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滅庸後，庸人逃至湘西北，在境內溪河定居，懷念故國，遂將溪名命為“大庸溪”。因此，竹山、竹溪一帶也稱“上庸”，張家界市（原大庸市）一帶稱為“下庸”。
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析漢中郡置上庸郡，屬荊州，治所在上庸縣（今湖北竹山縣西南四十里渚水北岸），上庸郡轄北巫、安樂、武陵、安富、微陽5縣。
220年(建安二十五年即曹丕黃初元年)，孟達降魏，襲劉封，劉封逃回蜀國，魏合併房陵、上庸、西城3郡為新城郡。
228年(太和二年) 魏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3縣為上庸郡，治上庸。
230年(太和四年)，撤上庸郡併入錫郡。
237年(景初元年)，分魏興郡之微陽縣和錫郡之安富、上庸2縣併為上庸郡。嘉平年間又撤上庸郡，至259年(甘露四年)復置。
265年(武帝泰始元年)，上庸郡轄上庸、富安、微陽、上康、武陵5縣，屬荊州。轄境約當今湖北竹山、竹溪二縣及十堰市與陝西平利、鎮坪二縣地.
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上庸郡轄上庸、北巫、富安、微 陽、武陵、新安、吉陽7縣，屬梁州。
484年(齊武帝永明二年)，上庸郡轄上庸、武陵、齊安、北巫、上廉、新豐、新安、吉陽8縣。
503年(梁武帝天監二年)，改稱上庸郡為新豐郡。
598年(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廢郡。
歷史文化沿革
庸人自擾、庸庸碌碌、平庸無為……庸，在今天已經成了一個含貶義的字，庸人，則是一群沒有才幹、沒有理想、沒有智慧的人的代稱。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上古時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個以“庸”為名的國家。庸國這個古國，在歷史上並不平庸。
盛極一時的庸國
古庸國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發祥地，與黃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樣，同是中華文化之搖籃。在輝煌文明的推動下，古庸國曾經盛極一時。
庸國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國及巴國還大，與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國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時，最大的宗姬國不過百里，小者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時只有一個趙城，周早期的巴國疆土限於四川的東、北部及重慶的東、西、北部，楚國疆土限於江漢平原至鄂東、南及湖南北部一帶。而古庸國，則是一個橫跨長江至漢水這樣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國。
以前，人們對庸國不是很瞭解，以為庸國是楚國的附屬國。實際上，庸國包括麇（jūn）、儵（shū）、魚、夔等附屬小國，其東部含古麇屬地，東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張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縣，今巴東、興山、秭歸、建始等縣，是古代夔國的領地，當然也是庸國所屬。歷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歸人，其先祖就是庸國的一位國君伯庸。
事實上，商湯至周早期的庸國疆土還應包括現今的荊州市及荊門市的南部到今鍾祥一帶。楚國國都原本在丹陽（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說的楚國都城郢（現荊州市北紀南城），原本應為庸國所屬，後被楚國侵佔。
庸國的南部包括今天重慶的東北地區，含萬州、開縣、梁平以北各縣。《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四川首州府，周庸國地……四川大寧、奉節、雲陽、萬縣、開縣、梁山（今重慶梁平）皆其地也。”
庸國的西部應包含現今的陝西省漢中市大部分屬地。《華陽國志·漢中志》說：“（漢中）本附庸國，屬蜀。”也就是說，漢中原本是庸國屬地。
庸國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鄖西縣、陝西旬陽縣及商洛東部。鄖西縣古稱上津縣，隸屬金州（今安康市）。《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都說，金州“於周為庸國之地。”在史書的記載中，陝西商洛一帶在夏商時期的歸屬並不明瞭。大概其東部部分地區也屬於庸地。據《魏書》記載：“皇興四年置東上洛，永平四年改為上庸郡。轄商、豐陽二縣。”上庸郡就是商洛東部丹鳳、商南、山陽一帶。名為庸郡，可能與曾經是庸國屬地有直接的關係。
庸國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這樣大的一個獨立古老國家，被誤解成楚國的附屬，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廣大的庸國並非是徒有其表，其國力也非常強大，地位、聲望都很高。
庸國在商朝時期，是群蠻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歸集在庸國的麾下。這與庸國在當時的政治、軍事實力、威望是分不開的。庸國在春秋時期稱雄於楚、巴、秦之間，曾打敗楚國幾次入侵，以至於給楚國造成遷都的威脅。最後的庸楚之戰，楚如果不聯合巴、秦，單靠某一個諸侯國想滅掉庸國，幾乎是不可能的。
庸國不僅國力強大，其爵位也很高。《禮記．王制》說：“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儀禮》說：“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庸國國君世代為侯伯，其他諸侯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周時分封制度是嚴格的，非伯者不能稱其為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給其封號，“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庸即為伯，說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證明庸國的強盛。
庸國大事記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紂時，周武王聯合西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族和方國，進攻商國。庸國名列於八國之首。
公元前611年（楚莊王三年），庸國趁楚國鬧饑荒之際興師進攻。楚莊王聯合秦國、巴國反攻，滅亡庸國。
階段敘述
史記中南蠻領袖時期
