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兩個農民不肯種糧食、甚至連土地也不肯再擁有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宋仁宗時代。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派人前往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將這些耐旱的稻種，分發給江浙兩淮的民眾播種，且將種植辦法寫成榜文，由地方政府普及給江浙兩淮民眾。①
一般認為，占城稻來自越南，是一種高產、早熟且耐水旱的優良品種。自宋真宗以皇權之力推廣占城稻開始，之後北宋的歷代皇帝，都曾在皇宮後苑種植水稻，以示範天下。稻子成熟之日，皇帝還會“召近臣觀刈占城稻”②，然後舉辦宴會慶祝。
然而，僅僅過去了四十年，北宋的底層百姓便已不願種地了。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在幷州做官的韓琦，給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內中說：
大意是：州縣百姓最痛苦的負擔，莫過於擔任里正衙前。為了逃避被官府指派去擔任里正衙前，底層百姓們想盡了辦法，比如守寡多年的老母無奈改嫁，同居已久的親族被迫分家，還有人把自己的土地免費送人，只求官府做資產評定時不要被定為上等。還有人選擇自殺，好讓戶下只有一個男丁。如此種種，都只是為了避免被選中去做里正衙前，進而遭遇家破人亡。這實在是一種見者傷心、聞者落淚的悲慘現象。
什麼是“里正衙前”？簡單說來就是一種被徵發去為官府免費服務的勞役。按當時的制度，“里正衙前”這項職務，須由鄉里的一等戶（由官府按資產多少來評定，鄉里分五等，城裡分七等）來輪流擔任。被選中後，便要負責替官府去運輸物資、徵收稅糧，並承擔其他雜七雜八的事情。運輸物資的路費，須由“里正衙前”自己負擔；物資有損失，須由“里正衙前”按官定價格賠償；稅糧徵收不足，也須由“里正衙前”自己掏出錢糧來補足……
不難想見，這些來自底層民間的富戶，沒有力量來抗禦官府的種種“行政成本轉移”。他們最終只有一個結局，便是韓琦所說的“敗亡”，許多人賣兒賣女賣妻子賣家產，也補不上因“里正衙前”而產生的債務窟窿。
為了逃避這種悲慘的結局，他們只好“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把土地送人是為了讓資產縮水，讓自己成不了上等戶，從而免去“里正衙前”之禍；戶下男丁選擇自殺（比如年邁的父親），是為了讓家庭由多丁戶變成單丁戶（比如剩下壯年的兒子），從而免去“里正衙前”之禍。④
♦ 韓琦關於百姓“棄田與人”的奏章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康熙時代。
葉夢珠是清朝初年的一位史學家，松江人（今上海）。他留心觀察社會，將自己六十餘年來的所見所聞寫成《閱世篇》一書，內中詳細記錄了松江地區的許多時代變遷。
其中便提到，康熙初年的松江百姓有一種普遍認知，覺得田地是個禍害，誰名下的田地多，誰就要倒黴：
“康熙元二三年間，石米至五六錢。而差役四岀，一僉賦長，立刻破家。裡中小戶有田三畝五畝者，役及毫釐，中人之產化為烏有。狡書貪吏，朋比作奸，圖蠧虎差，追呼絡繹。視南畝如畏途，相率以有田為戒矣。往往空書契劵求送搢紳，力拒堅郄並歸大戶，若將浼焉；不得已委而去之，逃避他鄉。”⑤
大意是：康熙元年、二年、三年那段時期，松江地區一石米（約合現在156市斤）只值五、六錢。朝廷攤派下來的差役極多，百姓一旦被任命為“賦長”，便要立刻破戶亡家。百姓名下有三畝五畝耕地者，一毫一釐都要攤派差役，松江地區的中產之家全都完蛋了。再加上貪官汙吏層層盤剝，松江百姓已將耕地視為極可怕的東西，互相告誡千萬不要擁有田產。百姓們常拿著空白文書去找地方上計程車紳，求他們把自己的田產收下，彷彿這田產被汙染了有毒一般。若找不到人接盤，便只好乾脆拋棄家園流浪他鄉。
