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先驅管仲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藉“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範體系，並且上升到關係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法家思想的三派
法家思想在戰國時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法家思想又分為三派。在歷史大劇《大秦帝國》中就有這三派的大佬級代表人物聚首的片段，他們就是以慎到為首的勢治派；以申不害為首的術治派；以商鞅為首的法治派。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勢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雖然法家思想分為 “勢”、“術”、“法”三派，但其實三派都是相輔相成，基礎都是法治，只不過側重點不同而已。
1.重“勢”的慎到，最哲學的法家人物，被歷史淹沒的偉大思想家
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史稱慎子，諸子之一。戰國時期趙國邯鄲人。《史記》說他專攻“黃老之術”。齊宣王時曾長期在稷下講學，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是從道家中分出來的法家代表人物，為道法家創始人之一。
慎到於中華民族思想寶庫之貢獻，主要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主張“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即百姓、百官聽從於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時必須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權也要集中於君主之手，各級官吏只要“以死守法”，百姓則要“以力役法”。
其二，慎到的法治思想重“勢”和君主的“無為而治”。 在強調法治的基礎上，慎到提出了“勢”的觀點，勢就是權勢、權威。他認為“法”與“勢”是相輔相成。勢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認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
其三，一君之忠臣不若一國之能臣。慎到把法治條件下的君主馭人之術總結為兩條：一曰“尚法不尚賢”，二曰“君無事臣有事”。慎到反對“尚賢”而提倡“任能”。慎到堅持“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種“空言忠心”的臣子。
著有《慎子》，而現存《慎子》只有七篇，很大一部分都失傳了。主張“勢”和“無為而治”，“勢”就是權勢，作為統治者必須要大權在握，能震懾朝野！權力在手，即使昏庸，大臣百姓也不得不順從；權力旁落，即使聖明，大臣百姓也很有可能不聽話。“無為而治”是從道家思想傳承而來，法家思想的“無為而治”就是說，國君負責權勢，掌控大局，不必事事親力親為，具體的工作得下面的大臣去做，以此也能充分調動群臣的積極性以及發揮他們的能力。
勢治派的核心其實就是，集大權於一身，透過掌握“勢”以達到變法和強國的目的。 反覆研讀慎到思想，深深認為，慎到為中華此後之歷史所忽略，實中華民族之一大損失，亦是中華文明此後落入“集權人治”政治窠臼的主要原因。慎到的“法治”與“人治”之論，“國君應無為而治”之說，“忠臣”與“能臣”之辯，實基於其對春秋戰國政治現實的深刻洞察，並建立在對儒的批評和對法、道的融合基礎之上，是中華歷史中至為偉大之思想建樹。
2.重“術”的申不害，最有心機的法家人物，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的政治哲學家
申不害，鄭國京邑人，戰國時期法家重要創始人之一，以“術”著稱，是“術治派”。公元前375年，南韓滅掉鄭國，遂成為韓人。
此時，各國變法運動風起雲湧，百家爭鳴，不變法就代表落後於別國，有被別國吞併的風險。公元前351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在南韓實施變法。申不害在南韓改革變法，其實也是以慎到的“勢治”為基礎。相韓15年，也使得南韓的勢力確實大幅提升。
申不害主張以法治國，健全法制。申不害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術”，即駕馭大臣的權術；提出“修術行道”“內修政教”的“術”治方略。
申不害首先整頓吏治，加強中央集權制度。申不害加強中央集權的方法就是收回南韓三大強族特權，摧毀城堡，讓財產充其國庫，這樣所有權利都在君主手上，也就不存在什麼國家動盪了。
其次，整肅官吏。“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整頓官吏隊伍，加強對軍隊的考核與監督。然後整肅軍兵，將貴族私有軍隊收編為國家軍隊，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大大提高了南韓軍隊的戰鬥力。最後，土地問題。申不害曾說：“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土，食之本也。’”他鼓勵百姓多種糧食，開墾土地，他還重視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兵器鑄造。《戰國策·韓策一》中就寫到：“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