（神農時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為漢水流域文化宗師開創了南方文化新的繁榮時代。考古發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嶺——淮河以南就已經廣泛種植稻穀。稻穀的種植大大解放了勞動力，使人們有空閒從事娛樂，文藝就得到發展。那時的文藝以巫術治病走向巫舞儺戲的祈天娛人，因此出現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質地的裝飾品和巖畫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稱為“庸人”，其地方稱為“上庸”。上庸得名於女媧摶土造人、煉石補天的典故，因摶土、煉石，那座稱為“天梯”的靈山之巔被削平，《地名志》說：“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補天之梯也，在今竹山縣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來固然神奇，但能夠懂得這個名詞所象徵的文化學底蘊的人也許不多。眾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華文化的真諦。孔子哲學的根底正深植於“中庸”二字裡。中庸不是折中主義，不是庸人消極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極必反的深層真諦後採取的最佳生活態度，即“抱中守一”而臻於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不善不惡的解脫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趨昇華的一條捷徑，是人類智慧峰頂上的燦然常開的一朵雪蓮。惟有中庸，才能實現天人合一、和合通變、直人大樂的永恆幸福。堵河人大音稀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雖然居於文明的峰頂之上，仍然守著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脫，數千年如一日，冷眼看歷史滄桑變幻，一如既往地守候著這方創世的聖地，這塊流浪者們最初的旅行驛站。居上而庸，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詞義上的大智慧。
據王國維對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遷徙者>；記敘：堵河流域的上庸，堯時是其長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發明圍棋，與父帝堯戰于丹水之浦。“堯時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圍棋，無疑進一步開啟了民智：反叛和聰穎。
在夏商時代，庸人有一些獨特的文化風采，比如：因善於鑄造青銅器被稱為“鏞人”，據說商代的許多鼎器、大鐘都是庸人的傑作；因善於築城建房而被稱為“墉人”，史載公元前1059年，周請庸人築都於洛邑，今竹山縣文豐鄉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遺址的城牆歷經三千餘年風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築藝術的確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稱的最早飲茶的先民，“茶風源於巴山楚水間”。然而最為世人稱道的是庸人的軍事藝術水平，“惟庸人善戰，秦楚不敵也”（《古代戰事考》）。
商代，庸為侯國。定都於竹山城東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誌》載：“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載：“方城天險之保障”。《民俗博覽》載：“庸人好巫，端公療疾，其效神驗，乃上古遺風也”。在商代崇尚巫風祭祀的時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張揚。
至周代，庸國因率群蠻伐紂有大功被封子國。《尚書》說：“武王興兵伐紂，庸率盧、彭、濮等八國以兵相從。”滅商之後，庸國作為南方群蠻的領袖以軍事實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為佔有今陝西的山陽、鎮安、柞水、安康、漢陽、紫陽、嵐皋、平利、鎮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節，湖北的竹山、竹溪、房縣、神農架、興山、姊歸、巴東等縣，即整個秦巴山區的大部為庸之轄屬。國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時代，庸國與楚國抗衡，東威攝楚國的崛起，西牽制秦國的擴張。庸人主要的敵人是楚國。楚國後於庸而崛起，有代庸而為“百濮之長”的態勢。
公元前611年，楚國遇上嚴重災荒，餓死不少百姓，楚莊王在韜光養晦“三年不鳴、不飛”。楚之四鄰乘其危難群起攻楚。庸國國君遂起兵東進，並率領南蠻附庸各國的軍隊會聚到選（今枝江）大舉伐楚。楚國危在旦夕。
楚莊王火Superb使者聯合巴國、秦國從腹背攻打庸國。公元前611年，楚與秦、巴三國聯軍大舉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為三國所滅。實現了“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壯志。
梁啟超在評價庸國亡時說：“楚莊即位三年，聯秦、巴之師滅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為楚病，巴服而庸滅，楚無內憂，得以全力爭中原。”更為重要的是楚人兼併上庸國後吸收了庸先進文化國力大增，據考證，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為楚文化的先河。
庸國佔有逐鹿中原而問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窺中原之虛而入之，實在是“庸人自擾”。究其原因是：庸華人背離了地域傳統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變”的內在精神，過份張揚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機。然而，庸國的滅亡是上層貴族勢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潰滅，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動盪中吸取異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隱逸中儲存下來。自此，堵河以古巫養生為特質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臺而隱居於民俗之中綿延下去。
楚滅庸後，庸人逃至湘西北，在境內溪河定居，懷念故國，遂將溪名命為“大庸溪”。因此，竹山、竹溪一帶也稱“上庸”，張家界市（原大庸市）一帶稱為“下庸”。
東漢建安二十年（215年）析漢中郡置上庸郡，屬荊州，治所在上庸縣（今湖北竹山縣西南四十里渚水北岸），上庸郡轄北巫、安樂、武陵、安富、微陽5縣。
220年(建安二十五年即曹丕黃初元年)，孟達降魏，襲劉封，劉封逃回蜀國，魏合併房陵、上庸、西城3郡為新城郡。
228年(太和二年) 魏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3縣為上庸郡，治上庸。
230年(太和四年)，撤上庸郡併入錫郡。
237年(景初元年)，分魏興郡之微陽縣和錫郡之安富、上庸2縣併為上庸郡。嘉平年間又撤上庸郡，至259年(甘露四年)復置。
265年(武帝泰始元年)，上庸郡轄上庸、富安、微陽、上康、武陵5縣，屬荊州。轄境約當今湖北竹山、竹溪二縣及十堰市與陝西平利、鎮坪二縣地.