♦ 葉夢珠關於松江百姓“視南畝如畏途”的記載
所謂“賦長”，其實便是明代的“糧長”，也可以大體認為相當於宋代的“里長衙前”——他們的主要工作都是替朝廷徵收稅糧，主要作用也都是替官府承擔行政成本。“賦長”的權勢，對下不足以威逼百姓去搜刮他們，對上不足以抵禦官府和胥吏的刁難盤剝，還得承擔稅糧徵收與運輸中產生的各種損害，以及墊賠逃亡民眾的稅糧。所以，在康熙時代，任何一個鄉村的中產之家，一旦因資產充裕而被官府指定為“賦長”，無論是五年一輪換還是十年一輪換，他們都只有一個命運，那就是家破人亡。
這也正是松江百姓不願名下擁有土地的核心原因。
傳統歷史敘事談到中國古代的農業問題，常將重點放在兼併和反兼併的對抗上。殊不知，影響古代農業產量的主要因素，往往不是兼併，而是農民對土地的態度。當他們視土地為禍害、不願努力置辦更多田產、甚至拋棄田產去做流民時，整個社會的精耕細作便消失了，糧食產量也會隨之大幅下跌——本文所講的這兩則故事，恰恰並非個案，而是一種常態。
♦ 康熙朝服像
比如，南宋的政策，與北宋沒有本質區別——宋高宗紹興三年，戶部曾上奏朝廷，說百姓因負擔太重，棄田流亡已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明朝的情況也是如此。明代人顧公燮說，當時對江南征收“白糧”，慣例是“用富民主運，名曰糧長，往往破產”——將徵收、運輸稅糧的行政成本，轉嫁給民間富民，讓他們做糧長，這些人做了糧長便要破產。顧算了一筆賬：二十萬石稅糧，算上“京倉耗羨鋪墊明色吏胥需索”等費用，最後要花費相當於二百餘萬石的財富，才能完成。如果運輸途中翻個船進個水，“則身家糜碎矣”，全家人被挫骨揚灰都不夠。所以，每當五年一次的富戶篩選工作啟動後，那些被官府確定為富戶者，便“爭衣襤褸衣，為窮人狀，哀號求脫”，他們穿上破布爛衫，把自己搞成窮苦困頓的模樣，徒勞地哀嚎著乞求擺脫。⑥
有社會關係者，可以選擇將自己的田產藏匿到本地的大士紳名下（有功名者可以免除差役，他們擁有的社會關係也足以使他們不會被指定為糧長），無社會關係者，便只能將自己的土地免費送給士紳，自己降格為佃戶，或乾脆離鄉出逃做流民。據此，明朝人範濂說，“松賦正額，民已不堪，而額外又有均徭，……況兼凶荒賠納，其利安在，而士民何樂於有田也？”⑦——松江地區的正規賦稅已經很重，稅糧之外還有徭役，加上災荒和賠納（指富戶做糧長的沉重負擔），種田根本就沒利潤可言。制度如此惡劣，當地士民怎麼可能樂於擁有田產？
康熙時代那種視土地為禍害的現象，在晚清也同樣能夠見到。光緒三十二（1906）年九月，《華字彙報》刊載了一則陝西的新聞。裡面寫道，陝西將攤派下來的庚子賠款“全數加入地丁”，直接扣在陝西農民頭上，百姓早就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最近政府要修建西潼鐵路，社會上出現傳言，說這筆錢也要按田畝加派，於是：
慈禧太后“量中華之物力”保住了權位，代價是沉重的庚款攤派將民眾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以至於這些農民再次拾起“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傳統智慧，離開了土地。
①《宋史·食貨志上》“一，農田”。
②《宋史·本紀第八》“真宗三”。
④司馬光與蘇軾等人曾在奏章中披露北宋百姓不敢求富，是基於相同的政策邏輯。見前文《南宋百姓為什麼不肯養兒子？》。
⑤《光緒重修華亭縣誌》卷二十三，第867頁。
⑥謝國楨選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250頁。
⑦謝國楨選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頁。
