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主要成就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創作涉及小說、散文、劇本評論，其中以小說成就最高。張愛玲小說超越了她所處的時代。她的小說無論是選材、立意，還是人物塑造、敘事結構和語言技巧無不顯現出個人的特色，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說無論是超越雅俗，還是對邊緣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寫，都是20世紀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無法比擬的。因此她的小說不能歸於任何一個小說流派，而是個獨特的存在，為中國小說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張愛玲貢獻了一批文學精品，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在中國小說史具有座標的價值。其小說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和女性文學的新天地
張愛玲的小說，與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為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徵。20世紀40年代的張愛玲遠離抗日救國的主流話語，把眼光投向了“婚姻、愛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處境——一個充滿女性氣息的世界”。其小說集《傳奇》刻畫了一大群真實地生存於男權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國現代女性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像張愛玲一樣，從女性本體出發，懷著對經濟和精神上缺乏獨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關注，孜孜於女性悲慘命運的寫作，透過對一系列女性殊途同歸的可悲命運的描寫，既揭示了男權社會制度、傳統文化及習俗對女性的摧殘，更將筆觸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從女人原罪意識出發，對女性自身的人格弱點進行了思索與批判，開啟女性批判立場。
張愛玲小說摒棄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對男權社會單一的控訴，而是“讓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繹，呈現其矛盾、壓抑、自我衝突以致醜怪畸形的深層面貌”。小說敘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說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識的女性如白流蘇、敦鳳等，無知識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們考慮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狀態和喜怒哀樂，幾乎都把婚姻當作了自己的職業和獲取金錢、物質的籌碼，全然沒有女性的自我尊嚴和獨立人格，甚至不自覺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著施害於人的角色。張愛玲認為，外在的社會因素對女性的禁錮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狀態和悲劇命運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女性心靈深處的自私、軟弱和奴性意識。人的悲劇性命運不僅存在於外界的威脅，更存在於人的本性中，人類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這就使張愛玲小說由對女性悲劇命運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對更具普遍意義的人性、人生、命運、歷史的感悟與思考。
張愛玲小說對女性內心陰暗面進行了極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說：“女人縱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裡面卻有一點‘地母’的根芽。”“女人地母般根芽”的偉大使她能夠寬恕女人的一切。這就避免了對女性進行一般化的描寫，而進入到更高層次的理性思考層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創作達到一個新高峰，從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張愛玲還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來審視女性問題，這一獨特觀察視角的選取，使女性寫作文字空間中的文化意蘊得以彰顯，為中國女性文學打開了一方新的天地，並對後來的女性文學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意義。
二、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
