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將的起源時間。

麻將大量見之於文獻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尤其是在各類小說中，如《海上花列傳》第十三回“卻見靠窗那紅木方桌已移在中央，四枝羶燭點得雪亮，桌上一副烏木嵌牙麻雀牌和四分籌碼皆端正齊備”；《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八十三回“原來他是一個江南不第秀才，捐了個二百五的同知，在外面瞎混，頭一件精明的是打得一手好麻雀牌”；《孽海花》“偷天換日的新政委員，短髮西裝的假革命黨，霧說亂話的新聞社員，都好像沒事的一般，依然叉麻雀、打野雞，安塏第喝茶，天樂窩聽唱，馬龍車水、酒地花天”；《官場現形記》“江南此時麻雀牌盛行。各位大人閒空無事總藉此為消遣之計，有了六個人不論誰來湊上兩個便成兩局”書中將搓麻將稱為“叉麻雀”，都出現了搓麻將的情節。這些小說的作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曾經在上海工作、生活。可見在當時的上海，搓麻將確實已經風行。由此可以推斷，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麻將已經流行於以上海為代表的江南地區。而麻將傳入北京後，深受京城皇親官僚的喜愛，在徐珂《清稗類鈔》中就記載有“孝欽後好雀戲”一則逸事，孝欽後即慈禧太后，徐珂言慈禧所用的麻雀牌以象牙製成，長二寸，闊一寸，雕刻精細，有如鬼斧神工。根據《清稗類鈔》，在宣統年間，麻將已經傳至瀋陽。麻將在誕生後二十多年時間裡即傳遍全國，可見其魅力之大。而考慮到麻將從誕生到普及需要一定時間，麻將誕生的時間應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

麻將起源的地點

關於麻將的起源地，是麻將起源問題中最為複雜的。一直以來可謂是眾說紛紜，其中最著名的有太倉說，寧波說，閩粵說。

太倉說是近年來極為流行的一種說法。太倉說認為麻將起源於太倉護糧牌，太倉糧倉中多有麻雀啄食糧食，為了捕捉麻雀而發明了這種博戲，還對每一種牌進行了闡釋，如索是串麻雀的繩索，筒是火藥槍，萬是賞錢，東南西北風是打鳥時的風向，中是射中，白是未射中，碰和中碰是發槍時的“砰”，和是“鶻”。這一說法看似合理，但是一來沒有文獻記載，二來術語錯誤極多，實際並不可信。首先，清末文獻並無麻將起源於太倉的說法，僅提及太倉糧倉多麻雀一事，如清代李苞《敏齋詩草》中提及太倉糧倉常有麻雀啄食，童子打麻雀之事。即使到了民國時期，文人開始對麻將進行研究，探討其發源時，亦無記載言麻將起源於太倉。其次，麻將牌的花色，不是憑空誕生的，而是對傳統博戲的繼承，索、筒、萬均在其他博戲中可以找到，碰和牌更是在明代就已經出現，不可能是鳥槍的聲音，因此太倉說盡管流行，卻不可靠。

在清末民初士人的眼中，麻將起源於浙江寧波。在清末樊增祥《樊山續集》卷二十六《十憶集》有載：“撮麻雀之戲，二十年前起於寧波，今遍天下矣。”撮麻雀，正是當時流行的對打麻將的稱呼。樊增祥《樊山續集》刊刻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十年前或是約數，以二十年算起，正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若該條寫於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則麻將或起源於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樊增祥（1846—1931）是清代官員、文學家，湖北恩施人，光緒三年（1877）進士，在《樊山續集》出版之前，歷任渭南知縣、陝西布政使，可見麻將起源於寧波的說法，當時已經流傳很廣。而且樊增祥並非寧波本地人士，其說具有相當的客觀性。民國初年的文獻更是認為麻將發源於寧波。如對麻將等博戲做過系統記載的徐珂《清稗類鈔》，認為麻將“始於浙之寧波，其後不脛而走，遂遍南北”，著有麻將專著的葉一帆在其1914年所著《繪圖麻雀圖譜》中也認為麻將起源於寧波。民國時期各路報紙上也不乏提及麻將起源於寧波的文章，如王吉民在《小說叢報》上刊文《叉麻雀文》，提及“麻雀之制，肇始於寧波”。

徐珂在記述麻將起源於寧波的同時，又言是由太平軍傳入寧波，隨後普及。徐珂言太平軍起事後，軍中用麻將來賭酒，增入了筒化、索化、萬化、天化、王化、東南西北化，這些都是太平天國諸王的封號，後來流入寧波。這一說法也具備合理性，在前文述及的《航海述奇》中，麻將牌的花色也確實包括有東、南、西、北王和總王，與太平天國東南西北四王和天王暗合。所以麻將在定型時吸收了太平天國的玩法、花色，是極有可能的。不僅國內的文獻，國外文獻也認為麻將起源於寧波。在1923年出版的美華人J.P.Babcock所著《Mah-Jongg》（麻將）中，作者在論及麻將的歷史時，認為無論如何，麻將是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寧波發展起來的。