421年(宋武帝永初二年)，上庸郡轄上庸、北巫、富安、微 陽、武陵、新安、吉陽7縣，屬梁州。
484年(齊武帝永明二年)，上庸郡轄上庸、武陵、齊安、北巫、上廉、新豐、新安、吉陽8縣。
503年(梁武帝天監二年)，改稱上庸郡為新豐郡。
598年(隋文帝開皇十八年)，廢郡。
歷史文化沿革
庸人自擾、庸庸碌碌、平庸無為……庸，在今天已經成了一個含貶義的字，庸人，則是一群沒有才幹、沒有理想、沒有智慧的人的代稱。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上古時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個以“庸”為名的國家。庸國這個古國，在歷史上並不平庸。
盛極一時的庸國
古庸國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發祥地，與黃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樣，同是中華文化之搖籃。在輝煌文明的推動下，古庸國曾經盛極一時。
庸國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國及巴國還大，與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國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時，最大的宗姬國不過百里，小者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時只有一個趙城，周早期的巴國疆土限於四川的東、北部及重慶的東、西、北部，楚國疆土限於江漢平原至鄂東、南及湖南北部一帶。而古庸國，則是一個橫跨長江至漢水這樣一個地域遼闊的大國。
以前，人們對庸國不是很瞭解，以為庸國是楚國的附屬國。實際上，庸國包括麇（jūn）、儵（shū）、魚、夔等附屬小國，其東部含古麇屬地，東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張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縣，今巴東、興山、秭歸、建始等縣，是古代夔國的領地，當然也是庸國所屬。歷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歸人，其先祖就是庸國的一位國君伯庸。
事實上，商湯至周早期的庸國疆土還應包括現今的荊州市及荊門市的南部到今鍾祥一帶。楚國國都原本在丹陽（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說的楚國都城郢（現荊州市北紀南城），原本應為庸國所屬，後被楚國侵佔。
庸國的南部包括今天重慶的東北地區，含萬州、開縣、梁平以北各縣。《讀史方輿紀要》記載：“四川首州府，周庸國地……四川大寧、奉節、雲陽、萬縣、開縣、梁山（今重慶梁平）皆其地也。”
庸國的西部應包含現今的陝西省漢中市大部分屬地。《華陽國志·漢中志》說：“（漢中）本附庸國，屬蜀。”也就是說，漢中原本是庸國屬地。
庸國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鄖西縣、陝西旬陽縣及商洛東部。鄖西縣古稱上津縣，隸屬金州（今安康市）。《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都說，金州“於周為庸國之地。”在史書的記載中，陝西商洛一帶在夏商時期的歸屬並不明瞭。大概其東部部分地區也屬於庸地。據《魏書》記載：“皇興四年置東上洛，永平四年改為上庸郡。轄商、豐陽二縣。”上庸郡就是商洛東部丹鳳、商南、山陽一帶。名為庸郡，可能與曾經是庸國屬地有直接的關係。
庸國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這樣大的一個獨立古老國家，被誤解成楚國的附屬，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廣大的庸國並非是徒有其表，其國力也非常強大，地位、聲望都很高。
庸國在商朝時期，是群蠻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歸集在庸國的麾下。這與庸國在當時的政治、軍事實力、威望是分不開的。庸國在春秋時期稱雄於楚、巴、秦之間，曾打敗楚國幾次入侵，以至於給楚國造成遷都的威脅。最後的庸楚之戰，楚如果不聯合巴、秦，單靠某一個諸侯國想滅掉庸國，幾乎是不可能的。
庸國不僅國力強大，其爵位也很高。《禮記．王制》說：“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儀禮》說：“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庸國國君世代為侯伯，其他諸侯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周時分封制度是嚴格的，非伯者不能稱其為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給其封號，“欲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庸即為伯，說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證明庸國的強盛。
庸國大事記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紂時，周武王聯合西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族和方國，進攻商國。庸國名列於八國之首。
公元前611年（楚莊王三年），庸國趁楚國鬧饑荒之際興師進攻。楚莊王聯合秦國、巴國反攻，滅亡庸國。
階段敘述
史記中南蠻領袖時期
