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早年在教會女中學習、留學歐美的生活，使她較好地接受到西方現代文化的薰陶和教育；同時，深具傳統文化底蘊的家庭背景，又讓她與傳統文化存留著一份難以割斷的情結。
我將從林徽因的婚姻觀、人性關懷意識、儒釋道的生命觀等三個方面，說說她的傳統文化情結。
1920年，林徽因隨父親來到大洋彼岸的英國倫敦，在那裡她邂逅到正在英國留學的浪漫才子徐志摩。
西方自由戀愛的思想空氣雖然給了林徽因追求愛情的勇氣，可傳統文化禮教觀念又阻擋了她衝破世俗力量的步伐。
她曾說：
傳統禮教的婚戀、倫理觀造成林徽因生命中，愛而不能的深深缺憾和隱痛，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與一位已婚過的男子結合，這顯然不符合社會的正常規範。
她選擇放棄與徐志摩之間的這段純真感情。傳統禮教的婚姻觀對林徽因的影響還可以從其作品中看出。
處女作《窘》的主人公維杉是位留洋歸國的教授，對朋友少朗的女兒芝產生了朦朧的性意識，不過“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中的朋友相處準則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提倡的傳統道德思想，又使他剋制住了內心感情，終於決定南下。
《九十九度中》的新娘阿淑原本是個受過新思潮啟迪的新式女子，最後卻仍然順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迫他嫁。
《模影零篇》中的丫鬟文環不堪忍受少爺凌辱跳井身亡，而另一個丫鬟文珍並沒有聽從婚嫁的安排選擇了出逃；繡繡的母親受到丈夫的拋棄養成整天謾罵的暴躁脾氣。
《梅真同他們》中的丫頭梅真和二少爺文靖，無法拋開社會等級偏見，導致了“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的悲哀結局。
顯然，作品中眾多人物的命運遭際實際上也是林徽因自身對傳統禮教觀念的體認，在創作中她一直運用著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的審美眼光審視著中國傳統禮教婚姻觀的各個層面，認真思考著傳統文化觀念的利弊價值。
人性關懷意識，亦被後人稱之為“憂患意識”，即為儒家所提倡的“仁愛”與“人世”思想，它是中國曆代文人遵循的人格風範，他們關心於貧民百姓的生命安危，關心於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常常具有一種悲天憫人、憂時傷世的精神姿態。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炮火紛飛，國家與人民正陷於水深火熱的困境中，具有高度人性情懷的林徽因自然對此懷有無限的感觸。
在“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她在《“九·一八”閒走》的詩篇裡憤然寫道：
而且當自己已面臨貧病交加的窘迫狀況時，她堅定地拒絕了身在美國的費慰梅夫婦的邀約，她說：
無論如何也要和祖國共患難的決心無疑是林徽因對傳統文人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最高意義的承續。
在文學創作上，林徽因在《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中強調“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確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極明瞭，在感情上極能體驗得出的情景或人性”。
這一表達和傳統文人的憂患意識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契合。
作為一位新時期的現代知識女性，林徽因致力於突破“窗子以內”的生活侷限，試圖用“入世者”的眼光去關注“窗子以外”的生存世界，關注生活在大千世界的芸芸眾生，體現了一種積極的“入世”人生態度。
