構性質。漢武帝時的詔獄，仍是由朝官辦案，只是嚴刑峻法的政策失誤；明太祖的錦衣衛，則以消滅功臣為目的，羅織罪狀，置無罪者於死地。“幽縶慘酷，害無甚於此者，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為多。”《明史·刑法志》說：“胡惟庸、藍玉兩（大臣）案，株連且四萬（人）。”足見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維護皇權，剷除腐敗之心過關切的產物，所以其後遺症也特別嚴重。自然，明太祖自己也知道，此類酷政不可以為常，所以，在藍玉案以後、也即是功臣都已殺得差不多後的洪武二十六年（１３９３年），他就下“詔內外獄無得上錦衣衛，大小鹹經法司”。不過，始作俑時心術已壞而造成的弊政，是難以斷根的，到他的兒子燕王朱棣，藉著京城文武功臣已經殺光、大傷元氣的特殊機遇，起兵奪了明太祖嫡孫建文帝的帝位，是為明成祖，不免又要大殺忠於建文帝的正直官僚，這卻又需要特務機構了，所以，明成祖手上，錦衣衛重又燦爛輝煌。明初兩代重用錦衣衛，其後，有明一代，此弊終難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