經過申不害的改革，南韓果然國力強盛，政治穩定。南韓雖處於列強的包圍之中，但是能夠相安無事也是申不害的變法產生的結果。
申不害的“術”對於國君的能力要求就比較高，君主英明有才，國家就會興旺，如果君主昏庸無能，則很有可能天下大亂。所以韓昭侯一死，南韓很快就衰落了。
3.重“法”的商鞅, 法家思想的實踐者李斯
熟悉春秋戰國歷史人都知道，秦國以法家為統治思想，在秦國法家有兩個重要的人物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別是商鞅和李斯。他們兩個有許多共同點，也有許多不同點，而且他們的不同點更為重要，也是決定了他們各自的人生命運。
他們都屬於權臣，是臣子中的翹楚，君王一人之下，百臣萬民之上。有言聽計從之君王寵愛，有一呼百應之屬下奔走，手握權柄，決斷大政；他們都為秦國的富強立下汗馬功勞，都受到君王無比的信任和寵愛，都在新君即位後以謀反罪被清算，一個被車裂，一個被腰斬，慘不忍睹。
商鞅與李斯的不同點也有很多：商鞅決定了秦國的崛起。而李斯見證了秦國的一統六國，為天下統一作出了貢獻。可以說沒有商鞅的變法，就沒有秦國的強大。沒有李斯秦國照樣可以統一六國。他們兩個的性格和志向不同。李斯原本只是一個在看守倉庫的小官。李斯看到這個糧倉的老鼠，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境遇，便決心改變自己的境遇，從而便有了他以後的各種各樣的人生境遇發生。商鞅則不同。，商鞅立志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並沒有從個人的一個利益去考慮。這也就能夠理解商鞅最終以身殉法。而李斯就是更多是為了個人的一個利益而篡改秦始皇的遺囑，進而導致秦國的滅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商鞅是一個為理想而活著的人。李斯，這是一個為個人利益活著的人。看起來似乎李斯是更像是一個小人，一個投機者，不能成為國士。
1.商鞅
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華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商鞅是戰國時期秦國國君秦孝公時期的權臣。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變法，並遷都咸陽，建立縣制行政，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不斷增進農業生產。對外，秦與楚和親，與韓訂約，聯齊、趙攻魏國都城安邑，拓地至洛水以東。自此，國力日強，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的主要措施有：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保甲制度的推行強化了基層地方的治安聯保，不僅保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也使秦國的賦稅、徭役、兵役政策落到了實處；以獎勵耕戰為核心的激勵制度打通了平民通向貴族的通道，取消了舊貴族的世襲特權；以推行縣製為核心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實施，強化了地方行政機構的建設和管理，為之後郡縣制在中國的推行特別是對於國家的統一奠定重要的基礎。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一次變法。不僅推動了秦國社會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轉型，為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奠定了基礎，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討論先秦法家思想，建議以兩部書入手：《韓非子》和《商君書》。《韓非子》的作者是韓非，沒有太大疑問；《商君書》的爭議比較大，但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晚期至秦朝年間，雖說未必為商鞅原著，但確實反映了商鞅及其信徒的思想觀念。韓非和商鞅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前者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後者是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一個實踐者。
2. 李斯
李斯，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李斯是秦始皇統一天下的重要謀劃者，同時又是統一後各種制度的倡導和制定者，在秦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過程中居功至偉。
滅六國統一天下的主張，最早是李斯提出來的。秦王還聽取了他離間各國君臣之計“諸侯名士可以財下者（接受其賄賂），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
秦朝統一天下後的重要舉措，也幾乎都是由李斯建議並完成的。統一天下後，他反對丞相王綰、博士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而贊同實施郡縣制，奠定了日後各朝地方制度的基礎。他向秦始皇建議“書同文字”，以小篆為統一的官方文字；他上奏皇帝統一度量衡，建議廢除六國舊制，把度量衡從混亂不清的狀況下明確統一起來，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許。
