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說吧，客觀的講，明朝末年的鼠疫就是壓垮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樹基與李宇尚曾提出過“老鼠亡明”的這一觀點，萬曆年間的我們就不說了，來說說崇禎年間的鼠疫吧。

崇禎十四年，發生了一場大旱災，到了一個怎樣的程度呢？連續幾年都沒下過一滴雨，所以田裡是顆粒無收啊，這就造成了所有難民大遷徙的場面出來，不僅是難民沒得吃，是連老鼠也沒飯吃啊，所以只能跟著遷徙了，有記載說，在崇禎十四年的時候，有人看到過一場大場面，怎樣的大場面呢？成群結隊的老鼠互相咬著尾巴在渡黃河，想想，連老鼠都被逼的要下河游泳了，更何況是人呢？

而老鼠所帶來的危害不僅僅如此而已，因為老鼠是跟著難民一起逃荒的，再加上沒東西吃的時候，人們會吃老鼠，所以老鼠身上所帶的一些什麼鼠疫桿菌啊就傳到了難民身上，而難民們帶著這些病毒到處流浪，所以使得這老鼠病毒傳播得更為遙遠。

病毒會帶來什麼危害呢？反正在那個時候，只要是沾上了基本上就是死的下場了，崇禎十六年，疫情進一步加劇，北京及周邊地區同時大爆發，“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北京城中每天死亡人數超過萬人，運送棺材出城的隊伍把城門都堵了，通州和昌平等郊區的疫情也大同小異——“見則死，至有滅門者”。

所以，在疫情的折磨下，當時的北京城其實就相當於一座空城的，守衛力量虛弱到了什麼程度呢？原有的近三萬匹戰馬，還能騎乘的竟然不到一千匹，據守內外城牆十五萬多個垛口的，是區區五萬羸弱計程車兵，平均一個士兵要守三個垛口。而這些士兵，都是大疫之下僥倖活下來的，“衣裝狼狽，等於乞兒”，而且像是十天半月沒吃飯的乞兒，虛弱得只能坐在地上，以至於用鞭子抽都抽不起來。

從這裡就可以看出，這場疫情使得北京城的守衛力量基本上就是跟沒有一樣，所以這就為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提供了很多的方便，甚至可以說，要是沒這場天災的話，李自成是根本進不了北京城的，因為李自成的五十萬大軍攻打這樣的一座空城，仍然是用了好幾天的時間才打下來的，這要是那三大營還有戰鬥力的話，李自成估計連紫禁城的城牆都看不到。

而李自成也在進去北京城不久之後就撤離了，一方面是因為清軍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軍隊感染到了瘟疫，所以不得不撤出京城的。

1644年是風雲變幻的一年，先是北京城破崇禎皇帝自殺，接著李自成兵敗匆忙逃出北京，最後由滿清皇帝坐上紫禁城龍椅，當時能左右政權變化的，除了軍事武力外，還有看不見的病菌，也就是明末鼠疫，正是因為這場規模浩大的瘟疫加速了王朝的更替。

今天我們看待這段歷史，明朝滅亡的原因是腐朽到了極點，如果放大細節認真分析，就會發現很多未知的困擾，比如李自成兵快打到北京，崇禎為什麼不逃往南京？李自成兵臨城下時，為什麼重兵把守的北京城不戰就失守了？為什麼李自成軍隊進京後戰鬥力迅速下降了？李自成進北京僅42天逃離，真是因為驕傲兵敗嗎？

除了大的政治形勢決定變化外，現代醫學人與考古人已經考證出，當時的國內特別是北方地區出現了大量的瘟疫，也就是鼠疫，對政治走向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實從萬曆開始，明朝大地頻繁發生自然災害，有天旱、鼠疫和禍亂等，《明季北略》有大篇幅詳細記載，到了1640年崇禎末期，更是爆發了空前絕後的大鼠疫，《潞安府志》記載，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倖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

本來李自成和皇太極已經兩面夾擊崇禎，明朝危在旦夕，這時在北京周邊出現的大鼠疫又肆掠橫生，這場鼠疫造成了20多萬人死亡，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地區，鼠疫到處蔓延，從《花村談往》記載的發病症狀來看，大量描述為咽喉瘟腫，屬於腺鼠疫傳染，雖然入冬後疫情有所減緩，但到了開春後再次更瘋狂的復發，腺鼠疫也轉為肺鼠疫，北京城人口死亡率佔到40%。