張愛玲的創作巔峰期主要是20世紀的40年代，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個特定的時代，形成了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並存的局面。在“孤島”上海，作家們面臨著“言”與“不言”的雙重壓力，於是在政治和風月之外，將目光轉向寫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張愛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擺脫主流文學的影響，用自己的傳奇故事營造出一個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關懷的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於是，張愛玲非常重視繼承寫實小說的傳統，摒棄了寫實小說中常見的因果報應和教化宣傳對小說形式的禁錮，以平淡、自然、真實的筆觸摹畫生活。
張愛玲早期的小說集《傳奇》皆有所本，後來的小說更是尊重真人實事。其小說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寫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間習俗為特色，以對兩性關係、婚戀關係和日常生活的講述為敘事重點，並注重傳達出蒼涼的生命體驗，展示了一幅幅鮮明生動的上海普通市民階層的風俗畫。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突出為兩類市民形象：一類是生活在大宅院裡，在賭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靜待歷史淘汰的遺老遺少；另一類是生長在街頭裡巷，在繁瑣的世俗生活中尋求安穩卻屢遭磨難的小奸小壞的小市民。他們是軟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卻是這個時代最廣大的負荷者，在他們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學真實可信的基礎。
張愛玲認為，真實是一切藝術創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傾城之戀》裡，從腐舊的家庭裡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範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在張愛玲看來，作者並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來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應該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邏輯和心理軌跡去創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脫離、違背生活的真實。香港之戰雖然使白流蘇和範柳原多少有了些變化，但如果硬要給他們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藝術創作上的敗筆。
三、形成了與眾不同的藝術風格
一位批評家說過：“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風格的卓爾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說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風格，更是一種難得的殊榮。張愛玲擁有這樣的榮譽，她的作品被人們稱為‘張愛玲體’。”的確，張愛玲的成功，不僅在於她筆下獨特的“傳奇”故事，還在於她獨特的小說藝術。
張愛玲是人物刻畫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變態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對兩性心理刻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動作、言語、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進展，體現了作者對人物豐富複雜內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種社會根源，使小說具有一定的社會深度。小說的敘事方式採用傳統的全知視角，並利用反諷和參差對照的寫法構成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在時空設定、故事情節、人物活動等方面的結構安排上獨具匠心，使小說呈現出色彩紛繁的面目和悲憫蒼涼的美學基調，將讀者一步步引進作者營造的蒼涼世界裡去。小說意象的營造豐富而傳神，她善於將聲音、氣味、色彩等感官調動起來，具有鮮明的視角性和立體感。小說的語言風格也別具一格，詞語既典雅又通俗，既豔麗又靈透，造語新奇，“通感”手法運用得當，藝術感覺異常敏銳精微。
四、對中國文學史的獨特的貢獻
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以其《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在那個“低氣壓的時代”的上海文壇引起一片譁然。可以不把她稱之為文學大師，但誰也不能否認張愛玲小說繼承傳統又能超越傳統，在小說表現技巧的運用上大膽創新，取得了一定意義上的突破，形成了“說書人的構思、冷靜的敘述心態、參差對照的寫實手法、感覺外化的心理描寫、突出的個性化的直覺意象以及蒼涼的美學意境共同組成了獨一無二的張愛玲文體”。這一文體對人們的創作起著一定的文字示範作用，這是她對現代小說的最大貢獻。
張愛玲信奉經典作家的“文學是人學”的創作理念，並不斷實踐。當對人的本性和命運的關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時候，張愛玲的小說卻充分展現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慾望和生存困境。也許正因如此，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散文