為了畢生熱愛的建築事業，林徽因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她的足跡遍及荒郊野嶺，深溝險壑，接觸到下層人民的真實苦難生活。
成名作《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嘗試表現廣闊時代人生的佳作，它描繪了現實社會中一群不同階層人物在華氏九十九度酷暑天氣中的生活本真狀態。
為什麼“綢緞金銀裹託著”七十年的長壽，而中暑的窮挑夫的生命卻微不足惜，在這紛繁的頭緒裡，作者隱隱埋伏下一個比照，而這比照，表示出她對人類的同情。
人性關懷意識和對命運的深度叩問與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生命本體哲學觀有著難解的文化淵源。
當現實的苦悶無法解決時，禪宗的涅槃超脫思想便會不自覺地湧現；當生命獲得了某種超越時，儒道的人與自然合一境界就得以盡情展現。
因而對美好人性的渴求，逃逸紛擾的人生，超脫世俗的生與死，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便成為對時間極其敏感的林徽因心中永恆的哲學命題。·
在林徽因的文學作品中，這樣的生命本體觀被髮揮得淋漓盡致。
一方面，她帶著疑慮在禪道中尋找解脫，持有逃避現實，遠離社會，躲開人世間鬥爭的消極人生哲學，不可避免地負載著“宿命論”的悲觀看法。
比如她在詩作《深夜裡聽到樂聲》寫到：
這樣的愛情變化莫測，生命的幻化無常，時間的凜凜“威嚴”，給人帶來的是心中“惘惘的威脅”，作者的愁情煩緒傾瀉其中，表現了悲觀的“宿命論”思想。
《模影零篇》中的繡繡是個天真無邪、心地美好的小姑娘，可她卻沒享有同齡孩子的幸福生活，當最珍愛的“兩隻小碗”在父母的爭吵中被摔碎後，繡繡心中僅存的那點“想望”也一同被無情地粉碎了，終於“在一個初落雪的清早”，她離開了喧鬧的人世間。
生命猶如電光火石，稍縱即逝，林徽因在此滲入了濃厚的莊禪文化生命感受：
“繡繡”的死，即是林徽因尋求精神解脫的方式；“我”的迷惑，即是林徽因自身對生命的沉思和疑惑。
“觀音同耶穌竟是同時莊嚴地在繡繡心裡受她不斷地敬禮!”，即是具有雙重文化特質的林徽因內心深處對莊禪文化精神的體驗和感悟。
這篇小說裡的鐘綠是一個公認的“美人”，既有古典風韻，又有現代氣質，但她依然在未婚夫驟然死去後也神秘地悄然逝去。
美麗短暫，紅顏薄命，生的偶然性與死的必然性使林徽因陷入濃濃的莊禪“玄學”氛圍之中。
可是另一方面，她對人生仍是十分熱愛的，面對生命的存在和逝去保持著超然、達觀的“至樂”態度，與莊子“齊生死，等物我”和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觀念不謀而合。
比如她在《蓮燈》寫道：
在林徽因的世界裡，生死已經超然於物外：
其精神境界已經完全發展為以“天人合一”為旨歸。
林徽因的大量作品融入了對大自然的深深喜愛之情，體現為天地萬物莫不相通的生命哲思。
《一首桃花》中桃花“凝露的嬌豔”，“柔的勻的吐息”，“生姿的顧盼”，煥發出生命的活力，人與自然水乳交融。
《中夜鐘聲》和《山中一個夏夜》中輕重緩急的“鐘聲”，蟲鳴交錯的靜寂夜晚，寂寞心境借物言說。
《古城春景》《昆明即景》等詩篇中的景物和人的活動融於一體；即便是《模影零篇》中鍾綠和繡繡也不約而同地選擇在純淨的自然景緻下“出走”。
生的超脫，死的坦然，“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林徽因一直在努力用傳統文化的儒、釋、道生命本體觀執著地探索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積極地尋找理想的精神家園。
林徽因不論是在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的身上始終都散發出濃烈的中國傳統文化醇香。
林徽因早年在教會女中學習、留學歐美的生活，使她較好地接受到西方現代文化的薰陶和教育；同時，深具傳統文化底蘊的家庭背景，又讓她與傳統文化存留著一份難以割斷的情結。
我將從林徽因的婚姻觀、人性關懷意識、儒釋道的生命觀等三個方面，說說她的傳統文化情結。