說兩個農民不肯種糧食、甚至連土地也不肯再擁有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宋仁宗時代。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派人前往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將這些耐旱的稻種，分發給江浙兩淮的民眾播種，且將種植辦法寫成榜文，由地方政府普及給江浙兩淮民眾。①
一般認為，占城稻來自越南，是一種高產、早熟且耐水旱的優良品種。自宋真宗以皇權之力推廣占城稻開始，之後北宋的歷代皇帝，都曾在皇宮後苑種植水稻，以示範天下。稻子成熟之日，皇帝還會“召近臣觀刈占城稻”②，然後舉辦宴會慶祝。
然而，僅僅過去了四十年，北宋的底層百姓便已不願種地了。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在幷州做官的韓琦，給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內中說：
大意是：州縣百姓最痛苦的負擔，莫過於擔任里正衙前。為了逃避被官府指派去擔任里正衙前，底層百姓們想盡了辦法，比如守寡多年的老母無奈改嫁，同居已久的親族被迫分家，還有人把自己的土地免費送人，只求官府做資產評定時不要被定為上等。還有人選擇自殺，好讓戶下只有一個男丁。如此種種，都只是為了避免被選中去做里正衙前，進而遭遇家破人亡。這實在是一種見者傷心、聞者落淚的悲慘現象。
什麼是“里正衙前”？簡單說來就是一種被徵發去為官府免費服務的勞役。按當時的制度，“里正衙前”這項職務，須由鄉里的一等戶（由官府按資產多少來評定，鄉里分五等，城裡分七等）來輪流擔任。被選中後，便要負責替官府去運輸物資、徵收稅糧，並承擔其他雜七雜八的事情。運輸物資的路費，須由“里正衙前”自己負擔；物資有損失，須由“里正衙前”按官定價格賠償；稅糧徵收不足，也須由“里正衙前”自己掏出錢糧來補足……
不難想見，這些來自底層民間的富戶，沒有力量來抗禦官府的種種“行政成本轉移”。他們最終只有一個結局，便是韓琦所說的“敗亡”，許多人賣兒賣女賣妻子賣家產，也補不上因“里正衙前”而產生的債務窟窿。
為了逃避這種悲慘的結局，他們只好“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把土地送人是為了讓資產縮水，讓自己成不了上等戶，從而免去“里正衙前”之禍；戶下男丁選擇自殺（比如年邁的父親），是為了讓家庭由多丁戶變成單丁戶（比如剩下壯年的兒子），從而免去“里正衙前”之禍。④
♦ 韓琦關於百姓“棄田與人”的奏章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康熙時代。
葉夢珠是清朝初年的一位史學家，松江人（今上海）。他留心觀察社會，將自己六十餘年來的所見所聞寫成《閱世篇》一書，內中詳細記錄了松江地區的許多時代變遷。
其中便提到，康熙初年的松江百姓有一種普遍認知，覺得田地是個禍害，誰名下的田地多，誰就要倒黴：
“康熙元二三年間，石米至五六錢。而差役四岀，一僉賦長，立刻破家。裡中小戶有田三畝五畝者，役及毫釐，中人之產化為烏有。狡書貪吏，朋比作奸，圖蠧虎差，追呼絡繹。視南畝如畏途，相率以有田為戒矣。往往空書契劵求送搢紳，力拒堅郄並歸大戶，若將浼焉；不得已委而去之，逃避他鄉。”⑤
大意是：康熙元年、二年、三年那段時期，松江地區一石米（約合現在156市斤）只值五、六錢。朝廷攤派下來的差役極多，百姓一旦被任命為“賦長”，便要立刻破戶亡家。百姓名下有三畝五畝耕地者，一毫一釐都要攤派差役，松江地區的中產之家全都完蛋了。再加上貪官汙吏層層盤剝，松江百姓已將耕地視為極可怕的東西，互相告誡千萬不要擁有田產。百姓們常拿著空白文書去找地方上計程車紳，求他們把自己的田產收下，彷彿這田產被汙染了有毒一般。若找不到人接盤，便只好乾脆拋棄家園流浪他鄉。