圖為抗戰時期，湖南沅陵地區預防鼠疫宣傳畫。

1644年，崇禎皇帝完全可以去南京或者讓太子去南京，以合法的身份繼續大明王朝，江南又是最富庶的地方，可迅速建立政權中心，看著北方李自成和皇太極坐山觀虎鬥，結果是崇禎沒有離開紫禁城，他兒子也沒離開，可以解釋的是崇禎相信明軍能守得住北京城，因為明朝曾多次敵軍打到過北京城，都沒有攻陷，北京城固若金湯，吳三桂也正趕來路上，但他想錯了，此時的北京城正受著鼠疫的肆掠，街上已冷清，名義上守軍10多萬，但大多已患病，《明史》記載，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等於說身體都虛弱的站不起來了，北京城牆上三個垛口才有一個士兵守衛，等崇禎召集百官時，已經是希拉幾人前來，到了孤家寡人的地步，由於崇禎性格剛愎自用，聽喜不聽憂，到死都不知道瘟疫如此嚴重，就算知道也是官員輕描淡寫。

崇禎六年大規模鼠疫最先在山西爆發，後來一直伴隨著李自成和清朝的軍隊傳播到各個地區。直到崇禎十四年鼠疫傳到了當時的明朝都城北京城。在短短三個月時間裡鼠疫導致了當時大明北京城人口削減五分之一。死傷人數達二十萬。實際上在李自成還沒有攻破北京城之前，大明已經被鼠疫打敗了。明朝最後的底蘊被鼠疫消耗一空。李自成的大軍到達北京城的時候，面對的是一座破敗“虛弱”的都城。也難怪近代歷史學家在研究明末這場鼠疫的時候會說“老鼠亡明”。實際上明朝滅亡雖然不是這場鼠疫導致的。但是這場鼠疫也算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史書記載，崇禎十四年大名府大飢疫，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飢疫，人相食物。京師大飢疫，天津大飢疫，河南全省大飢疫，開封府亡十之八九。榮陽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從這一段記載就可以看出明末這場鼠疫是有多麼的可怕。當時受災最嚴重的地方人口銳減九層。你可以想想這是什麼概念。十室九空，這比兵災可怕太多了。

實際上明末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起義軍戰鬥力並不是很強。雖然他們人數眾多看起來聲勢浩大。但在和明朝軍隊作戰中幾乎屢屢戰敗。導致李自成最後都想打退堂鼓，不準備造反了。最後李自成之所以能那麼順利的一路打到北京城，這場鼠疫可謂了幫了李自成大忙了。沿途大同，宣府等地明朝軍隊被鼠疫迫害的損失慘重，非戰鬥減員能達到六七層。軍隊因為疾病以及飢餓導致軍無戰心，沿途士兵多開城投降。

到了北京城之後，當時的北京城被鼠疫禍害的好比一座鬼城，李自成幾乎沒費什麼力氣就拿下了北京城。這對於李自成來說可謂是意外之喜了。要知道李自成手下的軍隊實際上都是從農民轉變而來的。毫無作戰經驗也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都是一群烏合之眾。如果沒有鼠疫李自成早就被明朝剿滅了。而正是因為這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鼠疫給了明朝致命一擊。明朝最後的底蘊也被消耗殆盡，最後大明滅亡。

明代中後期北方大旱災頻頻發生，崇禎十四年後連續四年大旱，土地兼併苛捐雜稅激起民變，西北農民起義，東北滿清入關結束了大明兩百多年的統制，而其時流行於華北的大鼠疫也功不可沒。

在古代鼠疫往往和旱災有關，溫度升高促進了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騷體內鼠疫桿菌的繁殖。旱災發生後老鼠缺乏食物，就會竄到人類居住地尋找食物，同時由於旱災糧食欠收，人們甚至對於在野外挖掘到的動物洞藏也照單全收，這些人鼠“互動”給鼠疫蔓延提供了充分機會。

崇禎末年包括北京在內的華北地區，鼠疫流行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恰逢戰事頻繁，明政府應付兩線作戰焦頭爛額，根本沒有精力和財力去平滅這場人鼠之間的戰爭。只有向社會民眾加緊攤派“三餉”，使老百姓流離失所，四散逃荒，人口的大量無序流動給鼠疫傳播打開了方便之門。

當李自成的軍隊來到北京城下，北京城正經歷了一場鼠疫的浩劫。守城的人數都湊不齊，崇禎只能派來三千多太監臨時充數，拿刀槍的都是老弱病殘，面容憔悴，整個京師沒有像樣的防禦和抵抗計程車兵。據載當官的得用鞭子抽打躺在地上計程車兵，逼迫他們起來打仗，他們除了厭戰外可能更多的是病人而已。