01 傳統禮教婚姻觀1920年，林徽因隨父親來到大洋彼岸的英國倫敦，在那裡她邂逅到正在英國留學的浪漫才子徐志摩。
西方自由戀愛的思想空氣雖然給了林徽因追求愛情的勇氣，可傳統文化禮教觀念又阻擋了她衝破世俗力量的步伐。
她曾說：
“我的教育是舊的，我變不出什麼新的人來”，“這幾天思念他（徐志摩）得很，但是他如果活著，恐怕我給他仍不能改的。事實上太不可能。”傳統禮教的婚戀、倫理觀造成林徽因生命中，愛而不能的深深缺憾和隱痛，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與一位已婚過的男子結合，這顯然不符合社會的正常規範。
她選擇放棄與徐志摩之間的這段純真感情。傳統禮教的婚姻觀對林徽因的影響還可以從其作品中看出。
處女作《窘》的主人公維杉是位留洋歸國的教授，對朋友少朗的女兒芝產生了朦朧的性意識，不過“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而》中的朋友相處準則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佾》提倡的傳統道德思想，又使他剋制住了內心感情，終於決定南下。
《九十九度中》的新娘阿淑原本是個受過新思潮啟迪的新式女子，最後卻仍然順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迫他嫁。
《模影零篇》中的丫鬟文環不堪忍受少爺凌辱跳井身亡，而另一個丫鬟文珍並沒有聽從婚嫁的安排選擇了出逃；繡繡的母親受到丈夫的拋棄養成整天謾罵的暴躁脾氣。
《梅真同他們》中的丫頭梅真和二少爺文靖，無法拋開社會等級偏見，導致了“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的悲哀結局。
顯然，作品中眾多人物的命運遭際實際上也是林徽因自身對傳統禮教觀念的體認，在創作中她一直運用著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的審美眼光審視著中國傳統禮教婚姻觀的各個層面，認真思考著傳統文化觀念的利弊價值。
02 傳統文人的人性關懷意識人性關懷意識，亦被後人稱之為“憂患意識”，即為儒家所提倡的“仁愛”與“人世”思想，它是中國曆代文人遵循的人格風範，他們關心於貧民百姓的生命安危，關心於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常常具有一種悲天憫人、憂時傷世的精神姿態。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炮火紛飛，國家與人民正陷於水深火熱的困境中，具有高度人性情懷的林徽因自然對此懷有無限的感觸。
在“九·一八”事件發生後，她在《“九·一八”閒走》的詩篇裡憤然寫道：
“但我不信熱血不仍在沸騰；偶想不仍鋪在街上多少層；心讓來往車馬狠命的軋壓；侍從地面開花，另來一種完整。”而且當自己已面臨貧病交加的窘迫狀況時，她堅定地拒絕了身在美國的費慰梅夫婦的邀約，她說：
“我們都相信，我們只要都為它忠貞地活著或死去，我們的大國家自會永遠地向前邁進，由一個時代到又一個時代。”無論如何也要和祖國共患難的決心無疑是林徽因對傳統文人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最高意義的承續。
在文學創作上，林徽因在《文藝叢刊小說選題記》中強調“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確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極明瞭，在感情上極能體驗得出的情景或人性”。
這一表達和傳統文人的憂患意識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契合。
作為一位新時期的現代知識女性，林徽因致力於突破“窗子以內”的生活侷限，試圖用“入世者”的眼光去關注“窗子以外”的生存世界，關注生活在大千世界的芸芸眾生，體現了一種積極的“入世”人生態度。
為了畢生熱愛的建築事業，林徽因奉獻了自己的一生，她的足跡遍及荒郊野嶺，深溝險壑，接觸到下層人民的真實苦難生活。