♦ 葉夢珠關於松江百姓“視南畝如畏途”的記載
所謂“賦長”，其實便是明代的“糧長”，也可以大體認為相當於宋代的“里長衙前”——他們的主要工作都是替朝廷徵收稅糧，主要作用也都是替官府承擔行政成本。“賦長”的權勢，對下不足以威逼百姓去搜刮他們，對上不足以抵禦官府和胥吏的刁難盤剝，還得承擔稅糧徵收與運輸中產生的各種損害，以及墊賠逃亡民眾的稅糧。所以，在康熙時代，任何一個鄉村的中產之家，一旦因資產充裕而被官府指定為“賦長”，無論是五年一輪換還是十年一輪換，他們都只有一個命運，那就是家破人亡。
這也正是松江百姓不願名下擁有土地的核心原因。
傳統歷史敘事談到中國古代的農業問題，常將重點放在兼併和反兼併的對抗上。殊不知，影響古代農業產量的主要因素，往往不是兼併，而是農民對土地的態度。當他們視土地為禍害、不願努力置辦更多田產、甚至拋棄田產去做流民時，整個社會的精耕細作便消失了，糧食產量也會隨之大幅下跌——本文所講的這兩則故事，恰恰並非個案，而是一種常態。
♦ 康熙朝服像
比如，南宋的政策，與北宋沒有本質區別——宋高宗紹興三年，戶部曾上奏朝廷，說百姓因負擔太重，棄田流亡已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明朝的情況也是如此。明代人顧公燮說，當時對江南征收“白糧”，慣例是“用富民主運，名曰糧長，往往破產”——將徵收、運輸稅糧的行政成本，轉嫁給民間富民，讓他們做糧長，這些人做了糧長便要破產。顧算了一筆賬：二十萬石稅糧，算上“京倉耗羨鋪墊明色吏胥需索”等費用，最後要花費相當於二百餘萬石的財富，才能完成。如果運輸途中翻個船進個水，“則身家糜碎矣”，全家人被挫骨揚灰都不夠。所以，每當五年一次的富戶篩選工作啟動後，那些被官府確定為富戶者，便“爭衣襤褸衣，為窮人狀，哀號求脫”，他們穿上破布爛衫，把自己搞成窮苦困頓的模樣，徒勞地哀嚎著乞求擺脫。⑥
有社會關係者，可以選擇將自己的田產藏匿到本地的大士紳名下（有功名者可以免除差役，他們擁有的社會關係也足以使他們不會被指定為糧長），無社會關係者，便只能將自己的土地免費送給士紳，自己降格為佃戶，或乾脆離鄉出逃做流民。據此，明朝人範濂說，“松賦正額，民已不堪，而額外又有均徭，……況兼凶荒賠納，其利安在，而士民何樂於有田也？”⑦——松江地區的正規賦稅已經很重，稅糧之外還有徭役，加上災荒和賠納（指富戶做糧長的沉重負擔），種田根本就沒利潤可言。制度如此惡劣，當地士民怎麼可能樂於擁有田產？
康熙時代那種視土地為禍害的現象，在晚清也同樣能夠見到。光緒三十二（1906）年九月，《華字彙報》刊載了一則陝西的新聞。裡面寫道，陝西將攤派下來的庚子賠款“全數加入地丁”，直接扣在陝西農民頭上，百姓早就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最近政府要修建西潼鐵路，社會上出現傳言，說這筆錢也要按田畝加派，於是：
慈禧太后“量中華之物力”保住了權位，代價是沉重的庚款攤派將民眾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以至於這些農民再次拾起“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傳統智慧，離開了土地。
①《宋史·食貨志上》“一，農田”。
②《宋史·本紀第八》“真宗三”。
④司馬光與蘇軾等人曾在奏章中披露北宋百姓不敢求富，是基於相同的政策邏輯。見前文《南宋百姓為什麼不肯養兒子？》。
⑤《光緒重修華亭縣誌》卷二十三，第867頁。
⑥謝國楨選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250頁。
⑦謝國楨選編：《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