法家先驅管仲
早在公元前七世紀左右，管仲為齊國相，提出了“以法治國”的主張，他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法治的信心。他憑藉“以法治國”的治國方略，使齊國大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不僅強調“以法治國”，同時也注意建設道德體系，使法治與道德教化相結合。他以“禮義廉恥”為最基本的道德規範體系，並且上升到關係國家存亡的地位，他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從管仲起，到韓非綜合法家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理論，歷時已數百年。在這期間，法家的思想不斷得到充實和發展，成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法理學。
法家思想的三派
法家思想在戰國時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而法家思想又分為三派。在歷史大劇《大秦帝國》中就有這三派的大佬級代表人物聚首的片段，他們就是以慎到為首的勢治派；以申不害為首的術治派；以商鞅為首的法治派。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勢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雖然法家思想分為 “勢”、“術”、“法”三派，但其實三派都是相輔相成，基礎都是法治，只不過側重點不同而已。
1.重“勢”的慎到，最哲學的法家人物，被歷史淹沒的偉大思想家
慎到（約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5年），史稱慎子，諸子之一。戰國時期趙國邯鄲人。《史記》說他專攻“黃老之術”。齊宣王時曾長期在稷下講學，是稷下學宮中最具有影響的學者之一，是從道家中分出來的法家代表人物，為道法家創始人之一。
慎到於中華民族思想寶庫之貢獻，主要在於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主張“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即百姓、百官聽從於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時必須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權也要集中於君主之手，各級官吏只要“以死守法”，百姓則要“以力役法”。
其二，慎到的法治思想重“勢”和君主的“無為而治”。 在強調法治的基礎上，慎到提出了“勢”的觀點，勢就是權勢、權威。他認為“法”與“勢”是相輔相成。勢是前提，法是手段。慎到認為：“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
其三，一君之忠臣不若一國之能臣。慎到把法治條件下的君主馭人之術總結為兩條：一曰“尚法不尚賢”，二曰“君無事臣有事”。慎到反對“尚賢”而提倡“任能”。慎到堅持“不用忠臣”，不相信那種“空言忠心”的臣子。
著有《慎子》，而現存《慎子》只有七篇，很大一部分都失傳了。主張“勢”和“無為而治”，“勢”就是權勢，作為統治者必須要大權在握，能震懾朝野！權力在手，即使昏庸，大臣百姓也不得不順從；權力旁落，即使聖明，大臣百姓也很有可能不聽話。“無為而治”是從道家思想傳承而來，法家思想的“無為而治”就是說，國君負責權勢，掌控大局，不必事事親力親為，具體的工作得下面的大臣去做，以此也能充分調動群臣的積極性以及發揮他們的能力。
勢治派的核心其實就是，集大權於一身，透過掌握“勢”以達到變法和強國的目的。 反覆研讀慎到思想，深深認為，慎到為中華此後之歷史所忽略，實中華民族之一大損失，亦是中華文明此後落入“集權人治”政治窠臼的主要原因。慎到的“法治”與“人治”之論，“國君應無為而治”之說，“忠臣”與“能臣”之辯，實基於其對春秋戰國政治現實的深刻洞察，並建立在對儒的批評和對法、道的融合基礎之上，是中華歷史中至為偉大之思想建樹。
2.重“術”的申不害，最有心機的法家人物，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的政治哲學家
申不害，鄭國京邑人，戰國時期法家重要創始人之一，以“術”著稱，是“術治派”。公元前375年，南韓滅掉鄭國，遂成為韓人。
此時，各國變法運動風起雲湧，百家爭鳴，不變法就代表落後於別國，有被別國吞併的風險。公元前351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在南韓實施變法。申不害在南韓改革變法，其實也是以慎到的“勢治”為基礎。相韓15年，也使得南韓的勢力確實大幅提升。
申不害主張以法治國，健全法制。申不害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術”，即駕馭大臣的權術；提出“修術行道”“內修政教”的“術”治方略。
申不害首先整頓吏治，加強中央集權制度。申不害加強中央集權的方法就是收回南韓三大強族特權，摧毀城堡，讓財產充其國庫，這樣所有權利都在君主手上，也就不存在什麼國家動盪了。
其次，整肅官吏。“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整頓官吏隊伍，加強對軍隊的考核與監督。然後整肅軍兵，將貴族私有軍隊收編為國家軍隊，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大大提高了南韓軍隊的戰鬥力。最後，土地問題。申不害曾說：“四海之內，六合之間，曰‘奚貴，土，食之本也。’”他鼓勵百姓多種糧食，開墾土地，他還重視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兵器鑄造。《戰國策·韓策一》中就寫到：“天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