成名作《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嘗試表現廣闊時代人生的佳作，它描繪了現實社會中一群不同階層人物在華氏九十九度酷暑天氣中的生活本真狀態。
為什麼“綢緞金銀裹託著”七十年的長壽，而中暑的窮挑夫的生命卻微不足惜，在這紛繁的頭緒裡，作者隱隱埋伏下一個比照，而這比照，表示出她對人類的同情。
03 儒釋道生命本體觀人性關懷意識和對命運的深度叩問與傳統文化中的儒、釋、道生命本體哲學觀有著難解的文化淵源。
當現實的苦悶無法解決時，禪宗的涅槃超脫思想便會不自覺地湧現；當生命獲得了某種超越時，儒道的人與自然合一境界就得以盡情展現。
因而對美好人性的渴求，逃逸紛擾的人生，超脫世俗的生與死，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便成為對時間極其敏感的林徽因心中永恆的哲學命題。·
在林徽因的文學作品中，這樣的生命本體觀被髮揮得淋漓盡致。
一方面，她帶著疑慮在禪道中尋找解脫，持有逃避現實，遠離社會，躲開人世間鬥爭的消極人生哲學，不可避免地負載著“宿命論”的悲觀看法。
比如她在詩作《深夜裡聽到樂聲》寫到：
“一聲聽從我心底穿過，忒淒涼；我懂得，但我怎能應和？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樣；太薄弱，是人們的美麗的想象。除非在夢裡有這麼一天，你和我，同來攀動那根希望的弦。”這樣的愛情變化莫測，生命的幻化無常，時間的凜凜“威嚴”，給人帶來的是心中“惘惘的威脅”，作者的愁情煩緒傾瀉其中，表現了悲觀的“宿命論”思想。
《模影零篇》中的繡繡是個天真無邪、心地美好的小姑娘，可她卻沒享有同齡孩子的幸福生活，當最珍愛的“兩隻小碗”在父母的爭吵中被摔碎後，繡繡心中僅存的那點“想望”也一同被無情地粉碎了，終於“在一個初落雪的清早”，她離開了喧鬧的人世間。
生命猶如電光火石，稍縱即逝，林徽因在此滲入了濃厚的莊禪文化生命感受：
“繡繡”的死，即是林徽因尋求精神解脫的方式；“我”的迷惑，即是林徽因自身對生命的沉思和疑惑。
“觀音同耶穌竟是同時莊嚴地在繡繡心裡受她不斷地敬禮!”，即是具有雙重文化特質的林徽因內心深處對莊禪文化精神的體驗和感悟。
這篇小說裡的鐘綠是一個公認的“美人”，既有古典風韻，又有現代氣質，但她依然在未婚夫驟然死去後也神秘地悄然逝去。
美麗短暫，紅顏薄命，生的偶然性與死的必然性使林徽因陷入濃濃的莊禪“玄學”氛圍之中。
可是另一方面，她對人生仍是十分熱愛的，面對生命的存在和逝去保持著超然、達觀的“至樂”態度，與莊子“齊生死，等物我”和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觀念不謀而合。
比如她在《蓮燈》寫道：
“算做一次過客在宇宙裡；認識這玲瓏的生從容的死，飄忽的途程也就是個——他就是個美麗美麗的夢。”在林徽因的世界裡，生死已經超然於物外：
“你不必為來到人世間感到快樂，你也不必為離開人世間感到悲哀”，“最後的解脫未始不是幸福，不是聰明”其精神境界已經完全發展為以“天人合一”為旨歸。
林徽因的大量作品融入了對大自然的深深喜愛之情，體現為天地萬物莫不相通的生命哲思。
《一首桃花》中桃花“凝露的嬌豔”，“柔的勻的吐息”，“生姿的顧盼”，煥發出生命的活力，人與自然水乳交融。
《中夜鐘聲》和《山中一個夏夜》中輕重緩急的“鐘聲”，蟲鳴交錯的靜寂夜晚，寂寞心境借物言說。
《古城春景》《昆明即景》等詩篇中的景物和人的活動融於一體；即便是《模影零篇》中鍾綠和繡繡也不約而同地選擇在純淨的自然景緻下“出走”。
生的超脫，死的坦然，“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林徽因一直在努力用傳統文化的儒、釋、道生命本體觀執著地探索生命存在的終極意義，積極地尋找理想的精神家園。
林徽因不論是在文學、藝術、建築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的身上始終都散發出濃烈的中國傳統文化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