據現代學者估計，明末崇禎年間死於鼠疫核心區的山西，直隸和河南三地人口，佔這三省總人口的三成以上。至於李自成的軍隊和後來的清軍為什麼沒有染上鼠疫，這一直是個詭異的問題。

有人認為他們是流動作戰，輾轉不定和疫區接觸時間短，似乎有些牽強。有學者研究這和鼠疫型別有關，李自成來北京的時候，正好是腺鼠疫流行的尾聲，因為腺鼠疫是人和鼠之間傳播，當大量的人和鼠死亡後，腺鼠疫的傳播程度會趨於緩和。另外一種肺鼠疫，它是人和人之間傳播，不再需要老鼠作為介質，但肺鼠疫流行於冬天，它不耐熱，而李自成是崇禎十七年春天來到的北京，天氣已經轉暖，肺鼠疫流行不開來。

甲申之變，很多關注點都在崇禎、李自成、多爾袞和吳三桂陳圓圓的家國情仇方面，但當時的鼠疫也能算個重要配角，因為大明江山的顛覆至少它也推波助瀾了一把。

明末華北鼠疫又稱京師大瘟疫，是在中國北方出現的大規模流行病，發生在明朝崇禎帝在位期間。

自明朝萬曆六年以後，中國氣候開始逐步進入小冰河時期，陸續出現全國性的大災害。僅萬曆期間就發生過三次大旱災，每一次都引發過鼠疫，死亡率極高。有文記載“萬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在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闔門不起”。

明末華北鼠疫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地點在山西，隨後迅速向周邊城市蔓延。

崇禎七年（1634年）至八年（1635年），山西興縣，當地百姓為了躲避鼠疫而盡數逃散，使得興縣幾乎成為一座空城，而逃走的百姓攜帶著鼠疫桿菌，傳播到距興縣僅隔了一條黃河的陝西。

崇禎九年（1636年），距離山西興縣僅一百多公里的陝西榆林府爆發鼠疫，隨後是延安府。之後的幾年內，榆林府和延安府屬縣相繼發生大疫，崇禎十年，瘟疫來到了李自成的家鄉米脂縣。

崇禎十三年（1640年），疫情傳到了直隸（今河北省），順德府（今河北邢臺市）、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並且是烈性傳染病。

崇禎十四年（1641年），疫情進一步發展。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順德、真定等府，類似的記載相當多。

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左懋第奉命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

有史書記載當時的華北鼠疫慘狀“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街坊間小兒為之絕影，有棺、無棺，九門計數已二十餘萬...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明末華北鼠疫開始於崇禎六年，始發地點是山西，隨著流民四處遊蕩，崇禎十四年疫情遍佈了整個華北。崇禎十六年的四月份，北京因為這場鼠疫，每日死亡人數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去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人家，十之五六都死去，有的甚至滿門皆亡，街頭連玩耍的孩子都沒有。當時的京師人口大概有百萬人，其中有二十萬人失去了生命，整個京城都籠罩在絕望之中。

明朝的滅亡源自李自成，當時李自成號稱百萬之眾，實際上主力也就五萬餘人，其餘都是沒有受過任何訓練的流民。在進攻寧武關時被守將周遇吉率領五六千官軍斬殺了數萬人。攻打寧武關的損失使李自成產生了後退的想法：“寧武雖破，死傷過多，自此達京師，大同、宣府、居庸關重兵數十萬盡如寧武，吾輩豈有孑遺哉，不如還陝圖後舉”。

崇禎十七年四月，這場長達一年的鼠疫終於結束，北京這座城也被折磨得元氣大傷。明軍京軍三大營的軍隊因鼠疫死亡過多，2.7萬匹戰馬也僅剩一千餘匹可以騎乘，京軍已經徹底失去了野戰能力。僥倖活下來的五萬名士兵也都是身體虛弱、衣著襤褸，模樣與乞丐沒什麼區別，沒有一點精氣神。李自成攻進大明帝國的都城北京時，他面對的是一座因為疫情而"人鬼錯雜，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空城，所以才能輕易地攻下。

明朝的滅亡肯定不是由某一個特定原因導致的，而是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內部的原因。但毫無疑問，崇禎年間的那場造成數百萬人死亡的鼠疫，無疑是壓垮大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