張愛玲的散文成就也很突出。在張愛玲的散文裡，她成功地將感性與理性，具體的當下的人生體驗與深刻的哲理思考融於一體。一方面，她的散文講究世俗情趣，實實在在而又心懷憧憬地透視現實人生，談自己的經歷，所見所聞，如童年生活、都市生活、男女飲食、生活起居等等，但張愛玲並不過多地迷醉在生活的淺表層面，而是對生活做更深一層的挖掘，對上述的生活現象、文化現象進行細緻的感悟、思考，進而闡釋自己對人生的深刻見解，從而使她的散文在情趣之中又帶上了理性思辨色彩。
事實上，張愛玲如此不厭其煩地描寫人間生活的瑣瑣碎碎的人生體驗，點點滴滴的人間快樂，正是因為這一切具體的物質生活才是“安穩的人生”的本質，它使生活顯得更為真實。張愛玲清醒地悟到了人生的真諦，因而她把世俗的生活寫得情趣盎然。
剖析戰亂中的人性是張愛玲散文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張愛玲對人性的看法是偏向於惡的，她更多地描寫了現世生活中鮮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體驗，並毫不隱瞞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無情。對張愛玲而言，她生於亂世，長於亂世，從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與溫暖，所以她總有無家可歸之感。她把這種感覺以理性觀念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自己的散文文字之中，然而張愛玲並沒有大肆的直接描寫這種精神上的荒涼之感，而是更多地或熱情或冷峻地描寫了她所體的種種感性的家，藉此給讀者意味深長的啟示。在張愛玲看似隨意的散文藝術世界裡，不斷地有她對那個時代的人生、人性、文明的真知灼見閃現出來，於是，情、趣、理三者的水乳交融構成了張愛玲散文的藝術境界。
張愛玲散文所體現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藝術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運用的獨特藝術手段分不開。首先，在文體上，她採用了議論小品文的文體。其次，在語言的運用上，她採用的是形象的敘事語言和精警的議論語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個藝術手段就是採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將人物、景物或心情傳達得精緻、細膩、形象可愛，充滿著藝術的韻味和精緻。
張愛玲的主要成就
張愛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具魅力的作家，她一生的創作涉及小說、散文、劇本評論，其中以小說成就最高。張愛玲小說超越了她所處的時代。她的小說無論是選材、立意，還是人物塑造、敘事結構和語言技巧無不顯現出個人的特色，取得了較為突出的成就；她的小說無論是超越雅俗，還是對邊緣化小人物的深入描寫，都是20世紀40年代的其他任何作家無法比擬的。因此她的小說不能歸於任何一個小說流派，而是個獨特的存在，為中國小說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張愛玲貢獻了一批文學精品，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在中國小說史具有座標的價值。其小說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和女性文學的新天地
張愛玲的小說，與丁玲、冰心等女性作家的作品相比，具有更為鮮明的女性主義特徵。20世紀40年代的張愛玲遠離抗日救國的主流話語，把眼光投向了“婚姻、愛情、家庭、女人的挫折、女人的處境——一個充滿女性氣息的世界”。其小說集《傳奇》刻畫了一大群真實地生存於男權文化之下的女性群像。在中國現代女性作家中，沒有一個人像張愛玲一樣，從女性本體出發，懷著對經濟和精神上缺乏獨立自主女性的深切同情和關注，孜孜於女性悲慘命運的寫作，透過對一系列女性殊途同歸的可悲命運的描寫，既揭示了男權社會制度、傳統文化及習俗對女性的摧殘，更將筆觸深入到女性精神世界，從女人原罪意識出發，對女性自身的人格弱點進行了思索與批判，開啟女性批判立場。
張愛玲小說摒棄了“五四”作品中女性對男權社會單一的控訴，而是“讓女性在自己的位置上自演自繹，呈現其矛盾、壓抑、自我衝突以致醜怪畸形的深層面貌”。小說敘事的主要聚焦者都是女性，其小說中的女人居住在上海或香港，有知識的女性如白流蘇、敦鳳等，無知識的如曹七巧、霓喜等。她們考慮的只是自己的生存狀態和喜怒哀樂，幾乎都把婚姻當作了自己的職業和獲取金錢、物質的籌碼，全然沒有女性的自我尊嚴和獨立人格，甚至不自覺地替代男性在家庭中扮演著施害於人的角色。張愛玲認為，外在的社會因素對女性的禁錮固然是造成女性生存狀態和悲劇命運的主要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女性心靈深處的自私、軟弱和奴性意識。人的悲劇性命運不僅存在於外界的威脅，更存在於人的本性中，人類最大的敵人往往是自己。這就使張愛玲小說由對女性悲劇命運成因的剖析，而上升到了對更具普遍意義的人性、人生、命運、歷史的感悟與思考。
張愛玲小說對女性內心陰暗面進行了極其深刻的批判，但其批判又留有情面。正如她自己所說：“女人縱有千般不是，女人的精神裡面卻有一點‘地母’的根芽。”“女人地母般根芽”的偉大使她能夠寬恕女人的一切。這就避免了對女性進行一般化的描寫，而進入到更高層次的理性思考層面，使女性心理批判創作達到一個新高峰，從而拓展了女性批判新視野。張愛玲還能站在凡俗女性的角度來審視女性問題，這一獨特觀察視角的選取，使女性寫作文字空間中的文化意蘊得以彰顯，為中國女性文學打開了一方新的天地，並對後來的女性文學具有不可忽視的啟迪意義。
二、創造了寫實小說的新高
張愛玲的創作巔峰期主要是20世紀的40年代，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個特定的時代，形成了國統區文學、解放區文學和淪陷區文學並存的局面。在“孤島”上海，作家們面臨著“言”與“不言”的雙重壓力，於是在政治和風月之外，將目光轉向寫普通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張愛玲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突兀而出，她擺脫主流文學的影響，用自己的傳奇故事營造出一個政治之外的生活天地，把關懷的焦點放在普通人身上。於是，張愛玲非常重視繼承寫實小說的傳統，摒棄了寫實小說中常見的因果報應和教化宣傳對小說形式的禁錮，以平淡、自然、真實的筆觸摹畫生活。