經過申不害的改革，南韓果然國力強盛，政治穩定。南韓雖處於列強的包圍之中，但是能夠相安無事也是申不害的變法產生的結果。
申不害的“術”對於國君的能力要求就比較高，君主英明有才，國家就會興旺，如果君主昏庸無能，則很有可能天下大亂。所以韓昭侯一死，南韓很快就衰落了。
3.重“法”的商鞅, 法家思想的實踐者李斯
熟悉春秋戰國歷史人都知道，秦國以法家為統治思想，在秦國法家有兩個重要的人物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分別是商鞅和李斯。他們兩個有許多共同點，也有許多不同點，而且他們的不同點更為重要，也是決定了他們各自的人生命運。
他們都屬於權臣，是臣子中的翹楚，君王一人之下，百臣萬民之上。有言聽計從之君王寵愛，有一呼百應之屬下奔走，手握權柄，決斷大政；他們都為秦國的富強立下汗馬功勞，都受到君王無比的信任和寵愛，都在新君即位後以謀反罪被清算，一個被車裂，一個被腰斬，慘不忍睹。
商鞅與李斯的不同點也有很多：商鞅決定了秦國的崛起。而李斯見證了秦國的一統六國，為天下統一作出了貢獻。可以說沒有商鞅的變法，就沒有秦國的強大。沒有李斯秦國照樣可以統一六國。他們兩個的性格和志向不同。李斯原本只是一個在看守倉庫的小官。李斯看到這個糧倉的老鼠，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境遇，便決心改變自己的境遇，從而便有了他以後的各種各樣的人生境遇發生。商鞅則不同。，商鞅立志實現自己的宏圖大志，並沒有從個人的一個利益去考慮。這也就能夠理解商鞅最終以身殉法。而李斯就是更多是為了個人的一個利益而篡改秦始皇的遺囑，進而導致秦國的滅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商鞅是一個為理想而活著的人。李斯，這是一個為個人利益活著的人。看起來似乎李斯是更像是一個小人，一個投機者，不能成為國士。
1.商鞅
商鞅，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衛華人，衛國國君的後裔，姬姓公孫氏，故又稱衛鞅、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商鞅是戰國時期秦國國君秦孝公時期的權臣。秦孝公重用商鞅實行變法，並遷都咸陽，建立縣制行政，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不斷增進農業生產。對外，秦與楚和親，與韓訂約，聯齊、趙攻魏國都城安邑，拓地至洛水以東。自此，國力日強，為秦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的主要措施有：廢井田，開阡陌，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調動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保甲制度的推行強化了基層地方的治安聯保，不僅保證了社會秩序的穩定，也使秦國的賦稅、徭役、兵役政策落到了實處；以獎勵耕戰為核心的激勵制度打通了平民通向貴族的通道，取消了舊貴族的世襲特權；以推行縣製為核心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實施，強化了地方行政機構的建設和管理，為之後郡縣制在中國的推行特別是對於國家的統一奠定重要的基礎。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最徹底的一次變法。不僅推動了秦國社會的發展，而且推動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轉型，為秦始皇建立大一統帝國奠定了基礎，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討論先秦法家思想，建議以兩部書入手：《韓非子》和《商君書》。《韓非子》的作者是韓非，沒有太大疑問；《商君書》的爭議比較大，但一般認為成書於戰國晚期至秦朝年間，雖說未必為商鞅原著，但確實反映了商鞅及其信徒的思想觀念。韓非和商鞅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前者是法家理論的集大成者，後者是法家思想最重要的一個實踐者。
2. 李斯
李斯，戰國末期楚國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和書法家。李斯是秦始皇統一天下的重要謀劃者，同時又是統一後各種制度的倡導和制定者，在秦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過程中居功至偉。
滅六國統一天下的主張，最早是李斯提出來的。秦王還聽取了他離間各國君臣之計“諸侯名士可以財下者（接受其賄賂），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
秦朝統一天下後的重要舉措，也幾乎都是由李斯建議並完成的。統一天下後，他反對丞相王綰、博士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而贊同實施郡縣制，奠定了日後各朝地方制度的基礎。他向秦始皇建議“書同文字”，以小篆為統一的官方文字；他上奏皇帝統一度量衡，建議廢除六國舊制，把度量衡從混亂不清的狀況下明確統一起來，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