除了寧波還有閩粵說。此說見於杜亞泉《博史》。杜亞泉在其所著《博史》中言，“相傳謂馬將牌先流行於閩粵瀕海各地及海舶間，清光緒初年，由寧波江廈演及津滬商埠。”就此段內容來看，似乎麻將先是發源於閩粵，再傳播到寧波。但是其後又說，“五口通商以後，海舶多聚於寧波江廈，各省賈客，流寓寧波，繁盛過於上海，演習馬將者遂日眾。此時已改制骨牌……逐漸流行，由津滬波及全國。蓋已五十餘年於茲矣。”可見麻將是誕生於道光以後，在寧波方改制骨牌。閩粵說有一定合理性，正如上文所說，麻將牌受到太平軍影響，而閩粵正是太平軍早期活動之地，博戲受其影響也未可知。但《博史》也承認寧波在麻將傳播中的起源地位，即麻將走向全國，是由寧波開始的。《博史》出版於1933年，年代上靠後，可靠性又不如清末民初文獻。閩粵博戲對麻將的影響，應和馬吊牌一樣，是其源流之一，但麻將產生於閩粵說，卻無一手資料的支撐。

綜上所述，麻將定型之地和傳向全國之源頭，應是浙江寧波。

麻將的發明者

關於麻將的發明者，在清末並無記載。如前文所言，麻將實際是一種結合了古代博戲諸多玩法並有所創新的新型博戲，其誕生絕非一朝一夕之事。麻將最終的誕生，也並非是一人之力。在民國時期的報刊中，多有對麻將發明者的探討，如《麻將推原考》認為麻將是由兩個寧波兄弟改良的，《麻雀牌的發明者》認為是由寧波船戶發明的，儘管這些結論非常模糊，但綜合看來麻將是由寧波漁民這一群體發明的。而在眾多傳說中，卻有一種說法將麻將發明者的殊榮授予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寧波士紳陳魚門。在1925年的《紅玫瑰》雜誌上，作家陳靄麓刊登了一篇名為《麻雀牌考補》的文章，明確提出了麻將是由寧波陳魚門發明的觀點：

蛟川陳魚門為魚行先生，嘗附一舟出視漁區。魚門固好博如命，精於馬將（即馬吊）。在舟中日以紙牌消遣，然恆舊制之麻煩，於是因其例改諸將為“筒”“索”“萬”三色，色九號，號四張，凡百零八張，……復增“東”“南”“西”“北”“中”“發”“白”七色，色四張，共凡廿八張，合計之得百三十六張，後復益以“春”“夏”“秋”“冬”四季花各一張，共凡四張……後魚門亦舟中每多海風，紙牌質輕，易於飛颺，不能在露天鬥之，於是改為竹製。魚門去今不遠，吾甬人之熟於掌故者類能道其軼事，私家筆記或亦及之。

陳魚門，即陳政鑰，因為其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幫助清軍收復浙江，在多處史料中都有對其事蹟的記載，如《兩折輶軒續錄》、《平浙紀略》、《左文襄公奏疏》、《東華續錄（同治朝）》，陳魚門亦與寧波學者交流密切。陳魚門一生最大的政績在於協助清軍對抗太平軍，同時又是一方鄉賢。而在麻將起源的背景上也頗多吻合。第一，陳魚門是寧波人，地點上是符合的，其生於1817年，卒於1878年，其生活年代具首次見諸文獻的麻將年代（1888）不遠，考慮到麻將的傳播延遲，時間上是符合的。第二，如前文所述，麻將的誕生與太平軍頗有淵源，而陳魚門與太平軍中的降將也頗有聯絡，在克復寧波時，陳魚門就曾與太平軍的叛徒範維邦有聯絡。第三，陳魚門在躲避太平軍期間寓居江北，與外華人聯絡密切，如英國駐寧波領事夏福禮。儘管十八世紀的史料沒有直接記載陳魚門發明麻將之事，但其所載內容與民間所言陳魚門發明、改良麻將的背景和時間皆吻合。

在思想相對保守的清末，發明麻將這一博戲對於一個有功績計程車紳來說來說，並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因而在當時的文獻中並未記載陳魚門發明傳播麻將一事，從當時人的角度來說可能性極高。《麻雀牌考補》作於五十年後，誠如其文所言，“魚門去今不遠，吾甬人之熟於掌故者類能道其軼事”，因此，其可靠性較高，而且，《麻雀牌考補》的內容也較為合理地解釋了為什麼麻將牌使用竹製，而非紙質，而且這一說法也是目前唯一明確指出是陳魚門將紙牌改為竹牌的，而竹牌則是麻將的一大特點。歷史研究講究“孤證不立”，《紅玫瑰》雜誌也並非學術雜誌，但在更多原始文獻被發現之前，“陳魚門發明麻將說”應是目前可能性最高的說法。

麻將的由來，民間廣為流傳有兩種。一說是鄭和發明的。明朝船員們雖然拿著比公務員還高的工資，但航海實在無聊，為避免尋釁滋事，鄭和發明了一種竹牌娛樂。一經推出，將士們的萎靡不振一掃而光，工資也有了可流通之處。

另一個是江蘇太倉糧倉之說。皇帝的糧倉，糧食多了麻雀就多。管糧的官吏製作了花色“護糧牌”，根據士兵捕捉麻雀的數量發牌子，作為月度績效工資。而士兵們閒暇之餘，就拿“工資條”來打“麻雀”了。

而實際上，麻將由唐宋期的葉子牌（馬吊牌）演變而來。現代麻將則由晚清時期的寧波官員陳魚門所創，並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傳到了世界各國。

陳魚門（政鑰），清道光年間貢生，後來官居三品，太平天國期間負責籌措浙江全省的軍餉，得到過左宗棠的賞識。同治三年（ 1864）創始現代麻將，為136張牌的雛形。現今，有著日本、美國、英國等外華人參加的世界麻將大賽，沿用的就是陳魚門所創的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