（神農時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為漢水流域文化宗師開創了南方文化新的繁榮時代。考古發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嶺——淮河以南就已經廣泛種植稻穀。稻穀的種植大大解放了勞動力，使人們有空閒從事娛樂，文藝就得到發展。那時的文藝以巫術治病走向巫舞儺戲的祈天娛人，因此出現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質地的裝飾品和巖畫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稱為“庸人”，其地方稱為“上庸”。上庸得名於女媧摶土造人、煉石補天的典故，因摶土、煉石，那座稱為“天梯”的靈山之巔被削平，《地名志》說：“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補天之梯也，在今竹山縣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來固然神奇，但能夠懂得這個名詞所象徵的文化學底蘊的人也許不多。眾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華文化的真諦。孔子哲學的根底正深植於“中庸”二字裡。中庸不是折中主義，不是庸人消極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極必反的深層真諦後採取的最佳生活態度，即“抱中守一”而臻於不增不減、不垢不淨、不生不滅、不善不惡的解脫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趨昇華的一條捷徑，是人類智慧峰頂上的燦然常開的一朵雪蓮。惟有中庸，才能實現天人合一、和合通變、直人大樂的永恆幸福。堵河人大音稀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雖然居於文明的峰頂之上，仍然守著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脫，數千年如一日，冷眼看歷史滄桑變幻，一如既往地守候著這方創世的聖地，這塊流浪者們最初的旅行驛站。居上而庸，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詞義上的大智慧。
據王國維對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遷徙者>；記敘：堵河流域的上庸，堯時是其長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發明圍棋，與父帝堯戰于丹水之浦。“堯時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圍棋，無疑進一步開啟了民智：反叛和聰穎。
在夏商時代，庸人有一些獨特的文化風采，比如：因善於鑄造青銅器被稱為“鏞人”，據說商代的許多鼎器、大鐘都是庸人的傑作；因善於築城建房而被稱為“墉人”，史載公元前1059年，周請庸人築都於洛邑，今竹山縣文豐鄉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遺址的城牆歷經三千餘年風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築藝術的確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稱的最早飲茶的先民，“茶風源於巴山楚水間”。然而最為世人稱道的是庸人的軍事藝術水平，“惟庸人善戰，秦楚不敵也”（《古代戰事考》）。
商代，庸為侯國。定都於竹山城東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誌》載：“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載：“方城天險之保障”。《民俗博覽》載：“庸人好巫，端公療疾，其效神驗，乃上古遺風也”。在商代崇尚巫風祭祀的時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張揚。
至周代，庸國因率群蠻伐紂有大功被封子國。《尚書》說：“武王興兵伐紂，庸率盧、彭、濮等八國以兵相從。”滅商之後，庸國作為南方群蠻的領袖以軍事實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為佔有今陝西的山陽、鎮安、柞水、安康、漢陽、紫陽、嵐皋、平利、鎮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節，湖北的竹山、竹溪、房縣、神農架、興山、姊歸、巴東等縣，即整個秦巴山區的大部為庸之轄屬。國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時代，庸國與楚國抗衡，東威攝楚國的崛起，西牽制秦國的擴張。庸人主要的敵人是楚國。楚國後於庸而崛起，有代庸而為“百濮之長”的態勢。
公元前611年，楚國遇上嚴重災荒，餓死不少百姓，楚莊王在韜光養晦“三年不鳴、不飛”。楚之四鄰乘其危難群起攻楚。庸國國君遂起兵東進，並率領南蠻附庸各國的軍隊會聚到選（今枝江）大舉伐楚。楚國危在旦夕。
楚莊王火Superb使者聯合巴國、秦國從腹背攻打庸國。公元前611年，楚與秦、巴三國聯軍大舉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為三國所滅。實現了“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壯志。
梁啟超在評價庸國亡時說：“楚莊即位三年，聯秦、巴之師滅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為楚病，巴服而庸滅，楚無內憂，得以全力爭中原。”更為重要的是楚人兼併上庸國後吸收了庸先進文化國力大增，據考證，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為楚文化的先河。
庸國佔有逐鹿中原而問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窺中原之虛而入之，實在是“庸人自擾”。究其原因是：庸華人背離了地域傳統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變”的內在精神，過份張揚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機。然而，庸國的滅亡是上層貴族勢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潰滅，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動盪中吸取異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隱逸中儲存下來。自此，堵河以古巫養生為特質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臺而隱居於民俗之中綿延下去。