張愛玲早期的小說集《傳奇》皆有所本，後來的小說更是尊重真人實事。其小說以現實生活為題材，寫現實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反映大都市的民間習俗為特色，以對兩性關係、婚戀關係和日常生活的講述為敘事重點，並注重傳達出蒼涼的生命體驗，展示了一幅幅鮮明生動的上海普通市民階層的風俗畫。小說所表現的人物突出為兩類市民形象：一類是生活在大宅院裡，在賭博、玩歌女的生活中靜待歷史淘汰的遺老遺少；另一類是生長在街頭裡巷，在繁瑣的世俗生活中尋求安穩卻屢遭磨難的小奸小壞的小市民。他們是軟弱的凡人，不是英雄，但卻是這個時代最廣大的負荷者，在他們日常平庸的生活中，才能把握人生的“生趣”，建立文學真實可信的基礎。
張愛玲認為，真實是一切藝術創造的生命。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寫道：“《傾城之戀》裡，從腐舊的家庭裡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為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範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在張愛玲看來，作者並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來任意支配和塑造人物，應該按照人物本身的性格邏輯和心理軌跡去創造人物。人物性格的形成和發展都不能脫離、違背生活的真實。香港之戰雖然使白流蘇和範柳原多少有了些變化，但如果硬要給他們戴上“革命”的帽子，恐怕就成了藝術創作上的敗筆。
三、形成了與眾不同的藝術風格
一位批評家說過：“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風格的卓爾不群的存在是其作品生命力的最有力的說明。而以作者的名字名其風格，更是一種難得的殊榮。張愛玲擁有這樣的榮譽，她的作品被人們稱為‘張愛玲體’。”的確，張愛玲的成功，不僅在於她筆下獨特的“傳奇”故事，還在於她獨特的小說藝術。
張愛玲是人物刻畫的巧匠，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變態人物形象和各色人物，尤其是對兩性心理刻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她利用暗示，把動作、言語、心理三者打成一片，由此反映出人物心理的進展，體現了作者對人物豐富複雜內心的深切理解，揭示出某種社會根源，使小說具有一定的社會深度。小說的敘事方式採用傳統的全知視角，並利用反諷和參差對照的寫法構成其獨特的敘事風格，在時空設定、故事情節、人物活動等方面的結構安排上獨具匠心，使小說呈現出色彩紛繁的面目和悲憫蒼涼的美學基調，將讀者一步步引進作者營造的蒼涼世界裡去。小說意象的營造豐富而傳神，她善於將聲音、氣味、色彩等感官調動起來，具有鮮明的視角性和立體感。小說的語言風格也別具一格，詞語既典雅又通俗，既豔麗又靈透，造語新奇，“通感”手法運用得當，藝術感覺異常敏銳精微。
四、對中國文學史的獨特的貢獻
20世紀40年代，張愛玲以其《金鎖記》《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在那個“低氣壓的時代”的上海文壇引起一片譁然。可以不把她稱之為文學大師，但誰也不能否認張愛玲小說繼承傳統又能超越傳統，在小說表現技巧的運用上大膽創新，取得了一定意義上的突破，形成了“說書人的構思、冷靜的敘述心態、參差對照的寫實手法、感覺外化的心理描寫、突出的個性化的直覺意象以及蒼涼的美學意境共同組成了獨一無二的張愛玲文體”。這一文體對人們的創作起著一定的文字示範作用，這是她對現代小說的最大貢獻。
張愛玲信奉經典作家的“文學是人學”的創作理念，並不斷實踐。當對人的本性和命運的關注被很多人忽略的時候，張愛玲的小說卻充分展現了日常生活中人的慾望和生存困境。也許正因如此，張愛玲的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據了一個獨特的位置。
散文
張愛玲的散文成就也很突出。在張愛玲的散文裡，她成功地將感性與理性，具體的當下的人生體驗與深刻的哲理思考融於一體。一方面，她的散文講究世俗情趣，實實在在而又心懷憧憬地透視現實人生，談自己的經歷，所見所聞，如童年生活、都市生活、男女飲食、生活起居等等，但張愛玲並不過多地迷醉在生活的淺表層面，而是對生活做更深一層的挖掘，對上述的生活現象、文化現象進行細緻的感悟、思考，進而闡釋自己對人生的深刻見解，從而使她的散文在情趣之中又帶上了理性思辨色彩。
事實上，張愛玲如此不厭其煩地描寫人間生活的瑣瑣碎碎的人生體驗，點點滴滴的人間快樂，正是因為這一切具體的物質生活才是“安穩的人生”的本質，它使生活顯得更為真實。張愛玲清醒地悟到了人生的真諦，因而她把世俗的生活寫得情趣盎然。
剖析戰亂中的人性是張愛玲散文的又一個重要內容。張愛玲對人性的看法是偏向於惡的，她更多地描寫了現世生活中鮮活的人性世界和人性體驗，並毫不隱瞞地坦露了自己的冷漠無情。對張愛玲而言，她生於亂世，長於亂世，從小失去了正常的家庭與溫暖，所以她總有無家可歸之感。她把這種感覺以理性觀念的方式直接注入到自己的散文文字之中，然而張愛玲並沒有大肆的直接描寫這種精神上的荒涼之感，而是更多地或熱情或冷峻地描寫了她所體的種種感性的家，藉此給讀者意味深長的啟示。在張愛玲看似隨意的散文藝術世界裡，不斷地有她對那個時代的人生、人性、文明的真知灼見閃現出來，於是，情、趣、理三者的水乳交融構成了張愛玲散文的藝術境界。
張愛玲散文所體現出的情、趣、理水乳交融的藝術境界，同她在散文中所運用的獨特藝術手段分不開。首先，在文體上，她採用了議論小品文的文體。其次，在語言的運用上，她採用的是形象的敘事語言和精警的議論語言交替的使用。在散文中，她常用的一個藝術手段就是採用一些物化的意象將人物、景物或心情傳達得精緻、細膩、形象可愛，充滿著藝術的韻味和精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